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

摘 要：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于解决我国现存的生态问题重要指导作用。在这里，根据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将恩格斯生态观概述为人与自然的自发同一、人与自然相对抗、人与自然合一三部分，简略的介绍恩格斯的生态观思想，以及其思想对近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批判和启示，并结合我国当下生态问题阐述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恩格斯；生态观；生态文明

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属于粗放型经济，资源利用率低、能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等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环境治理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恩格斯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很早就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并经过不断的研究分析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即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探究、理解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观点，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在十七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划入社会发展总布局中，这是紧跟时代步伐的正确决策，也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普遍性问题，而且随着人类对更高更全面的生活追求，生态问题也必将成为与人类发展休戚相关的重要问题。

“生态学”概念是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的。恩格斯没有使用过“生态”一词，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表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蓬勃发展时期，早在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开始关注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问题[1]，随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揭示了当时英国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危害[2]。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生态观也强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在自然经济社会阶段，尤其是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自发的同一性，人是自然的人，自然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人”[3]；第二种是在商品经济社会阶段，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出现以后，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自然成为了人的奴仆，人与自然从自发的同一性转化为相互之间不断对抗的形式，“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开垦”[4]，人类征服自然；第三种是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即人与自然从自发的同一走向对抗，并最终走向真正的和解。

1 恩格斯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的自发的同一性的思想及其启示

所谓人与自然的自发的同一是指一种自在的主客体关系状况下人与世界天然的、自然的融为一体。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经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匍匐于自然，是自然的附属物的状态，正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是从自然分化出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占有优先地位，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6]

在恩格斯看来，原始社会人与自然并没有主客之分，人类处于原始的共产主义状态，个人与氏族或族群并没有完全分离开来，因而个人处于一种集体的自我意识阶段。人在自然中进行最低级最原始的实践活动。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人实际上处于一种屈服于自然力的状态。因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自然的人，人主要地表现为顺从自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7]”。此时，人与自然处在一种表面上和谐的状态之下，但这种和谐是自发的、丛林法则式的，自然总是威慑着人类，风调雨顺则国泰民安，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会民不聊生。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虽然已经出现了商品经济，但社会经济的主要形态仍然是自然经济，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上，主要地表现为对于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肯定。如在中世纪，人与自然关系主要地被看作是上帝造人说，人对于自然的合一表现为人对于上帝的敬畏和顺从。在我国古代，人们也经常批判天人相分的观点，主张天人合一，“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8]

当然，恩格斯也指出了人与自然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对抗的因素。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尤其强调了劳动在人类改造自然、对抗自然中的作用。当然，劳动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并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力的因素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主导。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特别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自然相互分离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劳动不再是一种自然力，而是一种独立于自然力之外的与自然力相对抗的力量。“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9]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描述了自然经济状况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自发的合一的关系，对于我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中存在的生态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经营方式中，既不重视保护环境，也不重视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自然经济的瓦解导致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由此带来的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大量资本进入农村，圈占土地，污染严重的企业对于农村环境的破坏等方面。这些说明，我们必须注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不能仅仅依靠农民自身来自发地保护环境。党和政府必须着力加强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政策措施和农民环保意识的宣传，引导农民不断改变传统的自发的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识，领导农民切实加强环境保护。

2 恩格斯生态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对抗的思想及其启示

随着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出现，个人逐渐从三纲五常等人身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人与自然的原始状态逐渐演变成为主-客关系状态。这一状态特别是由于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状态，主要表现为人类征服自然，“人为自然立法”等等思想之中。恩格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他特别强调了机器大工业在改造自然中的意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么做。”[10]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人与自然从自发的同一性逐渐转变为运用自然、改造自然，自然力的因素逐渐居于次要地位，人自身的主体性得到空前的加强。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与自然成为外在的主-客体相互对立的状态，自然不再是人类崇敬的对象，反而成为人类的奴仆，人类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详细的描述了他所见到的英国环境污染，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空气弥漫着煤烟味，街道、房屋都被煤烟熏得又脏又黑，工业化生产使河水黝黑发臭并堆满了废弃物，生活在此环境下的人们也必定是不幸的，他写道，“街道……到处都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11]“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同样散发出同样的气体”、“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地区变得十分肮脏。”[12]恩格斯认为，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发的同一走向相互对抗的局面。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对于煤炭、钢铁等等污染严重的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大增，而资本片面追求利益的特点导致资本家不顾自然环境的限制而肆意扩大产能，其结果导致英国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中尤以伦敦的“雾都”之称闻名。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也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

