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三年》人物形象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摘 要： 《九三年》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一部重要作品，本文尝试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来解读雨果在小说中通过人物行为所寄托的人道主义思想。

关键词：小说《九三年》 雨果 人道主义思想

《九三年》是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创作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一部作品，因为它是雨果晚年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被认为“是雨果整个创作的终结”。①P249而且作者在小说中更加深刻地凸显了他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小说《九三年》中，雨果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旺代叛乱的反革命首领朗德纳克，共和军的领袖郭文，以及受国民公会委任去监督郭文的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这三个人物在作者雨果的笔下血肉丰满、形象鲜明，从第一次出场开始，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作者给他们设置的特殊环境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一切都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小说结尾的两次转变却大大出乎人的意料：叛军首领朗德纳克在逃生时冒着生命回来营救三个快要葬身火海的小孩，自己却被革命军俘获，革命军领袖郭文被朗德纳克舍身救孩子的举动感化，擅自放走了朗德纳克，而自己被判处死刑。

一、朗德纳克：从“魔鬼”到“英雄”

朗德纳克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他凶残成性、杀人如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他的残暴、冷酷常常让人不寒而栗。在朗德纳克还没有正式出场之前，雨果就借两个人物之口告诉读者朗德纳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博瓦贝特罗和拉・维约维尔在谈到朗德纳克时说：“就是说，只要他凶残就行。”“凶残，对，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残酷无情的战争啊！现在是凶残者当道。”②P33

朗德纳克的一些所作所为也让他凶残如“魔鬼”的狰狞面孔变得更加可怕，他杀光了欢迎和接待蓝军（共和军）的厄布昂帕田庄的老百姓，烧光了村庄，杀死了伤兵，枪决了八十多个俘虏，抓走了三个孩子并把他们当做人质。他的手上沾满了革命党人和普通老百姓的鲜血，在他的心里，杀戮并不是一件惨烈而残暴的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他的手上似乎只是一个个泥人，一捏就碎。他带着一帮叛乱者们屠杀革命者，残害无辜的百姓，一些细节描写触目惊心：

“那些死尸全是士兵，全都赤着脚，他们的鞋子被拿走了，武器也被拿走了，蓝色的军服还穿在身上……他们是被人当场枪毙的；枪毙者很仔细，一个幸存者也没有，整堆尸体中听不到任何声……一具也没漏掉，每具尸体都被子弹穿了许多洞。”②P110

那种场面可以想见，他们企图消灭革命军，绝对不留一个活口，甚至连两个女酒倌也不放过，这种残忍的暴行是令人发指的。

在作者的笔下，朗德纳克的手下也是极其残忍的，其中一个外号叫短枪的，“对任何人都从不发慈悲”②P73，被他擢升为作战副官的羿马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他的灵魂里根本没有人性”②P241，“他的残暴触目惊心”②P242，这样一群冷酷无情，在战场上只论敌我，只管生死的人，他们拥护和扶持的领导者，毫无疑问，也是冷血的、不讲人性的，这个领导旺代叛乱的人――朗德纳克给他们灌输复辟思想，向他们下达“起来反抗、决不宽恕”的命令，而且是“对任何人都不宽恕”。

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视生命如草芥的人是残暴、肆虐、与人民为敌的“魔鬼”的象征，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听到一位母亲凄惨呼叫着救她的孩子的一瞬间，他心里人性的火花被点燃了，他放弃了逃生的大好机会，冒着生命危险冲到熊熊大火中抢救孩子，在他的身上真的还有未泯灭的人性吗？在那一刻，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而只有他才有通向那个救人的铁门的钥匙，这个“魔鬼”挺身而出，为了这三个被困在大火中的被共和军收养的孩子，他转眼间，完美蜕变成了一个高大的、让人敬佩的“英雄”，一个不顾自己安危只为救人的“英雄”。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合乎情理吗？

