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献翻译与外来宗教文化

摘 要： 本文概述了历史上不同时期我国的佛教与基督教文献翻译，回顾了翻译在这两大宗教进入中国文化后的表现，从宏观文化背景及微观文化背景两个角度剖析了翻译与佛教在中国的接受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拒绝之间的关系，论证了翻译在一定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关键词： 外来宗教文化 宗教文献翻译 文化背景

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但是，翻译并不总是促进传播文化，有时也阻碍文化的传播，如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进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不同命运。佛教被普遍接受并融入中华主流文化，而基督教却屡被排斥。正因为如此，研究翻译就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与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翻译在这两种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中的表现，论证翻译在大文化背景影响下对文化传入的反作用。

1.宏观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文献翻译

传入的宗教文化既是传播的主体，又是被接受的客体，而接受的民族既是传播的客体，又是接受的主体。一种宗教能否传播到另一民族，就在于能否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也就是说，传入的宗教必须为接受民族的政治经济发展所需要，并且能够顺应或同化接受民族的文化传统，接受民族对传入的宗教一定要有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一种宗教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而只能是既保持有宗教的基本特征，又带有接受民族文化色彩的重构物。翻译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播途径，要想成功地完成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任务，造成一定的文化影响，首先要依赖其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契机。

1.1宏观文化背景下的佛教文献的翻译

佛教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当时政治日益腐败，宦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教初传，不得不依附于社会上已经流行的神仙方术，其目的无非是使人们更容易接受佛教。这也正迎合了统治者的思想，他们也用神仙方术的思想来改造佛教，使佛教在中国传播开来。但此时的译经多属个人翻译，并无固定的人员共同参与译经，缺乏系统。且来华的高僧皆在传教之余译经，并未取得朝廷的扶持，翻译工作亦无特定地点，翻译的文体不一，译名混淆。

从东晋开始，到隋末为止，政治局势更为动荡不安，为了麻痹民众的思想，统治者更为重视和利用佛教。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反抗遭到失败后，他们也希望找到精神的依托，加上当时僧人的积极活动，佛教有了大量的信徒，佛教盛行开来。从东晋到南北朝之间，译经逐渐受到国家重视，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译经组织，使译经事业更加蓬勃。当时译出的经典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此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系统地介绍佛经，分辨不同宗论著作，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

到了唐代，我国佛教进入全盛时期。唐朝立国的统治者有了前车之鉴，接受了隋朝的教训，认识到人民的巨大威力，为了巩固统治特权，一方面稍微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另一方面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意识的统治，大力推崇佛教，使佛教进一步本土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唐代佛教的发展，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顶峰。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有两名出自唐代；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前代。

唐末战乱频繁，译经事业濒临废绝，到了北宋末年，翻译逐渐寥落，译场也日趋式微，后来，就不再见于史书记载了。

1.2宏观文化背景下基督教文献的翻译

早在唐代贞观元年，基督教传入中国，当时称景教。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据说，景教教徒曾用中文翻译出经书35部，但流传至今的景教文献并不多。这些译经中大多借助佛、道、儒的语言，因而这些译经无法传达景教要传达的真意，致使景教在中国无法扎根生长。虽然景教是在政府的允许下开始传教，并且曾经“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一度很兴盛，但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受到牵连，直至景教在中原地区一度绝迹。

元朝时，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请罗马教皇派宣教士来中国传教，被称为“也里可温”的基督教，即蒙古语的福音教，在中国一度振兴。但由于元朝统治者要借助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相结合的文化传统建立国家，稳定江山，因此基督教受到了主体文化的排斥。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是蒙古文和维吾尔文的《圣经・新约》译本，这更加限制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教徒也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极少，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归于灭绝。

明末清初，是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形成的第二个翻译高潮，这期间是基督教在中国最为风光的时期。当时欧洲一批耶稣会士先后来华，他们肩负着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清代初年，清政府重用传教士，这推动了天主教的传播。利玛窦等人逐步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通过大量翻译活动来扩大其影响，抬高天主教的地位。他们的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这次翻译高潮无论从时间、译者队伍还是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远不能与第一次佛经翻译相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但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有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与第一次译书高潮相比，这是主要特色。由于中国“祭祖尊孔”的传统与基督教的“独奉上帝”的原则相矛盾，罗马教廷内部在“中国礼仪”问题上争论激烈，颁布了所谓“禁约”，引起清政府的不满，最终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正面冲突，颁布禁教命令，史称“百年禁教”，这一禁令使得基督教在中国不能顺利传播。

鸦片战争时期，基督教的传入越来越与政治武力相结合，西方各国不仅欲通过“坚船利炮”，而且想通过物质以外的精神文化来达到侵略的目的。虽然这一时期出版的译著教义典籍大大增多，但随着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殖民活动的思潮的高涨，维护中华本土文化的“反教运动”也声势逐渐浩大，基督教再一次遭到排斥。

