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折磨与荣耀

我在童年时，便知道我有一位妹妹送给远房亲戚，那是经常听到父母和老祖母唠叨着的。他们是忘不了这位远离身边的亲骨肉。我对这位妹妹却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特别二十一岁那年，漂洋过海回国参加抗战，更是把她全忘了。祖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落在海外的三亲六戚，故交老友，有了音信，有了联系。我这位妹妹已进了老年行列，儿女成群。年轻人比母辈怀念我这位年轻即回国的老舅舅，经常给我写信问安，也使我了解他们一些情况。其中大外甥，获得美国艾奥瓦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台湾某大学当教授。据说模样长得像我。1998年秋，我女儿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 终于见到这位大表哥。据她说不仅模样长得像我，性格也相似。除了专注他的专业外，似乎不闻人间烟火，从不沾手柴米油盐，如我除了能泡方便面外，连烧饭也外行，而且，也跟我一样，从小就有点耳聋。

从外甥们口中知道这位妹妹为何不给我回信或回国来看我，因她在我面前有自卑感，她当年被父母认为是“祸根”抛弃的，虽然收养她的人家是情谊深厚的亲戚，待她如亲生儿女，非常疼爱。她也嫁了好丈夫，儿女成群，家境也富裕幸福，但对自己身世耿耿于怀。

为什么父母把她当成“祸根”呢？

我父亲是我年轻守寡祖母的独生子，父亲成家后生下我这个宝贝，真是老天爷的恩赐，是传宗接代的老祖宗，所以要我叫父亲为“叔”，叫母亲为“婶”，因我是老天爷恩赐的小神仙，这人间是没有人有资格当我的老子和老娘的。我这天王小老子降生隔年，这位妹妹便诞生了，她一生下来，父亲便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是倾家荡产又债台高筑才把他一条老命从阎王手里夺回来。这都是这该死女儿带来的。祸根不除，家无宁日。因此只好忍痛送小瘟神。

罗曼·罗兰说过，“一颗充满爱的心，是天生要受它们的爱的人的折磨的”。

留给祖母、父母终其一生的痛苦、不幸、折磨的，并非他们送走的女儿，而是我这个他们最疼爱、最宝贵的天王小老子。我说终其一生，因为他们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间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日日夜夜无尽的悲伤，焦虑的折磨。直到近半世纪后，幸逢祖国改革开放之后，我回去探亲时，他们早已长眠地下，据说八十三岁老祖母弥留之际，还叨念着我这个孩子。

在这世界上，最神圣、最无私的爱，是母爱。我十三岁时，家庭经济已落入困境，父亲经商失败，又吸上了鸦片，母亲也四十出头，她生了十个儿女，夭折的，送人的，最后只剩下我的弟弟及一个妹妹。当时还有个老祖母，全家十几口人三顿饭，劈柴洗菜洗碗，以及全家衣服都靠她一人洗。全家用完餐，留下剩饭残羹，她才上桌，这匆匆用餐时，可说是一天中唯一屁股坐在板凳歇口气的瞬间。我长成少年时，需要出门谋生，但我找不到职业，感到没有前途，非常苦闷，她安慰我说：“只要你留在我身边，我要饭也要养活你。”她最担心的是我远走高飞，“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在那个时代南洋青年是感到可笑，没有出息的。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伏尔加流浪汉的“高尔基”，回祖国上前线奔西安，入抗大陕北公学，才是他们认为超尘脱俗、鹤立鸡群的高尚生活，壮丽人生。我也终于离家出走了。

而且， 母亲也知道，我并非到什么地方谋生，也不是去哪里探亲访友，也非到远地去观光旅游，而是到炮火连天的祖国战地，这是生离，也可能是死别。

1989年我回到新加坡探亲，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杨松年博士来访我，说他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各种当地华文报刊全毁的劫后余生中，找到我1937-1940中所发表的各种文章近四十篇，这些文章作者虽然是我，但现在也是他艰苦考证的成果，所以目前都未影印给我。其中所写内容，人事变迁半世纪，我都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但其中一篇短文叫《离家前夜》，我却历历在目：母亲满脸泪容，全身瘫痪似地坐在椅子上，全家笼罩着阴郁的沉重气氛中，连平时俏皮捣蛋、整天蹦蹦跳跳、屁股片刻都不沾板凳的九岁小弟弟，也感到家中发生了什么灾难，乖乖地、安静地坐在一旁。我为了别后避免引起母亲触景生情，把书架的书都送到剧社，把墙上我一帧美术大半身照片也摘下来送给好友吴静邦，这照片直到全国解放后，吴先生回到故乡厦门后又寄还给我。

我投奔新四军后，驰骋山沟平原穷山野岭，根本不可能与海外家庭通信，全家都极焦虑，悬念着杳无音讯的游子。我十一月投军，隔年二月发生皖南事变，新加坡有报纸新闻说我已殉难，全家悲痛欲绝。上海朋友急托人转告我家里，说我不是到皖南，而是到苏北。我到苏北不到一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日本侵略者秋季大规模扫荡，我哮喘病又发作，领导便“精简”我回上海养病。我到上海人生地疏，原寄存友人的衣服用品全部被分光失落，身上又没生活费，冬天又将至，面临冻死饿死的威胁，便急函寄家中求救，家中接到我流落异乡可能饿死街头的求救信，刚要回信，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 从上海到新加坡航线断绝，我又像断了线的风筝，全家又陷入为我生死未卜的焦虑、悲痛的情绪里。近五年后，日本投降，我早已回部队并驻扎在苏中解放区东台市，生活暂为安定，才给家中寄去平安信，家中回信我尚未接到，大举进攻华中解放区，我又跟着部队退出华中解放区，北上山东……全国解放后，才能经常和家庭联系，老祖母等不及我这宝贝孙子归来，含悲仙逝，父母也已风烛残年，家境又更贫寒，不可能回来看我。我曾筹军饷寄给他们表示点孝心，但当时尚未改革开放，严禁汇款到国外……

我这家庭天王小老子才是给母亲带来无穷尽不幸的“瘟神”。

到了晚年，回首一生，整整离家革命六十年，作为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虽然也为党与人民做了点有益工作，但甚愧为贡献太微薄，可欣慰的，是从未做过损害党的坏事，一生廉洁自律，我敢说连根烟也不抽公家的。我当官时，为联系关系与兄弟领导应酬，宴请也不用公款，是自己掏腰包，更不为亲人、为自己极力谋私利。1957年划我为“”，剧团全体大会批评我四天，说我有各种错误文艺思想，但没有任何为己谋私，争权索利。当我有时看看几个战役纪念章，两个三级军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我常常这样想，这里也有为我悲痛终生的母亲和家中亲人一部分心血。

这也是我自感到对得起母亲的欣慰。

母亲，您是备受爱的折磨，但在天之灵，您也有一份爱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