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炮: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采访者按：包炮，1940年出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曾参与纪念堂、中国抗战纪念馆的雕塑创作。1966年11月，作为来沪串联的北京红卫兵，促成了上海“工总司”（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建立。有人说：中国“”看上海，上海“”看工人，工人“”看“工总司”，“工总司”则看。一个人的一段经历，甚或是偶然的，却在历史舞台的天幕上，刻划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从抚顺到北京到上海

我家从山东历城搬到辽宁，我爷爷是个赶大车的。当时可算是开个“运输公司”，共有三辆车，日俄战争期间从长白山到奉天运人参。后来等我母亲嫁到我家里时，我家破产了，家里坐的都是讨债的。我母亲是从抚顺城边上的一个村嫁到山里去的。的时候我父亲到长春去开车，当时我家有个亲戚在长春当司机，1940年我出生在长春。说到长春，这里先插一句话：上海工总司的是长春的，王秀珍是长春的，我们见面就有熟悉感。1966年年底，上海工总司人员第一次到北京来，他们是第一次坐飞机，一下飞机坐车到隆福寺那里，我就领他们去喝豆汁，他们那几个就说：“怎么坏的，是泔水。”我和工总司的人就是天然的熟悉。后来我父亲到沈阳工业大学当司机，又从沈阳回到抚顺老家。我父亲这一代是见过城市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父亲还买了什么养鸡的书、种菜的书。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在抚顺第一小学上学，从农村进入了城市生活，对学校的暖气、高楼都很新鲜。但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就是我是乡下来的，说话、办事都觉得特别土。同学里有工人的孩子、知识分子的孩子、商人的孩子，但没有显得差别很大。在抚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抚顺的新华书店。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61年秋天离开抚顺。

1961年我到北京来考大学，过程还挺戏剧的。因为家里不同意，好像也没打招呼，就给家里写了个条子，自己积攒了点钱就到北京来了。当时也不知道北京是什么天气，来了以后就感冒了，住在前门一个小客店，到王府井来考的。当时我是报的油画系，后来听说王临之教授看我素描画的挺结实，给我改成雕塑系，其实我不知道雕塑的。这样我就进了中央美术学院。

那年我们班只招了5个。一个是和毛远新一个幼儿园长大的干部子弟，后来又变成7个。实际上，我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样子，政治概念没有的，我没有想过去入团。在大学时，我记得1962年到塘沽农村去体验生活，我对这很感兴趣。1963年还到西柏坡去过，对那里的古迹现在还不忘。我那时读书家里算比较困难，每月的生活费是11.5元，这里包括吃饭、买本子。我记得一件事情，有次还到街上做了件鲁迅的那种立领的衣服。那时和平里开始建设，我们正在学解剖，就到那里去挖坟盗墓，大学的同学那时太天真了，非常的执着。那时同学之间就存在我脱了你画我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大学生活就是下乡农垦。我参加过两次“四清”政治运动，一次是到平谷，后来就到邢台。当时大学的同学、老师、教授都去了，非常投入，我父亲死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去，所以说对很忠诚的。

邢台回来以后马上就开始“”了，我记得学校第一件大事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到学校砸教具。同学就给他们一些不好的让他们砸，让他们欢呼去，同学还是保护了一些。我的老师司徒杰教授跟着我到上海。

解放后我们家身份是中农，我父亲是工人。我是这样一个出身，所以红卫兵的时候我加入的是北京一司。我到上海去带的袖章是北京一司的。当时到上海还没有一司、三司的概念区别，都算作北京来的红卫兵。我当时在美院附中带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永存,还有一个叫武晋安,我带他们两个到上海去的。在去上海之前我还去过一次唐山，其他地方没有去串联过。我当时去上海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要办什么事。

二、工总司筹备会

我到上海第一天是不是住在上海音乐学院不记得了，但是在上海我最大的落脚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在愚园路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我认识了江涛等。那里有接待站，我负责接待了几拨人，记得有叶昌明、。这里最关键就是谢鹏飞他们。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叫曹慧琴，是她把谢鹏飞等人介绍给我的。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在第一医学院的解剖室里面，他们那时被打成反革命了。工总司成立时第一个来控诉的就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工人，控诉他们被关铁房子。

当时，我们在联络站每天接待很多红卫兵，他们对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比较信任，就来我们这里上访，我接待的最重要、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以上这几个人。他们提出要到北京去，我就说：“你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接待了这么多上海的工人来访之后，我认为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准备开一个筹备会议。这我跟江涛讲过的，江涛不同意。准备开会时，不止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人，还包括，是黄金海通知他的。

那天的会是在愚园路311号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开的，铁路局装卸机械修配厂的工人最多。那天、潘国平他们都在。当时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过程是我先念语录，接着报出身，大家都报出身。我说：“学生运动起来了，工人运动也该起来，我们不要上访去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成立一个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展开会议的。选举的时候大家报成份，这个大主意我是拿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学生，另外一个就是那时除了工人就是学生，即使有，那学生也是年轻的。当时“”中很多时候要报出身。当时条件最好的就是潘国平，既是复员大兵又年轻。另外是复员军人，党员，扛过枪，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当保卫科干部，年龄比较大。所以那天的倾向性，我觉得应选当工总司的头。因为这个会是我拉起来的，我总要找一个可靠一点的。当时会上也出了点意外，岑麒麟竟然先拿出一个什么图章，大家马上就要把他抓出来。至于是东北人那是另外的概念，他说话始终是东北腔。