朗德纳克的凶残、无情、灭绝人性在作者的笔下是人所共见的，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怜悯心，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同情之心，当那么多士兵在他眼前倒下的时候，当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的家园被他的军队烧光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得意自己的“杰作”，他在庆祝这暂时的胜利，因为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一点犹豫，他决绝得连俘虏也不放过。如果他有同情心，有哪怕一点点残存的人性，当那些百姓悲痛欲绝的时候，当那些俘虏向他们请求保全生命的时候他就应该心软，而不是最后才觉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样一个“以凶残著称”，“毫无怜悯心”的“魔鬼”，怎么会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即使朗德纳克转变的可能性成立，他的身份也会使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微乎其微。他是大革命前被封建王朝赐封的侯爵，是领导旺代叛乱的首领，他有着自己的职责和一直所坚持的复辟事业，对于他来说，革命是他完成事业的绊脚石，他的身上肩负着“指挥旺代战争的伟大使命”，少了他，“君主制就可能完蛋”。他一直怀着扑灭革命的野心，他的复辟愿望是十分强烈的，他幻想着借助欧洲的支援，两面夹击共和国，将革命实力铲除。

对他来说，反革命事业高于一切，谁阻碍了他前进的脚步，谁就得死，即使是自己人也无法幸免，因为他心中的原则谁也无法触犯，那就是“与敌人对阵的时候，犯了任何过失都应该处死。任何过失都是无法补救的”。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处死了那个在克莱摩尔号巡航舰上犯了过失又将功补过了的炮手。

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复辟事业高于一切，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使命”，当克莱摩尔号巡航舰被国民军的战舰击沉之后，只有朗德纳克和一个水手幸存，他告诉那个水手：“去帮助旺代正直的农民们拯救法国、拯救国王、拯救上帝。”②P66这就是他们本来要做的事，是他这个唯一的幸存者要做的事。他一步步地朝自己的复辟理想靠近，他亡命布列塔尼，挑拨煽动、尽一切可能号召愚昧的旺代人发动反革命暴动，他是前侯爵，他认为自己始终代表国王，他要复辟封建王朝。当他和仅存的六个叛军被困在拉杜格城堡里走投无路的时候，阿尔马洛奇迹般地出现并救出了他们，他们在分头逃跑时还不忘约定会头地点，说明他并没有因为这次叛乱的失败就放弃复辟事业，即使反革命队伍已经被消灭殆尽，他只要活着逃出去了，还是会从头开始，不断积蓄力量，就像他第一次从海上死里逃生，集结旺代人发动武装叛乱一样。他是一个充满自信而又极其坚定的人，他从不害怕暂时的失败，他相信自己所关注的复辟事业是会取得成功的，因为他是朗德纳克――身负使命和职责的首领，只要他还活着，复辟就有希望。在决定回头救那三个孩子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自己会因为这个举动被共和军俘获，按照共和国的法律，他将被处死，这意味着他为之全身心投入的复辟大业将毁于一旦，他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在那样的紧要关头，他忘记了自己一贯坚持的原则，忘记了自己说过的“决不宽恕”，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去救三个被当做人质的孩子。

很显然，这个代价是巨大的，朗德纳克真的能承担得起吗？他真的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一直憧憬的复辟理想去换三个曾经在他眼里那么微不足道的生命吗？这样的转变其实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一个视自己的复辟使命为一切的作恶多端的“魔鬼”是不可能在一瞬间屹立成一位“英雄”的。

其实这是作者赋予他的人道主义，朗德纳克是作者刻意的安排，雨果想用自己的笔去净化朗德纳克丑恶、荒芜的心灵，想让这样一个恶人身上一瞬间闪现的爱心和表现出来的仁慈去更好地诠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或者说是用人道主义让朗德纳克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回归，一种由恶到善的回归，这也符合雨果一贯认为的“人性本善”的观点，他认为人性中的善必将战胜恶，恶人也可以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作者之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净化朗德纳克是为了说明人性中善和恶的斗争随处可见，即便在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中，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在作恶多端的恶人身上，善良的人性还是能够被激发出来的。这样一次人性的闪光其实也让一直和朗德纳克对立的郭文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他的眼睛里，朗德纳克的心灵被降伏了，“人道战胜了不人道”，“它用的是什么武器？用的是什么战争机器？它用的是摇篮”②P409，对于这样一个在心灵里“巍然屹立起了纯洁无邪”的人，郭文犹豫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处置朗德纳克，雨果以净化的方式去艺术化地处理朗德纳克这个人物，也为郭文的转变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其实目标是指向他所坚持的人道主义。

