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而后生

摘要：《静止的生活》是英国当代作家A. S. 拜厄特四部曲的第二部。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斯蒂芬妮在小说结尾出人意料地触电身亡，成为作品中最大的隐喻。本文从语言风格、词汇意义、语言功能入手，以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康德道德宗教概念、以及死亡与悲剧的内在关系解读斯蒂芬妮的生死意义，通过对其死亡场景描写的探究分析其死亡的深层次动因，指出积极的死亡以否定的形式传达生命的力量，其意义在于开启生者新的生命，并以此分析拜厄特的生死哲学观。

关键词：《静止的生活》；死亡；本能；主体；悲剧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6-0049-05

死亡历来是文学与哲学中的重要主题之一，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释义：叔本华称死亡是哲学的起点；弗洛伊德说它是生命的源头和目标；华莱士・史蒂文森将之喻为“美之母”；爱伦・坡认为“一个美丽女性的死亡”是“世上最富有诗意的题材”。观点林林总总，却都难以解释英国当代作家A. S. 拜厄特在《静止的生活》（Still Life， 1985）中的死亡描写。她曾将自己定位为“具有自觉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1]15，“现实主义”要求她直面死亡，“自觉意识”又令她的遣词造句蕴含深意。

《静止的生活》继续四部曲第一部《园中处女》（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1978）的故事情节，讲述女主人公弗莱德丽卡・波特的剑桥学习与情感生活，其姐斯蒂芬妮・波特与丹尼尔・奥顿的婚后生活，剧作家亚历山大・伟德博恩的新作《黄椅子》，以及其他人物在50年代的生活。然而小说结尾，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斯蒂芬妮却出人意料地触电身亡，激起了读者对这位慈悲与智慧并存的女性形象的无限同情甚至不满：“每隔三周左右，就会有读者发来谴责的信件：你怎么能那样做？怎么能让我感受那种事情？毫无思想准备，你没有权利那样做，小说不应该那样发展。”（Hass Interview）四部曲只进行到第二部尾声，一个主要人物便匆匆离场，这着实让读者有些不知其所以然，却又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意外”的真实力量。正如艾丽丝・默多克评价的那样，这是“长久以来我所读过小说中最出色的一记惊愕――出乎意料，却真实无比”（Byatt Interview）。也许小说题目本身提供了某种线索：still life法语译为nature morte，字面意思为“自然死亡”；中文亦可译为“静物”，暗指亚历山大剧作中的主人公梵・高，他的作品“静物”便影射其死亡；同时，still life还暗示了生命的延续性――无论发生什么，生活还是要继续；抑或“静止”意味着不朽，“死”而后生？种种猜测呼应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反应，悔恨、悲恸、思索纠缠凝结，让人物与读者久久不得释怀。

《静止的生活》自出版以来受到英语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多将之与四部曲首部《园中处女》并置，考察其中的语言、历史以及女性问题。如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认为小说对绘画的描写最终回到语言的再现问题上。[2]马斯-琼斯（Adam Mars-Jones）将小说归于19世纪文学传统，指出小说虽然也包含更具实验性的声音――叙事者的声音，但并不那么成功。[3]韦斯特雷克（Michael Westlake）提出小说最终关注的仍是语言作为交流形式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讨论后结构主义理论提出的语言本质的问题。[4]索罗森（Sue Sorensen）认为这部小说是拜厄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的文本“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语言的局限性及不可接近之真实的敏锐意识”。语言与现实、现实主义与实验技巧固然是拜厄特创作的要素，但蕴含着作者生命哲学的斯蒂芬妮的生命模式同样不容忽视。柯斯莱特（Tess Cosslett）提出斯蒂芬妮的生命模式与华兹华斯的《永生颂》相对应，却没有深入挖掘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哲学。死亡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背后暗含着斯蒂芬妮生存的困境与死亡的意义。死亡在这里不再是构成情节的某种事件，而是一种须从生存哲学层面去理解领会的现象。