人类该如何利用自然是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一味的向自然索取必定遭受自然的惩罚，恩格斯深刻的认识到利用自然的代价，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造成人的异化和环境与资源的破坏，资本的逻辑的无限贪婪必然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这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对于我国来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在生态环境问题中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我国过于片面的追求发展速度，崇奉“唯GDP论”，过度依赖于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来促进GDP增长；我国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实际上试图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然而，现实的实际情况是，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桎梏，不打破生态瓶颈，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无从谈起。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与引导等方面也做得不够，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很多人打出保护自然的口号，但却对保护自然的目的、方法、意义上都缺乏足够的理论认识和合理手段，以至于很多绿色运动组织所倡导的自然生活、生态伦理等都化为绿色乌托邦，甚至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不得不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破坏自然环境的绿色帮凶。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加强政府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适当抑制资本无限增殖的冲动，在市场规范、政府监管等方面加强力量，避免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张而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

1.3 恩格斯生态观中关于“人-世界”和解的思想

在恩格斯“人-世界”的和解的思想中，是把人与世界看成息息相关、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没有世界万物就没有人，没有人世界万物也会失去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内在的，人融于世界万物之中，世界万物又因人的实践而有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13]

人类经过向自然屈服、对自然征服，渐渐意识到自己在自然中应有的地位，对此，恩格斯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天然的基础，因为人本身来自于自然，人是自然的人，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与自然物之间呈现出一种自觉的同一性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不应是讲“差等”、“分殊”的博爱，不看重人与自然之间的轻重差别和价值区分，而应该是在经历了“主体-客体”结构又超越了主客体的更高层次的合一，是能够区分主客不同而又超越主客差别在更高的意义上达到美的境界，即后主客关系的“人-世界”合一与自发同一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后主客关系的“人-世界”合一是在“民胞”、“物与”[14]的前提之下，承认人与自然物之间有价值区分，人的价值是高于自然物的，人有利用自然物发展自身的合理理由。

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恩格斯强调在和解中以人为本。恩格斯虽然承认在存在论上自然界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但是应该看到恩格斯始终关心的是人的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恩格斯每次对于生态问题的批判总是有着很深的对于人类悲惨境遇的同情与关怀。第二，恩格斯强调不应盲目地利用自然，而应根据自然规律认识和利用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5]恩格斯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要求人在适度的范围内即合乎自然规律的范围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服从自然规律，使自然更好的为我所用。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6]第三，恩格斯强调生产方式的转变才是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在恩格斯看来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逻辑不仅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会导致生态危机。只有转变生产方式，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和可控性，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物的依赖性，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

党的十明确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格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根据恩格斯的生态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要认清我国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瓦解的快速进程之中，农村生态问题，农民环保思想的转变和加强仍然是党和政府需要重视的内容之一。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无限的、贪婪的增殖特点是我国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人与自然的对抗，人与人的对抗，无所不在的“对抗”正在把人类拉向无底的深渊。只有抑制资本增殖的冲动，加强政府的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能力，才能有效地减轻生态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危害。最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在这种和解中，我们应该强调人的根本价值取向的地位；也应服从自然规律，根据自然规律有效地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当然，在恩格斯看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从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参考文献

[1]工人“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乌培河谷来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0-411、42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6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2.

[7]明・冯梦龙.警示恒言[M].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7.

[8]张载.张载集[J].西铭篇，上海：中华书局，2001：4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6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4.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10.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66.

[14]参考张载，《正蒙》[J]“民吾同胞，物吾与之”，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2.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69.

[1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作者简介：郑洪涛（1990-），黑龙江人，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专业。

刘旭，上海大学社科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在读，共同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