二、郭文：从“领袖”到“罪人”

郭文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正面人物之一，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一个善良、宽厚、仁慈的共和国军队的司令。蓝军俘获了一个向他开枪的叛军，他不但不杀他，还吩咐手下给他包扎伤口，他竟然对那个想杀他的敌人说：“你要活下去。你想以国王的名义杀死我，而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宽恕你。”②P256在西穆尔登眼里，“他显然是个宽大为怀的人”，他认为在革命和斗争中，宽恕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表示郭文在抓住了朗德纳克之后会因为感动于他的救人之举而将他释放，自己代替他走上断头台。

虽然朗德纳克是郭文的叔祖父，在感情上而言，“朗德纳克流血，等于他自己流血”，杀了朗德纳克，实际上就是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割裂了骨肉亲情。郭文是贵族的后裔，但毕竟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他已经选择了共和，选择了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国，解放人类。为了这个理想，他和自己的阶级决裂，走上了这样一条革命的道路，朗德纳克虽然和他有着血缘关系，但是因为他是顽固的保皇党，他们分别站在敌对的两方，在郭文眼里，此时，朗德纳克是“一个野蛮的斗士，一个屠杀战俘的刽子手，一个君主制和封建制的狂热卫道士”，“一个在战争中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个嗜血成性的家伙”。“对这个冷酷无情的人”，郭文“也将冷酷无情”，他要“杀掉这个杀人的坏蛋”。这一切事先就已经安排好了。

郭文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要带领人民打倒复辟势力，他要为了人民真正的幸福生活而战斗，从他背叛自己的阶级开始，他就坚定了这样做的决心，他才华横溢，智勇双全，是共和军中十分有魄力的年轻有为的司令。他的身上寄予着人民的希望、死去的共和国战士的希望、国民公会的希望。他也留下“前侯爵朗德纳克一经验明正身，立即执行枪决”②P99的布告，这说明，他没有考虑过亲情，在他眼里，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实现共和的理想重于泰山。虽然他生性宽容，仗一打完就会心软，会“保护修女嬷嬷，营救贵族的妻室和小姐，放走俘虏，恢复教士的自由”②P164，但这些都是在战争结束后他才会做的事，这只能说明他是善良的、有同情心的，因为他所宽恕的人都不是革命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对他们宽容也并不会影响到革命事业。

他做出释放朗德纳克的决定显然不是出于亲情因素，如果说是因为感动于他在关键时刻救出了三个孩子的话，就更说不通了。首先，朗德纳克这样的举动并没有那么大的感化力，因为这三个孩子的母亲从他的枪下死里逃生，这三个孩子也是被他领导的叛军抓回去做人质的，他们企图用孩子的生命换回自由，在朗德纳克和其他几个人都逃脱之后，羿马蛑点燃了导火索，三个孩子置身火海之中，这一切的安排，朗德纳克都是知情的，他也是直接参与者，那么，当他回过头来救这三个孩子的时候，郭文应该感动吗？或者说他能有多感动呢？朗德纳克这个“魔鬼”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的这种所谓的义举，其实只是在为自己犯下的灭绝人性的错误和罪行赎罪，或是补救，因为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才是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他即使在这一瞬间觉悟了，也只是“当恶魔没有当到底”，这也根本不足以让这个一向慈悲为怀的人感动到愿意放走他的程度。其次，如果放走朗德纳克，他就一下子成了共和国的“罪人”，朗德纳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屠杀无辜的百姓，烧了他们的村庄，残害英勇的共和国战士，连战俘也不放过，他让心灵涂炭，血流成河。共和国军队经过了那么多艰苦的斗争，终于抓住了他，能因为他这一个救人的举动而放虎归山吗？朗德纳克被放走之后呢？难道真的就此向善了吗？说不定他“又会拼命地重新从事他那罪恶的旧业，人们会看到一幢幢房屋被烧毁，一批批俘虏被屠杀，一批批伤员被处死，一群群妇女被杀害”，而只要处死朗德纳克，一切都将是光明的，内战结束了，叛军的复辟幻想也将随之烟消云散，这些郭文都知道，他这样一个机智的领导者又怎么会为一个“魔鬼”而放弃革命的利益呢？

