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安全工作

1964年4月，22个亚非国家的外长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开会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10周年。会上讨论了很多重要问题，还作出一个决定：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至于在哪个非洲国家召开，建议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商定。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负责筹商解决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当时推举了中国、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摩洛哥、阿联、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坦噶尼喀等13国为常设委员会成员国。

1964年7月21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上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会址时，争论是很激烈的。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由13个常设委员会成员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大使组成常委会，负责进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代表中国参加常设委员会的工作。

后来经常委会研究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首脑会议于1965年6月29日在阿尔及尔举行，6月24日先召开亚非国家外长会议。

据此，中国成立了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国务院总理，副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首席顾问为廖承志。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乔冠华，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

为确保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我于1965年6月12日，带领公安部技术局干部吴昆、广东省公安厅侦察干部兼英、法、越语翻译陈作鸣，到北非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从事各项安全的筹备工作。我们住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曾涛大使派武官胡彬甫协同我们工作。政务参赞李文仲亲自为我们安排生活，住下来以后，每天为我们房间摆放水果和烟茶，虽然我们曾几次向李参赞提出自家人不需招待，可是往往到我们房间的客人就把食品给“消灭”掉了。这样就不好意思再向李参赞提及了。

一、初步洽谈

6月15日以后的几天，我们一行与使馆武官处二秘一起分别拜访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内政部、阿尔及利亚警察总局以及阿尔及利亚准军事武装，包括宪兵部队、国家安全部队、共和国卫队等。国家宪兵部队拥有54个特殊安全保卫队。安全部队、宪兵部队和警察部队共同负责第二次亚非会议各项安全工作。阿尔及尔共和国卫队有1200余人。

所在国同我们交谈的朋友，都很友好、主动、坦率。他们给我们介绍敌情，阿尔及利亚副总理泽克尼说，由于国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政府仍需维持紧急状态，解除紧急状态目前不在政府研究范围之内。又据阿尔及利亚内政部宣告，阿尔及利亚警察总局局长阿里・图安斯遭敌枪击身亡。另有消息说，在阿亚库林区有小股武装人员，对阿一处军营发动袭击，动用了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此外在交通方面，阿尔及尔是世界上交通事故多发国家之一。

所在国的同行，还分别给我们介绍了专机起降及会议期间专机停放的安全措施；中国代表团住地大酒店人员情况、食品来源及对重要部位和警戒；更为重要的是大会会场的警戒部署及一系列的安全措施。阿警察总局、宪兵司令部等安全部门陪同我们到现场看过，并挂图说明他们的警戒布置以及与中国代表团有关的问题如进退场路线、休息室的安排使用等。

首脑会议会场，位于市区以西20公里处的松树俱乐部。中国对于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支持，从一开始就很真诚主动。1964年7月，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决定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后，我国政府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独立不久，经济尚在恢复之中，要承担一个国际性会议的物质、技术准备工作困难不会少。听曾涛大使说：1964年8月26日，国内指示我约见本・贝拉总统，告知他我国政府将向阿政府提供1000万美元的现汇，供他们新建第二次亚非会议会场之用。本・贝拉总统十分高兴，一再表示感谢。当时阿联政府承担了技术上的帮助，从会场的设计到施工主要由阿联负责。1964年秋天，亚非会议会址开工以后，我经常去看一看。规模确实不小，除了有宽大的会议中心外，附近还为每个国家首脑或元首配有一幢别墅式的住房兼办公室。建设过程中发现经费短缺，本・贝拉总统又向我提出，要求我国增加援助。又批拨了400万美元。这样，我国先后为这项工程提供了1400万美元的现汇。

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除、副总理各有一名专职医生和护士随同外，国内没有为代表团再组医疗班子，明确告诉我们，到阿尔及利亚后，依靠我们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担负代表团的医疗事项。经了解，我国先后有两批20人的医疗队，在阿尔及利亚赛伊达省的医院里工作。有内科、外科、小儿科、针灸各科医生，还有X光技师、药剂师、护士等。这个医疗队是我国第一支派去阿尔及利亚的医疗队。由天津、上海和武汉抽调了业务水平较高的主治医生和药剂师组成，其中有的同志头发已经花白了。队长谈太阶同志是武汉市卫生局长，副队长是陈海峰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中的一位军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这个20人医疗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心尽力为阿尔及利亚伤病人员服务，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阿尔及利亚赛伊达省卫生局长对曾大使说，中国医疗队不仅医术高，服务态度好，而且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意大利、瑞士等国来的医生相比，中国医生工作、生活都是最艰苦的，工作不挑剔，不摆架子，肯诚心诚意地培养阿尔及利亚医务人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到达阿尔及尔以后，他们已组成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在大使馆待命，我还去拜望了他们。

