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整体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其独特之处源自它的特殊场景。灾害人类学提倡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如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相结合等，同时重视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收集。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是一种以人和事件为中心的叙事。

关键词：灾害人类学 田野调查 跨文化比较 民族志叙事

作者李永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环城西路577号，邮编650034。

一、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基本问题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吗？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有何不同？人类学家的灾害调查与其他领域的调查是否相同？人类学家在灾害调查与灾害民族志的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灾害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灾害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在讨论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将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方法进行对比。

在社会科学界，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于灾害的研究方法讨论得最早，他们对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为人类学家提供借鉴。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分离的技术，它不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而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第二，灾害研究方法虽然不是独特的，但是灾害研究本身是独特的，使灾害研究具有独特性的不是其方法，而是灾害事件的“场景”（context），正是由于灾害事件的场景与其他领域的场景不同，使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这就是灾害研究本身的独特之处。第三，灾害研究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特别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学者们认为，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被倡导，而倡导多种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个案研究到跨民族研究，从当代研究到历史研究，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只有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才能使灾害研究更加深入。第四，提倡比较研究，不仅要重视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还要重视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弄清不同群体对相同或者不同灾害类型的应对方式。第五，强调不同学科的人员组成研究团队，学科之间相互补充，为灾害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专业背景。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2004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海啸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由政治学家、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灾害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到灾区调查。研究小组共有7人，其中3人是文化人类学家，1人是政治学家，1人是社会学家，2人是灾害研究专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灾害调查中的意义。第六，提倡使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先进技术收集和保存调查资料，为后人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便利。上述总结虽然以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为主，但人类学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事实上，人类学灾害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灾害研究很难分离，它们总体上共享相似或相同的研究方法。

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界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奥立佛-史密斯（Oliver-Smith）、霍夫曼（Hoffman）、托瑞（Torry）、盖姆布德（Gamburd）、扎曼（Zaman）等人有较大的贡献。奥立佛一史密斯和霍夫曼认为，有关灾害人类学的很多资料虽然可以依据问卷、调查表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可以说，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托瑞在多篇文章中提到了方法问题，认为灾害研究的本质是社区研究，强调灾害的比较研究和跨文化交流。盖姆布德（Gamburd）和木克格尔吾瑞（McGilvray）强调了人类学在多学科组合中的重要性，他们发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能够提供非常独特的视野，如强调性别和弱势群体等；另外，减灾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总是随着灾害而移动，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人类学家则能够在一个点停留较长的时间，通过关注整体视野的标志性方法看到社会中由灾害而带来的更为宽广的意义。扎曼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民族志的撰写和叙事方式上，通过对孟加拉国洪水灾害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灾害民族志：孟加拉国洪灾和腐蚀意义》一文，为灾害民族志叙事提供了范例。人类学家有关灾害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总结虽然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家那样丰富，但是，作为灾害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对于灾害研究方法的讨论有力促进了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相似，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属于人类学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并不具有唯一性。灾害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决定了灾区田野调查的特殊感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调查的感觉并不一样。非洲、亚洲、南美及太平洋地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发生地区，从2000年至2010年间，非洲、亚洲和美洲因灾死亡人数达到总灾害死亡人数的87%。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主要是通过人类学家来进行的，人类学家的灾害研究能够弥补不发达地区灾害研究的空白。此外，他们还通过跨区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这些地区的灾害研究提供详实资料和政策建议，也为人类学理论做出贡献。

二、灾害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法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具有重要意义，几乎所有的人类学调查都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完成的。灾害人类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参与观察在灾害田野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参与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特别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人们知之甚少的现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点存在着严重分歧的时候；在局外人看来模糊不清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的现象。

人类学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的时间通常是一年，有的学者可能会超过或者不足一年，参与观察就是在这段田野工作中进行的。参与观察需要对灾区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和处理方式进行观察、访谈和记录。由于当今的社会与马凌诺夫斯基时代的原住民社会不同，加之灾害使人类学家深深地嵌入到当地社会中，参与观察的对象和内容增加了。灾民不是简单的信息提供者，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他者”的“发言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灾害的共同抗击者。灾害研究中的观察必须建立在与社区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基础之上，在共同抗灾的同时来观察由灾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灾害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能够让人们理解灾害的方式、过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参与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在田野中的长期生活者，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具有原创性，与引用别人的调查资料相比更为可信。