除此之外，西穆尔登的革命决心也在给他施加压力，西穆尔登是郭文小时候的家庭教师，郭文“是西穆尔登在世间唯一心爱的人”，他们之间感情很深，甚至超越了父子之情，郭文非常敬重这位老师，在镇压旺代叛乱的斗争中，他们并肩作战，西穆尔登还拼死救了郭文两次，在郭文心里，恩师西穆尔登是他最亲近、最尊重的人，那么西穆尔登的话对他而言自然分量很重，在讨论革命问题的时候，西穆尔登提醒过他：“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怜悯可能成为背叛的一种方式。”西穆尔登是一个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的人，在不断的革命历练中，他懂得在战场上敌人就是敌人，对付敌人不能心慈手软、优柔寡断，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只是对穷苦人抱着特别的怜悯之心”，对于敌人他则是冷酷无情的、铁面无私的，在俘获了朗德纳克之后，他是极其兴奋的，将朗德纳克推上断头台已在计划之中，这也是西穆尔登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结果，对他来说，处决朗德纳克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从他作为救国委员会特派员被派去监视郭文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立场就十分坚定了，他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双重的，老百姓爱戴他，国民公会信任他，他应该公正无私，在他心里，朗德纳克这个“魔鬼”非杀不可，他的决心如此坚定，无人可撼动。在这种压力下，郭文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放走朗德纳克呢？他要面对的是这个和他情如父子的恩师，他会因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让西穆尔登失望甚至绝望吗？从这个层面上讲，郭文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杀人魔头而放弃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沦为“罪人”。

朗德纳克和郭文的转变是出人意料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不符合常理的，但在作者雨果的笔下，“奇迹”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朗德纳克从一个“魔鬼”转变成了一个“英雄”，而郭文则从一个“领袖”沦为了一个“罪人”，这其实是一种思想发挥了作用，那就是雨果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思想，“他把人道主义的思想分摊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严峻而又冷酷的现实人物；另一个是有远大理想、和蔼可亲、宽恕一切的人物”③P399，他借这两个人物说出：“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

主人公郭文无疑就是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在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作者赋予了他很多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的仁慈、善良、宽容、博爱都在雨果的笔下熠熠闪光。一方面，他实行胜利后的仁慈和宽恕原则，他不伤害弱者，尽力营救贵族的妻室和小姐，而且主张赦免俘虏，这些都让郭文成了爱和宽容的化身。另一方面，对于朗德纳克的凶残，他毫不手软、从不动摇，并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在他眼里，革命是正义的、有必要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性在他身上兼而有之，他既勇于献身革命，又维护人道主义原则，朗德纳克“冒着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牺牲，高傲地救出了三个孩子，同时交出了自己的脑袋，交出了那个此前令人恐怖、如今令人敬畏的脑袋”②P413。郭文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痛苦的矛盾当中，最终，雨果替他做出了选择：放走朗德纳克，而这对于郭文来说，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责任”。因为于心不忍，郭文用自己的脑袋换取了朗德纳克的自由。