二、亲历

6月19日早晨，使馆人员看到街上有坦克开来开去，巡逻的军人增多，引起大使的注意，他除立即报告国内外，一方面要求使馆官员和他们的阿方朋友联系，了解详情；一方面要武官坐车到外面看看风声，我因这几天和武官在一块工作，也告大使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到阿尔及尔重要的街道、市场、车站、码头、机场等处巡视，看市民并不惊慌，只是看到军人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桥梁、涵洞等处架起了机枪，或持枪左右前后游动，显得十分紧张。回使馆后，大使和工作人员正谈论着：1963年以来，我们使馆人员和各方面朋友特别是军界朋友的接触中已了解到本・贝拉总统和国防部长布迈丁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军队方面对本・贝拉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布迈丁要本・贝拉的传闻也已听到过几次。我们知道布迈丁迟早是要搞的，只是什么时候无法预测。

上午11点多，曾大使告诉我们他夫人朱黎青经历的有趣一幕：已经到八九点钟了，朱黎青说她去礼宾司长家试试看，我们和礼宾司长夫妇来往较多，朱黎青去过礼宾司长家，他家就住在使馆附近的公寓里。当时街上还平静，朱黎青一人去了礼宾司长家，一按门铃，夫人出来开门，一看是中国大使夫人，感到有点突然，因为没有事先联系，但她仍然热情地请朱黎青到客厅坐下，把司长从房间里叫出来接待朱黎青。朱和他们寒暄一番后，就直截了当地向礼宾司长了解情况。他说，今日清晨3时左右，布迈丁逮捕了本・贝拉，要求各机关工作人员在家待命，所以他没有去上班，也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他肯定说，不管是谁执政，阿中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会改变的，请大使夫人转告大使先生放心。朱黎青不便久留，道谢后就告辞回馆了。虽然没有了解到的详细情况，但使馆还是把礼宾司长的反映报告了国内。

6月19日以前，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在外办副主任张彦同志率领下已到了阿尔及尔。

使馆党委当日开会研究，张彦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布迈丁和本・贝拉之间主要是权力之争，布迈丁不会改变阿尔及利亚的对外政策，建议仍可支持阿尔及利亚作为东道国如期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研究完以后，一面报告国内，一面请武官胡彬甫同志带了一位秘书兼翻译去开罗向正在那里访问的总理作口头汇报。

后，使馆听到阿各方面人士的反映。一般群众：不管谁当政，只要有面包吃就行；一般职工：谁在上面我们都照样工作、吃饭，反正都一样，他俩（指布迈丁和本・贝拉）都是社会主义者，过去都有贡献；官员：不管谁当权，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友谊不会受影响。

由于军队一直掌握在布迈丁手里，他要搞掉本・贝拉确实是很容易的。因而这次几乎没有费什么弹药，紧张的局势很快就平静下来。

6月25日傍晚时分，第二次亚非会议大会会场松树俱乐部发生爆炸事件，武官胡彬甫和我驱车去看现场。爆炸处是代表们将要使用的一较大休息室，室旁巨大的玻璃墙炸出一个大洞，现场有十几个工人和工作人员伤亡。恰在这时，我们新华社记者团懂法文的吴保璋等两同志，在安装记者团使用的设备后走过休息室旁，正好被炸个正着，炸弹是在他们身后响的，他们被炸弹的气浪掀翻倒地，背后被爆炸的玻璃碎片密密麻麻扎破，流着鲜血，两人面色苍白。胡武官派跟随他来的秘书护送伤者到新华社驻阿尔及尔分社，请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同志治疗。

在中国积极筹备亚非会议期间，美苏则多方进行幕后干预。据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说，当时美国政府担心第二次亚非会议又开成一次国际反美反帝的大会，便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它的方针是：谨慎地阻止会议的召开；如果不成，就至少把中国排除在外；再不成，就暗中帮助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取得会议的主动权。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逐渐同中国交恶。苏联不是亚非国家，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是为了遏制中国和增强自己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也要插手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一方面通过印度等国家坚持邀请自己与会，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一些亚非国家。