直面死亡：平实语言的动机和效果

在《静止的生活》中，拜厄特尽量减少因果关系的描述，避免使用隐喻的语言。在谈到该作品的创作时，她坦言：“我决定写一部尽可能平实的小说，避免神话以及文化联想，甚至是一部放弃隐喻手法的小说。”[1]3这样的观点成为小说中的剧作家亚历山大与她本人共同的创作观。亚历山大在创作《黄椅子》时，也曾打算使用平实、精确、不带修辞的文字。尽管在《心灵的激情》中，她承认这一尝试的失败，但读者仍可发现她为此所作的努力。死亡场景描写了斯蒂芬妮尝试去解救被猫带进房子的麻雀，由于接触未接地的电冰箱而遭电击身亡。死亡时刻的描写仅占短短一个段落的篇幅：

“之后电冰箱猛地一击。疼痛传遍全身，手臂与金属粘在一起，肉体焦糊，噼啪作响。此刻斯蒂芬妮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枕头上的小脑袋随之闪过她的脑海，‘噢，孩子们怎么办？’接着又跳出一个词：利他主义，对此惊讶过后是黑暗的疼痛，更多的疼痛。”

这幕死亡场景的描写中除了麻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电冰箱的“击打”和脑海中跳出的“利他主义”多少可以令读者联想起她的生活状态，最后的话语则却相当直接明了――“就是这个”。拜厄特试图剥去文学作品中死亡的种种神话、迷信、传统的外衣，以最平实的笔调来书写，既摒弃浪漫主义与维多利亚时期浪漫、感伤、神秘的倾向，又排拒现代、后现代黑色、荒诞的作品风格，斯蒂芬妮的死亡和生育都以直接、平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样的描写方式不禁令读者想起《伊利亚特》洛伊将领阿尔刻罗科斯的阵亡场景：

“他被打在脑袋和脖颈交会的地方，最后一节脊梁上。那两条筋一起都断了，当他倒下的时候，他的额头、嘴巴和鼻子比他的脚胫和膝盖先着地。”[5]

这处死亡描写既没有渲染身体的痛苦，又省略了一切感彩，表现出完全冷眼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平实的描写实则表达了对死亡顺其自然的态度，死亡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本能无师自通，但是弗洛伊德给予这一概念新的内涵，认为它具有保守、回归和重复三个特点，总能使人从心理纷乱恢复到恬静平和，回归本来状态。[6]于是本能作为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原初状态的冲动，并不是一种主动积极的生命力，相反，它具有保守倾向，体现人的一种惰性。归复这一原生态的目标决定了一切生物无一例外归于死亡的真理。于是死亡本能成为生命内在的本能，对西方现代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死亡本能理论由此提出。死亡既然是宿命，既然是恢复恬静平和、回归本来状态的生命本能，便可以平静坦然地接受。拜厄特冷静而真实的描写表现出斯蒂芬妮对死亡的态度实际上是泰然处之，“就是这个”仿佛她已在此恭候多时。

在这段描写中，拜厄特还突破了海德格尔“此在”自身死亡的传统，即人的最深层次体验是无法加以对象化的，因为当人体验到死亡之时，人的“此在”即宣告终结，自然没有将这种死亡体验传达给他人的可能。拜厄特却实现死亡者意识角度的书写，带给读者无比震撼的真实感。这实际上得益于她的亲身经历：儿子11岁时因车祸意外身亡，带给她沉重的打击和无尽的哀思；她本人曾经触电，侥幸逃过一劫，却得到了电流突然传遍全身的切身体验。

