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书画鉴赏家 故宫书画馆之父徐邦达

徐先生刚到故宫时，书画馆基本是空的。1950初，郑振铎把徐先生从上海带到北京文物局，就是要重组故宫博物院书画馆。滕芳回忆，那时徐先生在团城收东西，冬天住在一个小屋子里，看画时太集中连棉大衣烧着了都不知道了。1953年徐先生带了3700件东西从文物局来到故宫博物院，开始重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馆。北京故宫后来的藏品都是经徐先生的手收来的，逾15万件，这些藏品有的是到别人那儿“挖角”来的，有的是他劝人捐献的。中国嘉德刚开始做拍卖，他听说了，不同意，说“好东西都拿去拍卖，故宫就收不到好东西了。”

2月23日，故宫博物院消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家、画家、书法家、诗人徐邦达先生于23日8:38在京逝世，享年101岁。至此，古代书画鉴定的“五老”全部驾鹤西去，徐邦达是收起卷轴的最后一人。可以说，徐邦达的一生贯穿于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中，他过目过全国各大博物馆所有一级品和故宫所有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同时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先后为故宫博物院和地方博物馆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书画鉴定研究工作者。如今，北京故宫绘画馆的收藏可以和台湾故宫珍藏的书画相媲美。 对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徐邦达，甚至可以说，没有徐邦达的辛勤奉献精神，没有徐邦达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没有故宫绘画馆的今天。

徐邦达字孚尹，号李庵，又号心远生，晚号蠖叟，1911年7月7日生于上海，祖籍海宁（今浙江省海宁市）。他幼年即喜仿效临摹古代书画，早年曾从苏州老画师李涛学画山水和古书画鉴定，先后入著名书画鉴定家赵时、吴湖帆之门，至而立之年以善于鉴定和创作书画知名于上海。徐邦达是书画鉴定泰斗，堪称艺术史论界“鉴定学派”的宗师之一、“故宫学派”的巨擘。他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汲取了现代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手段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数百件早期书画进行了伪讹考辨，对明清文人画的鉴定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为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将最好的书画作品都藏进故宫

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馆藏珍品《高呼与可》、《出师颂》等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每次看到它们，徐邦达的心头总不能平静。正是他参与鉴定，并极力促成这两件宝贝走进故宫博物院。而在他从事书画鉴定的80多年里，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已不下三四万件。

2006年11月16日，在故宫的《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中，书法作品《出师颂》在众名家的绝世作品中抢尽风头。但就在2003年，故宫博物院花2000多万元巨资买下了千年法宝《出师颂》时，社会上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有人认为值，有人认为不值，一时间议论纷纷。关于《出师颂》，徐邦达说:“我已经关注它很多年了。”这话得从头说。徐邦达有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在清宫里曾专侍字画保管，有一个记录了末代皇帝溥仪让其弟溥杰带出宫的字画名录的小本子。这位朋友生病后，认为这个本子可能对徐邦达有用，就又把这个本子送给了徐邦达。从那个时候起，徐邦达就很留意本子上面所记录的东西，每找到一件他就用笔划个钩，《出师颂》就在这个名录上。“《出师颂》真迹自解放后就从未露过面，只是几年前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拍卖过它上面的题跋”，徐邦达解释说，“题跋是那些看过该字画或收藏过该字画的人在字画的后面所题的字，可以割下来，与字画既可以分也可以合。”

后来，偶然一次机会，嘉德拍卖行要拍卖《出师颂》，拿这幅字给徐邦达看。徐邦达顿时觉得眼前一亮，“绝对的好东西！”当时他和其他几位专家都看过，大家都认为是真品，所以徐邦达给故宫写信，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故宫一定要买下它。如今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石涛的《高呼与可》，当年拍卖时被一个藏家所得，当时要400多万元。徐邦达的夫人滕芳告诉记者，后来那个藏家和他们夫妇俩吃饭，让滕芳帮他卖掉此画。徐先生非常喜欢这幅画，想让它归入故宫博物院，但那时这也并非易事，要一级一级地批。当时徐先生家住房不够，滕芳费了很大周折申请到去见领导解决住房问题。徐先生就央告她见了领导别提房子，只说故宫买画的事。出于对徐先生的尊重，滕芳最终只能答应了他。等他们见完领导还没回到家，文物局就已经将这件东西买了下来。“这件东西现在几个亿都买不到呵!“滕芳忆及旧事，仍然掩不住的激动。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是徐老的学生，他从三十多岁开始给徐老做助手，耳濡目染几十年，徐邦达到故宫工作以后，他全部的心力都放在为故宫收罗“最好的书画“上，看到好东西就想让它归故宫所有。“我有时忍不住对徐老说，您别想着把什么都归了故宫，那样大家都没好东西收藏了。但徐老一生都没改变。”

一生都在学习的大师

徐邦达在书画鉴定界是大师级人物，一言九鼎。但跟许多收藏家一样，他也收到过赝品，徐邦达在以后的回忆中曾说:“我18岁第一次买画就买到假画，学无止境啊！”

18岁那年。徐邦达看上了一幅据说出自“清初六大家”之一王原祁手笔的画，细细审辨良久，以20两黄金的高价购下。可没有想到，后经明眼人鉴别竟是赝品。这次“走眼”成为徐邦达渴求掌握书画鉴定知识的契机，也激发了他永不停步的学习态度。

徐邦达正式涉足鉴定，则是在26岁那年。1937年夏，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在上海滩已有了点小名气的徐邦达被邀去协助这一展览的古字画的徵集、检选、陈列工作。展会上展出了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小景》卷，徐邦达非常喜爱，天天跑去看，流连忘返。30多岁时，徐邦达以能辨别古书画时代及真伪而知名于上海。可是徐邦达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他深明“唯书画二事，必能为之者始能鉴之，且为之精者鉴之精”的道理，他对临摹、创作、鉴定，哪一样也不偏废。即使现在，徐邦达从事书画创作和鉴别研究已有80多个春秋，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海内外。然而，他却常说:“鉴赏古迹也罢，创作书画也罢，越深入就越觉难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我还没有学好呢！”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

在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杨新眼里，“徐老是中国最后的文人。”而这个文人的传统，如今已断，连他们这一代人，也望尘莫及。杨新认为，徐老能成为一代宗师，和他一贯秉持“没有成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无关系。他记得有一年去徐老家，那时徐老已九十五六岁了。他看见徐老正在仔仔细细地读博物院出的一套书，徐老边看还边写简短的评论。他告诉杨新：“以前年轻时是谦虚，现在是心虚呵。”在徐老眼里，书画鉴定未知数太多太多，很多问题都还解决不了。这句话令杨新终生难忘。

正是多年的学无止境，也让徐邦达得了一个“徐半尺”的雅号。 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一语定音。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人们送给他一个“徐半尺”的雅号。著名演员王刚还记得有一次抱一本图册去向徐先生请教，徐先生坐在沙发上，他翻一页图册，徐老看一眼就说：“这个不对。”如果“这个差不多”，徐老就说：“最好拿原作来看”。有一次，王刚故意“犯坏”，把自己买的几可乱真的仿作拿去给徐老看，刚展开了十公分，还不到半尺，徐老就连声说：“不对不对”。王刚始信，“徐半尺”赞的就是徐老如此炉火纯青的功夫。但对于这个雅号，徐邦达并不以为意，他一辈子都在勤勉地探索和求知，以力求更接近事物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