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咸平现象看经济学风之“失纯”

由愿当“学术斗士”的郎咸平教授在不经意间挑起的学术论战，起始于对TCL、海尔、格林科尔的强烈质疑，中经“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抢夺话语权的几轮交锋，现已成为刮遍学术界的一股旋风，有媒体指称其为“郎咸平现象”。以日前在北京召开的“由部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及经济学人士”参加的名为“改革路径的新选择与学者良知”研讨会为标志，这场论战开始由经济学界的“独聊”演变为诸子百家的“群聊”。时至今日，透过“郎咸平现象”的“薄纱”，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看到什么实质呢？以笔者愚见，将其定义为“一场宽泛化的学术大争论”似不为过。

之所以作出如此判断，一是因为这场论战的几个特征清晰可见：它既不是一场由各自代言人能够“代表”的论战，又不是就具体问题发表“醉翁之意仅在酒”式观点的论战，也不是仅发生于经济学界内部可由其独占话语权的论战，更不是短期内能够分出“胜负”达到“共识”的论战；二是因为这场论战的参与主体已经宽泛化；它既涉及以郎咸平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者（他虽不承认但无法改变），又涉及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涉及以顾雏军为代表的企业巨头，还涉及以张文魁（包括那位不愿透露姓名只愿提出“没有更好方案郎难辞其咎”诘难的国资委官员）为代表的政界人士，甚至涉及以鄢烈山、搜狐网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张维迎曾痛斥媒体及网络对企业环境恶化的影响），以张卫星为代表的普通公众等等；三是因为这场论战的所涉论题已经宽泛化：既有学术观点之争，又有流派地位之夺，也有学者人格之呼，更有研究方法之辩，终有价值取向之战……

笔者不才，虽从事学术研十余年，但除了与“饭碗”相关的经济学外，疏于关注，故不敢对其它学界贸然作评；但就笔者所在的经济学界来说，学术风气之“不纯”已经达到不得不整肃的地步。其实，对这种“失纯现象”因何而来，显在何处，生出何弊的问题，经济学界的名儒大家已经开始思考，最近有些学者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展开或直言或含蓄的批评，不能不说是个好的开端。一贯坚持一针见血做派的郎咸平对此的评论是：“我觉得外界已经慢慢能理解我这种透过实证研究说话的定位。这种定位绝对不应该是我的专利，而应该是每一个经济学家必须要有的定位，只是目前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还做不到”；“靠研究和数字取得话语权的学者才应该是主流学者，而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其研究成果才是能被尊重的学者。明星经济学家不是靠‘需要’而产生的，而是靠以数据证明的其明星级观点而产生的。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我并不介意经济学家对我的批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甚至认为很多网友比有些经济学家还要了解我的观点”。

光在评论此事时则不无含蓄：社会各界对这场论战的“反应颇耐人寻味：有官方背景的理论界，即所谓有话语权的人士大多对郎持保留态度，如‘不能因此停止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善待企业家’等等；而民间却几乎呈一边倒形势，有百分之九十多完全支持郎的观点。一直以改革先锋自诩的理论界与广大民众的态度在同一问题上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为近二十年来所少见。且不说郎咸平先生的观点正确与否，单是这种反差也是值得探讨的。一般来说，理论界的认识会有一定的超前性，一种改革理论或措施的提出，会有一些民众不理解，但反差如此之大究竟是为什么呢？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还是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或是其他原因？”国内经济学界较为活跃的青年学者钟伟的评论柔中见锋：“在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愈演愈烈的争论正在演化为经济学家的集体‘出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很清楚，郎咸平提出什么样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论证这个结果的过程是不是科学。我们看到多数反驳者只是一味批判郎的观点，但不注重郎咸平论证这些观点的方法、数据和逻辑。你可以否定，但否定也必须是建立在严谨、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指出他错在哪里”；“只要郎咸平研究的方法和数据是正确的，那么你就是再不喜欢他的观点，你都没有权利否定。而如果你只是喜欢他的观点，但得出这个观点的分析方法，采用的数据、模型都是不科学的，那么你也没有资格说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一个人用严谨的还是通俗的语言，通过学术杂志还是大众媒体，在国内还是国外，以张狂还是低调的态度来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都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对个人基本自由选择权，有起码的尊重”。笔者认为，国内经济学界学风之“失纯”，根子在于某些学者身上存在五大“软肋”；换言之，学风失纯背后或许隐藏着另外“五失”：

