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电影”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

[摘 要]“十七年电影”并非只是一个过时的政治标本。在其显著的政治话语形态之中，在其“英雄典型论”等原则之下，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十七年电影”有其一定的文化价值。其在人物塑造上对吃苦耐劳、善良淳朴、热爱祖国等品质的推举及其对个人幸福和美的追求，所蕴含和表达出的和合互助、重信守义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十七年电影”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这种富于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

[关键词] “十七年电影”；人文精神；民族性

一般来说，人们因“十七年电影”强调歌颂、忌讳讽刺，将它们看做“”十年电影的先声。确实，“十七年电影”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强大的政治话语交融在一起，其“题材决定论”“英雄典型论”等原则早已是明日黄花。但是，“十七年电影”并非只是一个过时的政治标本。不仅当时的观众对这些影片保留了相当美好的文化记忆，今天娱乐界仍不乏老歌翻唱、经典重拍，显然，“十七年电影”的价值并不能因其政治因素而简单地加以否定。“十七年电影”其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们在贫瘠的文化荒原中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同时其人文精神又具备鲜明的民族性。下面本文试从两个方面来略论“十七年电影”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

传统文化对革命理想的融合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西方文化之理性和信仰的分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通过内心自觉地修持，即可在“人伦日用”之中领悟“理”的价值。“如果说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这便是一种具体表现。”[1]7-8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理论总结，并不能简单地以封建糟粕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与理性精神已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化之不能等同于西化是非常明显的事实。”[1]3依照他的理解，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1]4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是一个重要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命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人本身，“修齐治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一。在“十七年电影”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下，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髓，或者说“十七年电影”相当一部分程度上用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融合了革命理想的目标，这正是它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宝藏，哪怕重重的高山无边的草原,哪怕湍湍的河水道路艰难。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河水快乐地流向远方，心中怀恋着我的姑娘，你默默无言的等待，我牢牢地记在心上，你那美丽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它使我更加坚强地走向战场。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这是电影《深山探宝》的主题歌《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歌词。钱钟书认为“女子伤春”和“男子悲秋”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抒情模式。女子伤春，是悲伤青春易逝、爱情不得美满；男子悲秋，则在此之外还蕴涵怀才不遇、生命不得实现其价值的忧愤。爱情和事业，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追求，在上述所引的歌词中，恰好从这两个方面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同时饱含对祖国的热爱，而这基本是“十七年电影”的总体精神风貌。其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择其要而言之。

（一）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古有之：“中国地居温带；为文明所自起之黄河流域，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中，又颇近于寒瘠；其民非力作则无以自存。故其所殚心者，在如何合群力作，以维其生；以求养生送死之无憾而已。”[2]17“十七年电影”中为了集体和祖国牺牲个人幸福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电影《东进序曲》的插曲《新四军军歌》中的一句“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对革命理想之融合的代表。

（二）对待战争（和敌人）的态度

朱东润先生曾论述过我们民族对战争的态度：“通诗三百五篇读之，未尝有以战争为乐者。……盖吾国对于战争，大抵以仅能自全为止……”[3]110在“十七年电影”中我军民针对战争和敌人所持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即是对这一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阐释。“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中对这一点的表现尤为充分，洋溢整个电影中的必胜意志和乐观信心都是建立在反侵略、战争的正义基础之上的。“十七年电影”战争片中对败寇的先礼后兵、对俘虏的优待等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的表现。

（三）重义守信

这在“十七年电影”中主要表现在同志情意和群众关系两个方面。比如《刘三姐》里对刘三姐的无私营救、《冰山上的来客》里痛失战友的悲愤、《党的女儿》和《洪湖赤卫队》中牺牲自己救援同志，《闪闪的红星》中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潘冬子的母亲牺牲，等等，这样的情节是很多的。

（四）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品质和淳朴、善良并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

幽默、机智以外，“十七年电影”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符合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堪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经典童谣，至今耳熟能详。

“以天尊地卑，各有定位，故有君贵臣贱，重男轻女之义。以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故虽重男抑女，而阴阳仍有平等之义焉。”[2]12这应该是“男女都一样”思想在外来影响下得以发生的传统文化根基。然而，女性一直处于几乎没有话语权的状态。纵览“十七年电影”诸多的女性银幕形象，我们可以说其中的女性意识是极其淡薄的，女性性别的“私人性”几乎完全从属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一方面，“女性形象在十七年电影中摆脱了被窥视、被分享的地位，并且帮助男性成长为坚强、优秀的革命者”[4]；另一方面，为避免所谓“资产阶级感情”，这一时期电影中女性之勇敢皆是阶级斗争的勇敢，其觉悟皆是投身革命的觉悟。虽然也有电影塑造了主动追求男性甚至敢于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如《花好月圆》），但总体来说，女性的激情和欲望、女性作为女性的情感和心灵特质几乎是“不可见”的。相应的，电影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都是极富传统文化品质的，基本上来说都是淳朴、善良并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可以《洪湖赤卫队》和《柳堡的故事》为代表。即使是富有个性的李双双，对丈夫喜旺何尝不是相劝、相忍、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