2.微观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文献翻译

微观文化背景即译者或翻译策动者的个人背景和文化取向。就宗教翻译而言，宗教经典之所以会被翻译，便是因为一个社会群体要给另外一个社会群体规定某种。因而佛经与圣经翻译者一开始便有很强的目的性，即把另一种信仰带入一个新的民族。要达到这个目的，很显然得靠具体的翻译操作。一个完整的翻译过程包括选材、理解和表达，三个步骤中处处有着译者的主观参与。

2.1微观文化背景下的佛经翻译

在译经人员上，我国的佛经翻译可分为三期。第一，外国人主译期；第二，中外人共译期；第三，本国人主译期。第一期的代表人物为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他们来自西域，对汉文不甚了解，必须请汉人做译经的助手。由于他们的汉语水平有限，译文往往词不达义，译作质量不高的居多。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为鸠摩罗什、觉贤、真谛。这一阶段，外来传教者比较懂得汉语，而中国的翻译佛经的人员也能深刻理解佛理，译文的质量远远高于第一期。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是玄奘、义净等。这一时期担任主译的人多是精通教义、通晓梵汉两语的中国僧人，如玄奘既有极高的佛理造诣，又兼通梵汉两种语言文字，因此这一时期所翻译的大量佛经典籍质量极高。

在选材上，最初的佛经翻译人员是不作选择的，翻译佛经也没有计划性，遇到什么就翻译什么。到了东晋，翻译者精通梵文，兼解汉语，这时的佛经翻译内容广泛，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这一时期译经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翻译者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立翻译文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力求切合原意。到了唐代，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选译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而所翻译的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大大超过前代。

在理解表达上，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初期，一开始便依附于社会上已经流行的神仙方术，并以此为指导来翻译佛经。为了便于人们理解佛教教义，许多佛经翻译者以儒道概念范畴内的文字来翻译佛经，这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佛教教义。由于佛教中的许多概念与老庄玄学中的概念有很多契合之处，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往往通过老庄玄学的名词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佛教义理，这种用儒道的概念范畴来比喻和阐述佛教经典的方法称为“格义”。格义佛教经典的出现不仅推动了中国佛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玄学、儒学与佛教相结合。

总的来说，我国佛经翻译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外国人主译阶段，到中外人共译阶段，再到本国人主译阶段。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归化”，并采用了“格义”的方法，即用儒道的概念范畴来比喻和阐述佛教经典，以此来去除语言文字和理解上的一些障碍，使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相融合。

2.2微观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文献翻译

早在唐代基督教即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景教教徒阿罗本来到长安，通过翻译基督教经书来传播基督教，这些译经中大量借取中国文化中现存的字句来翻译，甚至大量使用佛教的语言文字。这种译法虽然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依附于社会上已经流行的神仙方术有相似之处，但这些佛教化了的景教经典根本无法传达景教所要传达的本意，中国人所读到的只是景教所借用的符号所表达出来的意念，而并非景教的真正理念，因此有人甚至认为景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

元朝时，意大利天主教会士约翰・孟高淮诺曾把《圣经・新约》翻译成蒙古文和维吾尔文，还组织过唱诗班，在教堂里演唱。但由于当时信教教徒主要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极少，而用蒙古文和维吾尔文所翻译的《圣经・新约》限制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限制了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可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因而这一时期的翻译影响甚微。

明末清初期间来华的耶稣会士，知名的在70名以上，一般都有著译作品。意大利人利玛窦主张“习儒归汉”，除了他的《天主实录》引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义比较成功之外，其他的译著均影响不大。如意大利人罗明坚所译的《天主圣教实录》，因中文水平有限，很多名词是直译过来的，不便于中国人理解；葡萄牙人阿玛诺所译的《转世金书》在教会中极受重视，译的是原书的第1、3卷，但实际上译文深奥，难以普及。

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他是将全部《新旧约全书》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自马礼逊开始，新教的教徒和学者们历时百年，投入近百名人力，翻译《圣经》，出版了各种中译本，终于在1919年2月出版了《新旧约全书》，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审慎的好译本，被公认为最好、最透彻，且流传最广泛，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但即便如此，这些版本在普通的中国人读来文字上仍有不适应之感。

佛教与基督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契机下，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二者在中国的不同命运。佛教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中国译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相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三足鼎立，基督教在中国只能说是惨淡经营，从唐代灭佛连带把景教也灭了，到元时昙花一现又随元的灭亡而灭绝，到清时“百年禁教”，再到近代的“反教运动”，总之是屡次遭到排斥，当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总之，翻译与文化是互动的，翻译反映一定的文化背景，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成功的翻译促使客体文化迸入主体文化，失败的翻译只能阻碍客体文化进入主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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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属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人才引进项目（编号：10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