一是失态。经济学在中国属“舶来品”，叶虽茂根不深。由于缺乏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国产”经济学理论一般是在西方或“东方”某一学派的学说框架下“挖补”而成，故“抗击打”能力脆弱。但以前经济学者（当时称为理论家）之失态，一般表现为由“为我所用，因需诠释”，产生的“墙头草”现象。撇开动乱时期不谈，即便在舆论环境不很恶劣时期，也大多逃不出“找圣言速论证”的“治学”模式，这数上世纪50年代学术界大批特批马寅初先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最为典型。但这种“传统”的失态方式今天已与时俱进地予以“创新”了--“易表态”180度逆转似地变为“不表态”，而不管论题事关大是大非，也无论公众如何需要指点迷津！两种失态，一个根源：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必然缺乏理论的坚定性！口口声声教诲企业家应该如何搞好“危机管理”，而经济学界一旦自身发生危机，却显得多么的茫然失措，短暂失言就在所难免，以致有人在评判朗氏观点时，不无失态地写道：“当公牛闯入瓷器店，许多人为牛的勇猛喝彩时，却忽视了瓷器的损失”（赵晓语）。

二是失聪。耳聪目明，才能伶牙俐齿。笔者不敢枉论郎氏观点在总体上是否正确（如反对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取向就值得商榷），但欣赏他“结论来自数据”的调研之风。反观国内的主流学者，著述越来越“丰”，底气越来越“薄”。究其原因，“学问”大多出自书斋而非真正来自第一线的调查研究。费孝通先生1939年发表的《江村经济》一文至今还是其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永葆学术青春的秘诀在于该文是苦经数年的实地调研才得以完成。而今日经济学大师们虽然可以“著作等身”，但且慢，请问哪一部如费老那样属于真正意义上呕心沥血之作？不愿下基层深入调查，不愿运用来自第一线的第一手资料而“孵化”出来的论作，平庸之作甚至学术垃圾者居多。“郎咸平现象”是个警示：大学家如若离开了调查研究与实案分析，同样可能导致失语乱语――既可能导致“能语不想语”，也可能出现“想语就乱语”。凡失态者，当以根治失聪症为先。

三是失范。治学规范之缺失，研究方法之失当，在我国学术界仍是较为突出的问题。除前文提及的研究资料不少不属于第一手外，还有如下几点失范倾向：其一，学术为“特定使命”（政治的或商业的等）服务，相应地研究方法为要得出的“研究”结论服务。其二，即使没有特殊使命仅为多出学术成果，既想出“创新”之作又想免调研之苦的捷径之一，便是多多采用“带着观点找论据”的演绎方法；而郎氏却离经叛道，强调“数据能够说话，理念毫无意义”，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场论战在方法论上的迥异！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确实开始重视定量分析了，但遗憾在于，一方面将定量分析简单地等同于模型分析而对案例分析注重不够；另一方面，即便模型分析，不少模型属于中看不中用甚至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摆设或工具，即将模型当作“高级”语言来论证一些带有常识性的“低级”命题，以致落下“数学是经济学的最后遮羞布”的诟病！

四是失信。缺失何信？公信力也！经济学者的理论学说，想必最终要为经世济民所用；而“学”之有效或失效，首要的是看国民能否理解与接受；而要让国民接受经济学者的理论，学说本身的科学性是一个方面，经济学者的公信力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上网站随便转转不难发现，目前国人对经济学家的公信力颇有微词，原因虽然很多，但如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重视：其一，经济学者的观点应该更鲜明一些，既不要作无病或故弄玄虚状，也不要将观点深埋文中让公众不得要领。郎氏观点之所以在公众中有“市场”，部分地恐与其鲜明犀利有关。其二，养成尊重事实、服理认错的勇气。记得2001年当管理层推出按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减持国有股方案的时候，某少壮派人士（陈淮）在中央电视台对散户大呼“重大利好”；当上证指数突破2200点时，有年长名儒（肖灼基）遥指15000点；后来他们又拒不认错，至今还落为证券市场的笑柄。其三，要与“自身利益”保持距离。当今的多数经济学者在企业担任独董或顾问。必须看到，离自身利益近一分，必然会离公信力远一分。笔者虽对北大某教授（张维迎）的学术造诣十分仰慕，但对其公信力心存芥蒂：他曾在《改革》杂志上发表《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一文，列陈原国家邮电部的种种垄断行为并提出“打垄”力措，在其后中国电信的改革中一一实施，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当“亚信”独董之后。虽说两者可能并无必然联系，但总感它是影响学术公信力的行为。再如，三年前当郎氏“炮轰”德隆最为猛烈之时，某经济学家（魏杰）欣然加入旗下的新疆屯河担任独董，真不知是何使然。

五是失身。失信与失身之别，在于看其“投怀送抱”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是兼顾自身利益还是完全出于一己私利，是只说错话不做错事还是双管齐下为虎作怅？虽然失身者在主流经济学者中只属极少数，但恶劣影响不可小觑。当经济学者口中成天挂着“公平”、“社会福利”，眼中却只有资本利益没有公共利益之时，当在资本利益面前社会良知与学术道德均可抛置脑后之时，当为资本利益代言主动寻求“话语霸权”之时，失身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

可见，现在确实到了端正国内经济学界学术风气的时候了！推而广之，经济学界是如此，其它学界亦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