这样的郭文是完美的，甚至是过于完美的，雨果美化了这个原本就有着宽容、仁爱之心但又有着革命决心的人物。在郭文眼里，朗德纳克现在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保王党杀人犯了，他看到了朗德纳克身上也“存在着人类博大无比的同情心，存在着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存在着安全的人对危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存在着老年人对所有儿童应有的慈爱”②P419，他想要“证明这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是献出自己的头颅来证明”②P419。雨果显然夸大了朗德纳克转变的感化力，积压在郭文心里的对朗德纳克的仇恨，似乎一下子土崩瓦解了，郭文的心里虽然有挣扎，但灵魂里的博爱、宽恕占了上风，在雨果的笔下，郭文被拔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是被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刻意美化了的，西穆尔登的死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西穆尔登在雨果的笔下被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典型，他是一个冷峻、铁面无私、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斗士，他有着“冷酷无情者的威严”和“一种冷冰冰的铁石心肠的刚毅”，他接受了国民公会的任命和朗德纳克“针锋相对”，“与这个人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为的是把共和国从他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的革命决心是坚定的、无人可以改变的，他认为郭文性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宽容，容易心软，他也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对敌人不能抱有一丝的怜悯之心。他对郭文视如己出，当然希望郭文和他一样，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说，郭文是尊敬这个革命经验丰富的恩师的，他的教诲自然要谨记在心，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违背了西穆尔登的意思，放走了共和国的敌人。国民公会铁一般的纪律和他应该履行的职责让西穆尔登战胜了私人感情，他最终下令处死郭文，但在郭文人头落地的那一刻，他因为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打击，开枪自尽。在偏向人道主义的郭文面前，西穆尔登是雨果设置的阻碍人道主义的绊脚石，虽然郭文被送上了断头台，但西穆尔登的死似乎表明还是人道主义赢得了胜利。雨果弱化了西穆尔登对郭文的影响力，也要替郭文选择人道主义这条路，虽然他知道自己“放走了祸害祖国的家伙”，他是“有罪的”，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这一切都是在雨果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的驱使下完成的。西穆尔登这个革命者坚定如磐石的革命决心依然抵不过人道主义力量。

雨果的很多小说中都有着或浅或深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在他的旷世巨著《悲惨世界》中，我们也能读出浓厚的人道主义的氛围。不管是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的道德感化，还是冉阿让对沙威的宽恕，甚至是沙威最后时刻的觉悟，都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完美再现。就《九三年》来说，雨果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人道主义”高于“革命”，甚至高于一切的观点应该加以修正，“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话不错，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努力争取，而不能希望每个人的人性中都隐藏着人道精神，一旦“天良发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作者在情节的安排上应该更加理智和客观，应该把人道主义和革命放在两个不同的层面考虑，这样人物的性格发展和情节的演变才能更加顺理成章，更加合情合理。对于郭文来说，他的革命决心是非常坚定的，他也应该一直抱定革命的理想，而不应该用葬送革命事业的代价去换一个罪恶的敌人的生命，但这并不是说朗德纳克那一瞬间闪现出的人性火花就应该被忽视，在抓住朗德纳克之后，就要果断地把他送上断头台。他救孩子的举动是值得肯定的，却无法将他的过去全部抹去，他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的，为了革命的事业，处决朗德纳克是非常必要的，但处决他的方式应该相对人道一点，断头台是比较残忍的方式，可以用一种更加人性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或者对他采取终身监禁，至少确保反革命势力不可能再次卷土重来。

注释：

①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雨果.九三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③［苏］尼・穆拉维耶娃.雨果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1］仵从巨.“革命”与“人道”关系质疑――关于《九三年》评论中的一个问题.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11，VOL24，（6）.

［2］唐晓宁.浅谈雨果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3，VOL18，（1）.

［3］李倩.人性人道革命和爱――雨果小说对爱的独特理解.淮阴师专学报，1996，VOL18，（3）（总72）.

［4］李艾兰.人道主义――雨果小说的灵魂.新闻出版交流，1997，（4）.

［5］高韵青.从《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形象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外交学院学报，1998，（3）.

［6］郑永慧.雨果的《九三年》――法国大革命的史诗.

［7］何崇见.天平应该偏向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