三、保障副总理一行的安全

6月22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当局采取了一些保卫措施，布置了由警察和国家保安队组成的警戒队伍。副总理在机场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在非洲召开的，是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我们对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具有极大信心。他说，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的蓬勃发展，为开好这次会议提供了良好基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破坏这次会议的活动一定会遭到失败。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具有伟大革命传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致意，并祝贺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获得圆满的成功。

谈话后，在・赛义德副总理陪同下，步出机场，曾涛大使和我一起把副总理护送到大使馆住下。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外长会议，原定于6月24日召开，为6月29日的首脑会议作准备。是来出席外长会议的。由于亚非各国对布迈丁的态度不一致，应邀到达阿尔及尔的外长数不足一半，加上开会的会场发生了爆炸事件，经过常设委员会决定，首脑会议延期到10月29日，外长会议于10月28日举行。没有立即回国，在阿尔及尔继续紧张地做了几天友好工作：会见布迈丁和布特弗利卡，再次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阿革命委员会，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准备秋天如期开会。还分别找友好国家的外长交谈并在使馆宴请他们，和他们商量共同关心的问题，动员他们为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而共同努力。

副总理在阿期间还召集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中国驻阿联大使陈家康、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开了会，分析了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形势，研究了中国的应对措施。

同志这次来阿尔及尔访问，大使请他住在使馆内，大使把他二楼的卧室让给住。听大使介绍说，他到任后大半年，阿政府送给我方一个花园洋房作馆址。原是法国人的产业，据说曾经有个法国总督住过。主楼两层，有两个网球场和一个小型家庭游泳池。大门旁有一所两层的附楼，下面作传达室。主楼前后是小花园，有不少橘子树和少量枇杷树。这座楼比较雅致，虽然房间不多，但却是个很不错的馆址。陈副总理在使馆睡觉、吃饭，使馆给他做点绿豆汤、稀饭，吃点中国小菜，他觉得很可口。副总理一系列的外事活动，能在使馆安排的就不到别处去，这对安全保卫极为有利，我觉得宽心多了。同志略有一点休息时间，他喜欢坐在房间外面的阳台上，远眺蓝色的地中海和附近的栋栋白色建筑物。有时也喝茶同工作人员聊聊天，松树俱乐部爆炸的事，就是在聊天时我同他谈起的，偶尔还和大使下几局围棋，总之又忙碌又舒坦。

6月28日晚，副总理一行，乘专机直飞开罗去与会面，为“”后的亚非会议继续斡旋。

四、艰难的磋商

在我国积极争取开会的同时，亚非形势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主要情况有：一、不少亚非国家经济困难，希望得到美国援助，表示不愿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二、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印军进入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紧张；三、阿联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和我友好的国家改变了态度，都公开支持邀请苏联与会；四、阿尔及利亚公开提出了将邀请联合国大会主席奎森・萨基和秘书长吴丹出席会议；五、虽经做工作，仍有些国家对布迈丁搞不肯原谅，对参加亚非会议抱抵制态度。

为了消除我国与阿尔及利亚有关亚非会议的分歧，副总理与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进行彻夜交谈，从当日下午5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晨5时半才结束，共谈了12个半小时。曾涛大使说，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会谈一次连续时间最长的一回，感受很深。直到最后布特弗利卡对苏联与会问题，仍表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说东道国不便表态，但又表示阿需要苏联援助，甚至说苏联参加会议有好处，使它有机会听取和接受非洲国家的意见，说非洲国家对中苏分歧没有兴趣。对邀请吴丹问题，则说这是以前发的口头邀请，现在既未重申也未取消。结果仍是分歧，看来磋商是多么艰难。

