1%与99%的大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的《201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09万亿元，同比增加1.71万亿元。有心的网友算了一下，按照这个存款数额，中国人均存款达到77623元。可是细数一下自己在银行的存款数字，很多人都未能达到这个“平均水准”，于是就出现了“我们都拖国家后腿了”的感慨、议论和吐槽。

事实上，贫富差距议题一直占据全球经济的重要位置。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普通民众对财富的不平等产生了更强烈的质疑。美国最权威的家庭财富数据之一“消费者理财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2007年的八次统计调查中，1%的家庭长期占有35%左右的财富。而具体到财富结构，即便是中产阶级也和1%的超级富裕家庭存在着巨大差异。“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将贫富矛盾持续激化，甚至一度蔓延到全球发达国家，其中一句口号就是“1%与99%”的问题——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1%人的贪婪与腐败。

贫富差距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国度，斯蒂格利茨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从市场、制度、宏观经济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剖析了美国现阶段不平等的现状。正如他在书中提到的1%的群体掌握着99%的命运，1%的人占据着99%的财富，这其实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家的现状。

中国人当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平等带来的隐患，由经济学家徐滇庆所著的《看懂中国贫富差距》，用多种、全方位的数据让人们了解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不同的是，徐滇庆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数据来进行分析，阐述的是一个事实。而《不平等的代价》在分析原因和造成的后果之余，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遏制上层人群的过度行为，减少寻租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行税制改革，并帮助普通民众增加收入。

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著作《自由选择》中曾引用过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

提倡政府应该放权的不止弗里德曼，《生活中的经济学》作者加里·贝克尔在书中论道：最好的产业政策就是不扶持任何产业，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扼杀经济增长……与弗里德曼不同的是，加里·贝克尔列举了很多我们生活中或者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和例子，来告诉我们市场自由的重要性和可贵性。

事隔十年之后，中国官方首次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已经超出全球公认的警戒线，但至少我们看到了政府正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接下来，就是如何拔掉这些扎在中国老百姓的心头之刺，或许，这也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