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7 03:00:25
【摘 要】司空图是晚唐重要诗论家，当我们从“‘雄浑’为何位列《二十四诗品》之首”这一问题切入时，结合作者论诗杂著、生平以及诗歌创作，我们会对作者诗美理想重新认识：作者的诗美理想是“不主一格”的“全美”。
【关键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诗美理想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晚唐诗学的典范之作，同时其论诗杂著中表述的诗学理论与《二十四诗品》的观点相互补充，展现出了司空图诗学的丰富性。当前对于司空图诗学理论的研究，存在着将论诗杂著短文与《诗品》割裂开来而缺少综合探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雄浑”“冲淡”的顺序问题出发，将二者对比研究，结合作者论述杂著，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新的审视，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以供探讨。
一、“二十四品”的顺序问题及研究中隐含的矛盾
在涉及到《二十四诗品》的排序是否具有逻辑顺序时，清代人杨廷芝在《二十四诗品小序》中认为《二十四诗品》有严密的文本结构，并详细阐释了“二十四品”排序的逻辑推演过程。今人陈良运先生在其专著《中国诗学批评史》中沿用了这一观点并进步一阐发认为“二十四品”是一个架构系统，而《诗品》的整个文本则建构了一种“诗与哲学的关系”。但这样的结论是否合理呢？
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二十四品”其实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阐释向度：“缜密”、“委曲”、“实境”和“形容”属于诗歌具体创作技巧的“诗法”问题；“洗炼”、“自然”、“含蓄”、“精神”、“流动”属于论述优秀诗歌一般要求的问题；只有剩余的“十五品”才是就具体诗歌风貌进行论述。因而，将三种不同向度之间强行根据文本顺序进行关联，显然很难有严密的逻辑支撑。
杨、陈那种机械依据文本顺序探究“二十四诗品”内在关联的方式，不免让人怀疑是否过于牵强附会。《诗品》本身不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更多是作者主观感悟，这是囿于历史时代、作者抽象能力无法自觉划分“创作”和“鉴赏”等不同活动造成的。但将《诗品》分成三个向度后，把同一向度内的各“品”进行对比研究则具有了理论与概念上的可能性，这也是本文的逻辑起点。同时，不论历代学者对于《诗品》文本顺序如何探讨，“雄浑”作为“首品”是毫无争议的。
《与王驾评诗书》和《与李生论诗书》是司空图论诗杂著的名篇，二文都肯定了王、韦“澄澹精致”、幽静深远的诗风，同时作者也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了自己“二十四句”颇为自得的诗歌创作，历代学者常常以此判断作者本人的诗美理想偏向于王韦一派。这就与“诗品”中前两品的顺序产生了一种矛盾：
如果司空图的诗美理想是“澄澹精致”，那么显然在重视数字顺序、尤其重视“第一”（汉语中存在“首”、“魁”、“冠”等大量同义词语显著体现了这一点）的中国古代社会，司空图将“雄浑”放作“冲淡”之前并置于首品位置，显然与其偏向“澄澹精致”的诗美理相悖。这种对立是难以调和的，而对此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二十四诗品》为后人托名司空图所做；对司空图的“澄澹精致”诗美理想的认识有所偏差。
二、司空图诗美理想再辩
关于“澄澹精致”的相关论述，最早见于司空图53岁所作的《与王驾评诗书》：
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後，杰出於江宁，宏肆於李杜极矣。 右丞、苏州，趣味澄，若清之贯达。 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元白力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 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後所闻，逾褊浅矣。
细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非着力于褒扬王、韦诗风，而是以肯定右丞、苏州“澄澹精致”，来对元白进行对比式的否定。并且，先前研究常常忽略“沈宋始兴之後，杰出於江宁，宏肆於李杜，极矣”一句：将沈宋、张九龄、王昌龄和李杜放在同一层面，显然论述的中心不是不同风格的比较，而是着力从“澄”“贯达”的诗歌内部审美规律进行褒贬，并以此出发，对元白过于看重“写物”、过于直白地阐述事实、过于重视诗歌社会作用导致缺乏诗美的诗风进行否定，而最终目的也是提出“思与境偕”的创作主张。
对《与李生论诗书》的分析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先前学者常以“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一句出发，认为作者的观点表达了他对于王、韦诗风的赞同和对于“澄澹精致”诗美理想的认可，但摘句式地分析后却忽略了“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更未重视前面的“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淳蓄、温雅，皆在其间矣”。这些表达无疑表明了作者论述的中心并非不同风格比较后对王、韦诗风的认同和肯定，而是对“韵外之致”和“全美”的诗歌主张的认同。
同时，从司空图现存的论诗杂著看，作者肯定的不只是王韦诗风，在《题柳柳州集后序》中，司空图以“不朽”称赞了韩愈诗歌的雄奇豪迈、柳诗的深远有味、张九龄诗的“沈郁”，这更加彰显了作者在诗歌品鉴时宽宏而非有所偏向的审美趣味，以及对诗歌内部审美规律的认可。
因而，作者的诗美理想绝非王、韦式的“澄澹”，而是一种包含“思与境偕”、“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不主一格”的“全美”，作者反复提到王韦只能说明王韦的田园诗风是“全美”的重要显现、是作者论述的论据支撑，作者追求的是“精致”与“遒举”的统一，是“气势”与“澄澹”的并举，是对文字的“蹇涩”和内容的“殊馁”的反驳。前人研究中对司空图诗美理想的错误理解，应该说是研究者过于重视个别语句而忽略论述语境所造成的误读。而这也就从侧面证实了《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论诗杂著的内在一致性，即作者将“雄浑”置于“冲淡”之前的可能性。
但这又与我们所了解的司空图的创作实践产生了矛盾：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列举了作者本人“自负”的二十四则例句，而这二十四句诗“大抵描写风景和日常闲逸生活和情趣，……其例句也以雍容闲雅的笔调处之”，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司空图最欣赏自己的诗例，……是通过景物来描写自己恬淡心情与闲适情趣，……其题材则偏重于山水田园一路，内容不免狭窄”。我们应该承认这二十四句诗是属于这“二十四”属于“澄澹”之作，但回归文本，这些作者自我标榜的诗作，与标举王韦一派作用无疑相同，同样是为表达对于具有“韵外之致”的“全美”理想的认可。
但是，为何列“雄浑”为《二十四诗品》之首？也许我们难以永远也无法获得一个准确、直接的答案，但以此为切口，抛弃前人的种种研究结论，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并进一步确认作者的诗美理想是“不主一格”的“全美”，并从侧面确凿《二十四诗品》与论诗杂著皆源于司空图本人所做，进而反驳对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质疑，并对司空图乃至唐代的诗学研究提供一种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清）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0.
[2]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3]祖保泉.司空图的诗歌理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