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综合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启示

一、“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1、“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综合症”

“广场协议”指的是在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所达成关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协议。“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进入了大规模的升值期，日元汇率从260．48日元升到1988年12月的123．61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lO%。

“日元升值综合症”的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罗纳德・麦金农和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在《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一书中首先系统提出的，其含义为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以来，在美国政府的高压下，国际社会形成了持续的和牢固的日元升值预期以及由此而来的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现泡沫经济、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为避免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外需的不利影响，日本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了银根，过度的流动性流向投机性资产从而引发泡沫经济。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这些经济表现是不是因为日元升值直接造成的结果呢？其实不然，“广场协议”本身并不足以导致日本经济持续萧条，最多只能算一个“导火索”而已。多数研究者认为，“广场协议”至多只能算是诱发日本病的原因之一而已，日本经济持续萧条的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自身缺陷和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笔者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作为佐证，我们可以拿同样在此期间德国马克的升值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作比较。

在1970一1990年，德国与日本虽然都经历了持续的货币升值，但两国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应对措施，其两国的经济表现也大不一样，就两国的物价来说，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平均为3．8％，日本消费物价增长率平均为5．7％，而且，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远较日本稳定，德国消费物价增长率偏离其20年平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2．05个百分点，日本则达到了5．3个百分点；就其实际的GDP增长率来看，德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较日本稳定，德国实际GDP增长率偏离其20年平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1．98个百分点，日本则达到了2．3个百分点①。

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从宏观层面比较进行分析，主要是德日面对本币升值采取的应对措施的不同造成的，一是选择汇率升值方式的不同，德国选择的汇率升值方式是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渐进地完成升值过程，而日本选择的则是在较长的时间内通过干预来压抑舞值，导致最后被迫大幅度升值；二是政策目标取舍方面的差异，在国内物价稳定和汇率稳定之间，德国将货币政策置于宏观调控的首位，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而日本政府选择了更为偏重汇率稳定的政策；三是资本管制方式不同，德国贯彻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相反日本政府则更多地运用了资本管制。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面对本币升值时所采取的失当经济政策，诸如《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担心“升值萧条”现象的产生，为减轻日元升值可能出现的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在日元大幅升值后，采取了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造成大量的过剩资金开始流入股票和房地产部门,引起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再如日本一直实行重投资、重出口和轻消费的政策，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在《广场协议》签署后执意发展外向型经济,继续扩大出口,依靠外需带动经济增长，而忽视提升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

曾有观点认为，日元急剧升值导致日本实体经济（如制造业）大量外流，而流入日本的国际游资又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由此埋下了泡沫经济的根源。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相反认为日本在面对本币升值时所采取的措施失当才是致使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

二、“日元升值综合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启示

以制造业和出口实现崛起的国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本币升值成为必然的选择，否则将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引发投机热钱的持续流入和实际资源的大量外流，最终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GDP增长速度达9.3％，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强大的基本面支持。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我国出口势头强劲，外贸顺差居高不下，带动外汇储备也超常规增长，这既为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增大、人民币被动投放过多、市场流动性泛滥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而且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汇率制度改革不仅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变革，同时也使人民币汇率水平进一步重估成为可能。

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以我为主有序推进，总体上对我国实体经济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也在积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③。下面从借鉴日元升值教训的视角谈谈对人民币升值的启示。

1、中日经济对比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日本80 年代有不少相似之处：出口增长迅速，贸易顺差急剧增加，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 GDP 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对世界市场形成较大依赖；出口市场集中于欧美等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汇率问题成为贸易争议焦点。但在对外贸易结构、市场开放程度和维护汇率独立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同：

（1）对外贸易结构上分析，我国目前人民币升值所依托的经济基础与日本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当年贸易顺差来源于其所拥有核心技术的机电产业不同，我国贸易顺差目前主要来源于初级产品出口及简单加工贸易，在资源日渐衰竭、石油等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及反倾销制裁加剧背景下，这种贸易顺差是非常不稳定的，换而言之，我国人民币升值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

（2）市场开放度的不同，日本长期实行保护本国经济和市场的政策，日本国内市场的封闭性是当时美日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这使得美国制造企业可以高度一致地要求日元升值来改变不平衡的贸易格局。与日本当年国内市场封闭做法相比，目前中国市场开放度比较大，主要经贸伙伴已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态势。有数据显示，2010年1-5月前五位贸易伙伴（欧盟、美国、东盟、日本与我国香港地区）进出口已分别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6.3%、12.9%、10.1%、9.4%和7.5%。同时，资本往来也呈现多样化和多区域特征。