灾害研究中的参与观察需要注意到很多的问题。第一是观察上的局限性。灾害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法随灾害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有的灾害可以观察前期、中期和后期整个过程，如旱灾、火灾等，有的灾害只能在发生之后观察，如地震、雪崩等突发性灾害。换言之，突发性灾害的初期观察较为困难，而缓慢发生型灾害的后期观察则较为困难，如观察干旱灾害的恢复过程就较为困难。第二是时间上的局限性。传统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周期为一年，但灾害的参与观察远不止这样一个周期，有的人类学家将观察重点集中在时间长久的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美国灾害人类学家史密斯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他的观察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具有厚重性。第三是人类学家认为参与观察和传统访谈方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灾民不可能够理解影响灾害过程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扩大观察范围，思考更复杂的问题。第四是村民可能因为人类学家喋喋不休地打听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厌烦，造成观察上的困难。第五是参与观察法在很多研究项目中并不适用，一些太大的研究项目并不具备观察条件，而一些较小的灾区社会则是主要的观察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与发展学者提出的参与式评估方法并不一致。参与观察建立在研究者对当地社会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而参与式评估是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研究者制定的计划之中。人类学参与观察法在灾害研究中的优势能够明显凸现出来，这种“窄而深”的方法比其他社会学家的“广而浅”的研究方法更能理解和发现灾害研究中被忽视的现象和问题。参与观察虽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作为人类学的主要调查方法，至今仍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与重视。

（二）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和采访是人类学灾害研究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建立在人类学参与观察基础之上的深度访谈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深度访谈不仅能得到很多局内人的观点，还能获悉救灾者和灾害管理者的意见。访谈有提问、非正式访谈、正式访谈、深度访谈等多种形式，无论哪一种在灾害研究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访谈记录方式包括笔记、录音、摄像等，其中最常用的是笔记，虽然这种方式较为古老，但田野笔记（fieldnotes）是人类学家从田野走向民族志的最为有效的方式。除了用笔记录之外，还要用心记录。记录、提问和观察互为补充，构成了深度访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度访谈是定性研究的标志，而定性研究是灾害人类学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深度访谈强调灾害调查者从一般性观察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内部视野中收集资料，而不是用简单的摄像、摄影、录音、填表等方式来记录。

深度访谈应该以研究者为中心还是以被研究者为中心来进行提问？学者们认为，应该提倡一种“自下而上”的访谈方法，即让灾民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词汇，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想法，而不是只让他们回答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此种方法能够让学者更加贴近灾民，倾听他们的心声。

在笔者看来，即使在“参与式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或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Methods）那里，很多社区参与者还是被动接受的，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则能体现出调查对象的能动性，充分反映出灾害的人文关怀。

（三）问卷调查

很多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工作者都有使用问卷调查的传统。人类学家也经常使用问卷作为田野参与观察的辅助手段。问卷调查是灾害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之一。保尔魁（Bourque）等人认为，问卷调查能够提供有用的、优秀的材料资源，如灾害发生时期和发生之后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以及对未来灾害的看法。标准的以人口为基础的问卷式调查的使用，对跨时间、跨地点的比较研究非常有用。保尔魁等人以地震为例设计了6种问卷，内容包括：地震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地震发生之后你立即做了什么；家中有没有人受伤；受到损害和损失了没有；停电范围；通过什么媒介得到信息；地震之后与当局的联系；地震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的地理学资料。

在灾害研究中，不仅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通过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人类学家也通过问卷的方法收集资料。例如，人类学家欧莫汉德罗（Omohundro）在对1976年美国纽约州东部亚历山大海湾石油泄漏进行调查时，就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他发放了4个页码的问卷，共1800份；后来又发放了2个页码的问卷，共2000份。当然，由于人类学家大多不太注重使用严格的抽样调查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所关心的问题多数不易量化，往往难以建立纯粹的定量理论模型，人类学家的问卷调查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以说，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即使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也要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