另一方面，拜厄特描写新生命的诞生采用了同样平实的笔调，“就是这个”与斯蒂芬妮迎接儿子威廉降生时说的“你”颇有异曲同工之效。对于生死皆安然接受，这是斯蒂芬妮的泰然，也是拜厄特生死哲学观的反映。自然界里的生生死死总是相互因缘又相互平衡。叔本华写道：“诞生和死亡都同等地属于生命，并且是互为条件而保持平衡的。……也可以说诞生和死亡都是作为整个生命现象的两极而保持平衡的。”[7]他还用“自然循环论”来描述和论证种族不灭。生命虽然只有一瞬间的逗留，又匆匆走向死亡，但它们的本质却始终保持不变，并不断地借助个体显现出来。这样看来，个体死亡只是自然中再平常不过的一瞬，使用平实自然的语言讲述这种寻常的瞬间在拜厄特看来再合适不过。

“利他主义”：生命的道德向善

“利他主义”（altruism）一词的言说是这一死亡时刻的高潮，这个直接而有力的词语表现了斯蒂芬妮“为他者而活”的生命轨迹，她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了然于心，也完全明白这样的生活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

生活中的斯蒂芬妮一向是人们寻求帮助的对象，作为助理牧师的妻子，她也常常协助丈夫为周围的人排忧解难，甚至一些更加无助与被动的离群索居者。出事当天，前后共有三个人来拜访：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打听如何找到杰瑞・巴特；克莱门斯・法赫为丈夫在外寻花问柳而苦恼不已，为此请她出面调解；初涉感情的弟弟马库斯・波特想要找个人倾诉自己对露丝的好感。斯蒂芬妮面对此景十分沮丧，却难以抗拒同情的本能，机械地为解决每个人的问题而努力。丹尼尔的愤怒、吉登的贪念、马库斯的欲望、克莱门斯的憎恶，斯蒂芬妮身处这些不可调和的情感漩涡之中，无法自拔。此时，因得到斯蒂芬妮的救护而存活的猫带进屋内一只麻雀，以动物原初自然的形象将斯蒂芬妮的同情推向了极致。麻雀吸引了斯蒂芬妮全部的注意力，仿佛这是她首先要帮助的对象。导致斯蒂芬妮死亡的电击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人们加之于其上的过分负担。斯蒂芬妮是上帝死后世界里的救命稻草，人们习惯了将负担卸载其上，把她视为个人故事的倾泻地。曾经的学者和文学教师如今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助理牧师的妻子，对于自己聪明才智无用武之地倍感失落，这一点却无人理会。因此，麻雀的危险与人类的困惑相比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打破先前艰难维系的平衡，将她带向生命的终结。

如果说丈夫丹尼尔对他人的帮助是出于助理牧师的身份，出于他对上帝的信仰，那么，对于没有的斯蒂芬妮来说，就是道德向善成为她热心助人的动力。道德向善是康德宗教的精义，他强调道德不依赖于宗教，而是恰恰相反：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康德道德论断的目的在于解释道德如何能够将个体引领向宗教的善举。德里达在《信仰和知识：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两个来源》一文中全盘接受康德的这一思想并指出，康德“反思的信仰”概念将纯粹道德和基督教信仰定义为不可分割一体，究其实质是要求人们在道德上行善事时，不要考虑上帝存在或者不存在，即是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监督着自己，而是完全依凭个人善良意志的绝对律令，完全出于自觉来为人处事。单纯崇拜的宗教在努力寻求“神的恩惠”，但它只传授祈祷和欲求；道德宗教则与生活中的善举息息相关，它要求人们变得善良，并为这个目标而活动：“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为了使自己与这个救助配当而应该做什么。”[8]斯蒂芬妮信仰的正是这种道德宗教，她的行善与上帝的存在无关，而仅仅是凭借着个人的善良意志、完全自觉地帮助周围的人和动物。死亡，正是在她行善的高潮中来临的。“利他主义”从斯蒂芬妮无神论者身份的角度表现了其生命的意义。