（3）维护汇率独立性的不同，中日货币升值都离不开“美元因素”，与美国的关系而言，中国毕竟比日本要独立得多，更何况，美国压日元升值最后导致日本长期经济萧条的教训已经让中国政府与理论界保持足够的警惕。从日美贸易战中可以看出，贸易妥协会招致更大的压力和贸易限制。1957 年《日美纺织品协定》签订后，美国相继要求日本对鞋类、电器产品、胶合板、陶瓷器、地毯、缝纫机实施自我出口限制；20 世纪60～70 年代要求对钢材制品、汽车、汽车零部件、彩电等诸多产品实施自我出口限制。随着日本逐步的让步，到80 年代美国变本加厉，直接通过日元升值压制日本。就人民币升值和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不依附任何国家和货币关系，体现的是汇率的自。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中国政府将自行决定人民币升值步伐，而不会妥协于其他国家的压力。

2、对人民升值的启示

无论人民币升值和日元升值有什么不同和相同，是否存在可比性，但当时日本的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及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毕竟对当前人民币的升值有一定的国际经验可吸取和历史经验可借鉴。

（1）人民币升值需要缓慢地渐进式调整。经济基本面的调整往往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与此相对应，汇率的调整最好也是缓慢渐进的。这样的调整过程最符合经济基本面变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另外，渐进的调整过程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我国目前尚处于“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政策、体制、产业结构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协调，那么币值不应存在严重低估。正是由于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贸易粗放式增长和外资偏好以及外汇供求矛盾，才直接导致人民币的快速升值的预期，而决非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④。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面临非常突然的大幅汇率调整，国内投资会一下子找不到出路，这部分资本如果大量涌向资本市场，很可能引发泡沫经济。

（2）浮动汇率、放开资本管制、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大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的三难选择之间，德国和日本都选择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放弃了固定汇率。作为世界经济当中重要新生力量的崛起，必然要求该国的货币相对于外部世界逐渐调整，汇率浮动势所难免。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有助于让市场更早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在市场上找到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是渐进调整汇率的必要保障。

（3）政策目标的取舍方面，要强调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决不能让货币政策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德国货币当局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没有因为汇率价格中的泡沫伤害国内的经济；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汇率没能保住，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德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货当局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和资本项目开放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4）重视推进产业升级。日本在泡沫经济以后重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给日本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带来了机遇。在1990年泡沫完全破裂后，“日本制造”被迫全面转型，日本工业从一般的加工制造型企业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日式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强化。我国的出口产品增值率低、附加值低，这与我国的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改善贸易顺差，不只是通过汇率的调整和出口政策的控制，同时也应根据国情，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改善我国的产业结构。

三、如何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虽然现阶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日元升值的严重程度，但自人民币升值加速后，对外出口增长放慢，经济增长放缓，人民币的被动升值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因而短期内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的加深，经济实力、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增强，成为国际可兑换货币，因而实行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有其客观必然性。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也会趋向实际汇率，升值将是必然的。但如何消除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呢？笔者认为，从宏观层面上看，一方面我国应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水平。在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给扩张、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既控制货币供给，抑制通胀，又保持对内需和外需的适当刺激，防止经济大的波动。在遇到持续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房市、股市偏热时，更需要向外界传递坚决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明确信号，绝不能使货币政策附属于汇率政策。另一方面我国应扩大内需，减少外贸出口依赖。必须有效扩大内需，正确引导投资流向，防止本币升值后的盲目投资和产业空心化现象，尤其要防止泡沫经济。汇率政策只有与其他扩张需求的政策合理搭配，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应尽快实行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尽快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以内需驱动为主的战略转变，大力发展中国的大市场、大消费，发展有核心技术的大企业。

从出口企业层面看，面对汇率波动对于出口企业的诸多不利影响，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一方面应采取各种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应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创立自主品牌来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挑战。首先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以增强产业竞争力；其次是出口企业应该整合资源，加快海外转移，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再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的出口企业应该立足长远，走差异化、品牌化的道路⑤。

参考文献：

[1]郭承.先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研究――借鉴德国、日本汇率升值的经验[J].

[2]贺小勇人.民币汇率政策国际压力分析：以日元升值教训为视角[J].国际商务研究,2009 (3)

[3]胡晓炼.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成功实践[J].

[4]刘源,邱世峰.谨防人民币升值“过速” ――基于日元升值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动态,2008(7)

[5]张悦.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J].国际商贸.2011(12)

注：该论文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与就业压力：国际经验与宁波的对策”（ 宁波市科技局2011年度软科学项目201101A1011060)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