从工总司筹备的那天晚上到后来权利之争就没有停过。矛盾最大的就是潘国平和，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在后来。但是，当时表现得最好的应该是潘国平，在筹备会上，成立大会上站出来敢说话，而且会说话，头脑清楚。安亭事件的时候我们俩来往的多，那时不表态，因为他怕事情闹大了，这点我和潘国平显得年轻，所以那五条起草都是潘国平，而且我都在场。筹备会那天选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出身、经历，没有其他的。

三、我与安亭事件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不久，第一封电报来了，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也没有反对。拿着电报来问我，我说：“现在不能回去。”他们打了两份电报。我还咬文嚼字，分析这份电报的口气，现在想起来那时胆有点太大了。其实，我爸给我起名叫包常甲，“”初期的时候同学们说我好说好动，结果大家就给我改名叫“包炮”，谁知弄假成真。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了，1966年改的。第二封电报也没有回去，不回去的态度，我和潘国平、三个人都是一样的。

江涛陪着到安亭，就把我、、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主谈的我认为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的，叫他们先回去。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

至于拦火车的事，绝对不是我们组织的，也根本不存在组织不组织的事。文化广场签字时我在场。我不在工总司时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柴油机厂事件，整个活动我没有在场。解放日报事件我也不在，康平路事件我在。康平路事件完了以后有那么一件事，上海人给我一件军大衣。我说：“你们该给我一件军大衣。”后来一兵团、二兵团不是北上嘛，我去劝了，和一起去的苏州。那时天冷，一人给了一件军大衣。后来我在美术公司上班的时候，上海调查组来跟我要衣服。

四、炮打

“炮打”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劳元一的来往。这个在徐景贤的电话记录里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都是公开的。炮打之后，我正式离开上海时，我已经感受到了的态度变化。安亭事件回来之后，除了与红革会的矛盾，还有我们的内部矛盾。内部矛盾，我基本是站在工总司这一边。其他的人对我都比较尊重，因为我不存在夺权的事，我在工总司没有工作证，没有头衔，始终是这样一个身份。工总司筹备那天晚上我是起了作用，以后谁干什么我就都不介入了。炮打那天对我来说，实际上我还是一个红卫兵。劳元一给我打电话，我一听那些事也特简单。就是说用军队来围困学生。当时我很激动，你不能对学生这个态度，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事影响也很大，我就把十个区、十个县的头，包括工总司的头等全拉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

为什么要去复旦？是因为学生冒犯了，要表态站在一边。后来劳元一给我打电话说了这事以后，我就觉得不能只听的，还应该听一下学生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也是我和走不到一起的关键。后来红革会打倒之后，在上海就开始站稳了。这个时候对我的态度开始转变了。我们平常见面少了，我也不到工总司那儿去了，红革会倒了之后我也被抓起来了，是被江涛抓起来的。那是一天晚上，突然几个人把我扔到车上，弄到三司联络站一个小屋里关起来。但是关的也不严，我半夜跳窗就逃了。跑掉了以后我就去音乐学院，不久我就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后，再一次去上海，是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时。当时大家都很激动，那几天也都很高兴。我在上海只呆了几天，那时我的心情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当时给我发了一个袖章，是第1000001号，谁发的忘了，不是在主席台上发的。

我回到学校之后，也当了学校的头。关健时候我是反对两派武斗的，所以，大联合的时候，军宣队、工宣队一来，我就是大联合的主要成员。分配时我没有被分配，我当时红的发紫，后来我就直接被分配到美术公司。我分配到美术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揪斗“5.16”分子，在单位被隔离审查，监狱一天没住过。所以在1968年底，关于上海的事我就交代得一清二楚了。

第二次宣布审查是在纪念堂的工地上，我正在纪念堂雕塑组做雕塑，当时国内一百多个雕塑家都集中来了，专门做纪念堂的四组大型雕塑。那时候我的雕塑还没做完，单位就叫我回去，说“”抓出来了，我也该逮起来了。这次我也有思想准备了。当时我老师盛扬说：“做完雕塑再说吧。”做好以后，我就有准备，我就带着我3岁的女儿去动物园玩了一天，第二天我爱人就把我送到公司。那时是77年端午的时候。我那时是二十四小时顶着灯泡，六个人看着，三班倒。年底就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就两星期回趟家，一个月以后就一个星期回趟家。再一个月以后就天天回家。我有媳妇，就天天有人给我送饭，我那3岁闺女就站在大门口就哭啊叫啊的。其实，我和没有来往，唯一的一次是的秘书廖祖康坐白牌照的部队的车到我家来过一次，那是因为我结婚了。当时还在审查反的事。

（采访人金大陆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光耀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