反观丹尼尔，他的信仰由于妻子的突然离世而发生动摇。他开始意识到长久以来自己对生命态度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他工作的基础，于是信仰、工作、生活全部陷入混沌之中，心中充斥的是无尽的负疚感。此时，《圣经》已经不能为丹尼尔解释斯蒂芬妮的处境，取而代之的是《李尔王》。拜厄特在小说中评论道，按照基督教批评家们的解读，考狄利娅之死是出于救赎李尔王的目的，促成李尔王与天国的和解。丹尼尔不禁暗自思忖：夺去斯蒂芬妮的生命就是为了让我尝尝苦难的滋味，这样的上帝谁会相信呢？莎士比亚设计了考狄利娅的死亡，意在表明世上还有比负罪感与负罪救赎更糟糕的事情。李尔王让丹尼尔明白，他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上帝之死，不是罪恶的救赎，也不是意义的缺失，而是太多的意义。对丹尼尔来说，他听不见斯蒂芬妮言说的那些词汇，他的痛苦因而更为持久、无从摆脱。

“利他主义”一词本身也昭示了斯蒂芬妮失去话语言说权利的困境。语言是主体成其为主体的中介形式，特别是对斯蒂芬妮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语言即自我。然而，斯蒂芬妮对一度了然于心的学术词汇渐感陌生，周遭的环境、家庭的琐事、沟通的匮乏无情地剥夺了她的话语权。在意外发生不久前，她曾经向丹尼尔宣泄不满：自己无法言说真正关心的那些词汇，“只能使用有限的词汇，这让我痛苦不已。”“词语像幽灵一样环绕着我，挥之不去。”比如“话语。理性的话语。诡辩。柏拉图的理想。催化剂。……”斯蒂芬妮最后的言语中“利他主义”一词也是她“大量尘封词汇”的补充。由此，对上帝的抛弃和对语言的抛弃双重打击着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她，语言的缺失消解了她主体存在的可能性，活着的她不过是“以沉沦的方式死着”。[9]可以说，语言的缺失才是她死亡的真正元凶，没有话语权的人必定要保持沉默，而长久地保持沉默便意味着死亡。语言的任意性将死亡置于空虚之所，死亡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权威性转而与“缺席”紧密相连。在弗洛伊德的释梦中，哑即是死，斯蒂芬妮的“哑”预示着死亡的到来。因此，这一词语的言说既是对她慈悲性格的肯定，亦可视为对她天赋浪费、无权言说的叹惜。

悲剧与死亡：生死的辩证统一

拜厄特在小说中欲扬先抑，先是精炼明了的叙述，其后又不乏复杂深入的意义分析。短短的死亡场景描写之后是一番关于死亡的思考，她追溯曾经以婚姻作为结尾的小说，读者在跟随着小说人物在婚姻生活的沙地和泥沼中艰难跋涉。婚姻常常以争吵、模糊、可能的分歧而告终，读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让故事继续。与此相比，死亡更像是一个结局，悲剧便以死亡作为结尾，因此，拜厄特尤其关注悲剧中的死亡。