亚非国家之间矛盾的增加和形势的变化，使我国不得不考虑亚非会议能否开好的问题。

时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熊向晖，在1996年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一书上发表《从第二次亚非会议搁浅看光明磊落的外交风格》一文，详细地说明了那次之后的种种幕后活动。熊向晖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接见他的时候说：我想借这个机会，向代办先生谈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总理是我最敬佩的政治家，但我很不理解为何坚持如期在阿开会。中国政府说，阿是阿内政，不应干涉。我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但不同意以此作为如期在阿开会的理由。我和本・贝拉共同战斗多年。本・贝拉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公认的民族英雄，也是非洲公认的反帝、反殖斗争的英雄。布迈丁逮捕他，指责他是叛徒、民族败类，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布迈丁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在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时发动，后能否稳定局势，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现在去阿开会，客观上就是支持布迈丁，反对本・贝拉，干涉阿内政，我绝不这样做。有人提议改在另一个非洲国家开会，我不赞成，不但时间来不及，也不合程序。在阿开会是去年非洲统一组织第二次部长理事会议决定的。现在不可能再开这样的会。我主张延期举行，得到亚非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同意。延期举行并不意味支持本・贝拉，反对布迈丁；并不构成是否干涉阿内政的问题。我的主要考虑是：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增强亚非国家团结。现在在阿开会，一些国家参加，一些国家不参加，不论哪一种占多数，都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延期举行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难以挽救的不幸局面。我对布迈丁不了解，但不抱成见。延期举行，可有一段时间进行观察了解，如果布迈丁能够稳定局势，对非洲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将来仍可在阿开会。但中国政府坚持如期在阿开会，还劝说一些亚非国家也如期去阿开会。有人说，这是强加于人，是中国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深知一向坚决反对强加于人，中国政府不会向弱小的亚非国家施加压力。我认为和我一样，不希望来之不易的亚非会议流产，可能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我要指出，在如期去阿开会这一点上，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和中国所进行的积极活动，超过了布迈丁政权，这已引起一些人的惊奇、怀疑、甚至不满，有损于中国和本人的崇高声誉。作为的敬佩者和中国的诚挚朋友，我坦率地提出这些情况和意见，请转告加以考虑。我相信会认为延期举行是目前维护亚非团结、避免亚非分裂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看到尼雷尔同驻英代办熊向晖谈亚非会议问题的电报，马上致电中央，据此建议中央决心延期开会，中央复电同意，总理才松了一口气。

6月28日至30日，纳赛尔、苏加诺、阿尤布・汗和在开罗会谈。6月30日发表新闻公报，内称：“四国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从阿尔及尔回来的四国外长的意见并赞同常设委员会关于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决定。四国领导人确信，会议延期对亚非团结不是一个挫折。”

五、放假一天

第二次亚非会议已经决定延期举行，各方面的工作都停了下来，曾涛大使考虑到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紧张疲劳，宣布放假一天，看看阿尔及尔市容，到地中海去玩玩。

我们一行合计，先在市区转转，再到地中海游乐处与大使一起游泳。阿尔及尔市区街道多建在起伏的山岗上，建筑物大都为白色，听使馆的同志说，建筑物经常同地中海的薄雾融成一体，景色十分迷人，人们称为“白色之城”。奥拉西旅馆和具有摩尔人建筑风格的大邮局是市内有代表性的现代化建筑。在博格里丘陵上矗立着罗马式建筑“非洲圣母院”，从这里可以纵览市容和海景。市区内有不少公园和博物馆，依山而建的“自由公园”，景色清幽，园内有陈列各个历史时期文物的“文物博物馆”。蒙里安公园设计十分雅致，现已改为儿童公园，其中陈列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儿童玩具。靠近海边的“实验公园”是全市最大的公园，园内古木参天，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在“实验公园”对面山坡上是古色古香的“国家美术博物馆”，藏有大量世界和本国的名画和雕塑作品，还有1879年创办的阿尔及尔大学等文化遗迹。

走马观花地看完市区，我们忙着赶到市区以西20多公里处，那里据说就是1830年法国侵略军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的西迪・费路希港。大使夫妇带上一顶大的遮阳伞，插在蓝色地中海海边的沙滩上。这里海岸漫长曲折，滩面平缓，沙软潮平，海水清澈，是一处天然海水浴场。中午在海边一家烘烤店吃烤龙虾和面包。廖承志同志同我们一起野餐。他吃的是柠檬加鲜活的龙虾和面包，他说好吃得很，他从小时在檀香山就这样吃。他要大家尝试一下，结果没有一个“勇敢”者。下午回使馆时，已是夜色朦胧了。

7月初，我们三人和外交部、调查部的几位，道谢使馆同志后，同机经巴黎、莫斯科回到北京。

（作者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