亚里士多德以怜悯和恐惧作为悲剧追求的审美效果，而死亡最能激发悯恤之心和恐怖之情，因此死亡被认为是悲剧的试金石。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的悲壮冲突，个体毁灭唤起的怜悯和恐惧是悲剧中死亡主题的永恒审美价值。死亡能够调节整个悲剧的情调和氛围，使观众的情绪随着人物的命运大起大落；它还让悲剧人物陷入绝境之中，“在生存价值遭遇严重危机的时刻，逼使他去思考生与死的根本问题”。[10]拜厄特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结尾很好地容括了悲伤的种种痛苦。例如她特别关注的《李尔王》，最悲惨的一幕，李尔王抱着女儿的尸体痛不欲生：“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他们的生命，你却没有一丝呼吸？你是永不回来的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第5幕，第3场）悲号之后旋即死去。考狄利娅的死似乎违背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情感净化说，善良的人却遭到死亡的噩运常常令人不忍卒读。读者可以心平气和地接受李尔王的离去，却不愿接受考狄利娅这样一位善良女性的死亡。李尔王留给人们最后的一句话是：“瞧着她，瞧，她的嘴唇，瞧那边，瞧那边！”（第5幕，第3场）李尔王幻想着考狄利娅的嘴唇仍在翕动，“那边”不仅仅是考狄利娅的嘴唇，更是她的死而复生。拜厄特认为他“死在了这样的幻觉中”，死亡完成了他生命的朝圣。与之相反，丹尼尔是个“实际”的人，斯蒂芬妮死后，他告诉自己“绝不能放弃真实，不能放任自己去想象或渴望她的在场，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刻。”因为这样的渴望会令他“丧失意志与生物体的连续性，从而迷失自我。”他不能像李尔王那样置己不顾，他需要振作起来，抚育孩子们，需要去工作。丹尼尔出于斯蒂芬妮的父亲比尔对他教育背景的嘲弄读过这部戏剧，实际上，他未曾读过的《哈姆雷特》更好地解释了其处境，该剧同样包含悲剧的忧伤，但在王子迈入死亡的同时却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获得了新生。因此，生存并不是解决之道，丹尼尔自觉“那一时刻”是新的源头，“他的余生始于她的死亡”。

生命始于斯蒂芬妮之死的并非丹尼尔一人。斯蒂芬妮自《园中处女》一出场便因丰满的身材、对幼猫的照料而成为生命力的象征。在《静止的生活》中，拜厄特描写她两度孕育新生命，并以“生长的事物”为标题，以细腻的笔触精心地描绘斯蒂芬妮的儿子威廉咿呀学语，后花园里繁茂的蔬菜、瓜果、花草，救护猫妈妈及其幼崽的过程，植物、动物、人，这一切都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欣欣向荣，她本人也“沉迷于生长的事物”之中。拜厄特还插入自己的评论：“小说源起于一个隐喻：一个年轻女子，带着孩子，凝视着托盘中的一土壤，刚刚出芽的幼苗苍白衰弱，在求生的挣扎中奄奄一息。女子手中是一幅花朵的照片和亮闪闪的种子包。金莲花、大蔓藤种子混杂在一起。”生命的种子和生命的延续都在斯蒂芬妮的手中，挣扎着的她却失去了生命。由是观之，死亡本身不是真正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生，在于通过死亡揭示生存的真谛。斯蒂芬妮的死使得周围的生物以新的方式继续生命，所有一切的余生都始于她的死亡。

结语

描写斯蒂芬妮之死的章节标题拉丁文Unus Passerum，即one sparrow，一只麻雀之意。在《圣经》中，麻雀常常用来比拟人类生命的更高价值：“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的麻雀却象征着个体生命的消逝，斯蒂芬妮的死更像是一场宗教牺牲，以否定形式传达并形成生命的强大力量。因此，死亡成为悲剧的必然结局似乎成了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结果。拜厄特曾申明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将上帝视为“无处不在的缺席者。”[1]5既然如此，斯蒂芬妮为何要像考狄莉亚那样作为牺牲？如果死亡意味着终结，为何其背后纷繁的力量依旧存在？事实上，生与死本就相互因缘而又相互平衡，死亡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带给生者希望。身处日常琐事之中时能够克己修身、道德向善；面临死亡时能够泰然处之，即便最终以悲剧收场，却也带来无尽的生的希望。

参考文献

[1]Byatt， A.S. Passions of the Mind： Selected Writings[M]. London： Vintage， 1993： 15.

[2]Parrinder， Patrick. Thirty Years Ago[J].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985：17.

[3]Mars-Jones， Adam. Doubts about the Monument[J].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985： 720.

[4]Westlake， Michael. The Hard Idea of Truth[J]. PN Review， 1989：37.

[5]荷马. 伊利亚特[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70.

[6]段德智. 西方死亡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

[7]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石冲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78.

[8]德里达，瓦蒂莫. 宗教[M]. 杜小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

[9]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杰，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6：302.

[10]颜翔林. 死亡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