由此可说明，很多学者都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交错使用的，而很少使用单一方法。例如，在研究2000年埃及空难事件的时候，索里曼（Soliman）就通过查阅文献和记录，进行个人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急援助队员、机场代表、亲戚和评估者等），阅读当地新闻报纸及机构和组织信件，即综合使用各种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中国，不同学科的方法相互借鉴与结合被学者们所倡导，人类学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强调量化调查。应该指出的是，资料收集方法可能因技术上的进步而变化。1960年代，美国还在用卡片进行资料分类，这在当今则很少出现。今天的网络信息使人们很容易在电脑面前就能搜索到很多需要的资料，这种资料共享理念由于技术进步而得以实现。

（四）文献资料收集

在灾害研究中，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应急的政策文件和计划、当地报纸及网络资料等。灾害发生在社会、政治、经济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里，个体、家庭、商人及社区都必须有效处理灾害事件。因此，应该重视收集各种受灾和救灾群体及其他相关人群的资料，包括社区普通人群资料，以及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急救、救济、信息、媒体等相关群体和机构的资料。灾害中的信息提供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地方和国家政府、红十字组织、救灾军队、警察和消防、医院、殡仪馆、电力设施服务公司、电台、报社等。不仅要重视向救灾群体收集资料，最为重要的是要向受灾群体收集资料。文献和档案的收集基础在于当时的记录。有的地方没有记录；有的地方记录了，但其可靠性还是被怀疑，或者并不详细。还有一种情况是，即使记录详细，也很难得到资料。救灾人员的记录、日记、感想、工作计划等都是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记录者同意，就要把他们的工作笔记及时收集起来，以避免出现几年之后工作人员因搬家、工作调动等原因，再也找不到原始记录的情况。当然，文献和档案资料的收集还可通过购买、复印、转抄等方式来进行。

（五）其他相关问题

此外，灾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相关问题。将这些问题提出来加以讨论，不仅对学科有利，还能对研究的科学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通常来讲，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往往会碰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相关问题。

第一，调查时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灾害发生之后研究者必须立即进入田野，但是，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后是很难立即进入灾区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的雅安地震都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灾区非常不安全，余震不断；其次是交通不便，雅安地震之后很多志愿者自驾车进入灾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影响了救灾的顺利进行；再次是当地官员和救灾组织不一定让学者立即进入，因为更多人员的进入会增加消费和接待负担，从而造成新的困难。因此，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的。但是，如在灾害发生初期进行观察，可以得到更好的材料，对于防灾减灾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系协调问题。在灾害调查中，有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村民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政府官员会认为学者是专门来挑毛病或者反映问题的，被认为是问题的揭发者，因而人类学家的调查有时会让当地干部有点“检查”和“后院”的感觉，一些地方官员因此有防范心理，产生不少顾虑，不希望学者询问太多的问题。其次，村民会认为研究者是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者和协调者，项目和资金的引进者，救灾物资的分配者或者提供者，贫困户的扶贫者和帮助者，是他们心目中解决各种问题、矛盾和困难的希望。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笔者认为，当地官员要求研究者多做正面的报道和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地官员不仅接待了研究者，为研究者提供了食宿和交通，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基本信息。当然，对于一些矛盾性问题的调查与揭示往往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家的调查，建立在经验主义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由于灾害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和影响具有普遍性，因此一个地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地区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尤为重要。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人类学家也会面临压力，受灾群众往往会把救灾物资、恢复重建、土地分配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知学者，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研究者身上。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他者”，充当着被调查者的发言人的角色；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会与灾民混为一体，共同抗灾。人类学家并不能直接解决村民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在灾害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协调好各种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和困难远不止这些，如田野调查地点的“生”与“熟”、参与观察中的“入”与“出”问题，材料和文本的真实性与随后的民族志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等，在灾害研究中也经常出现。田野调查中的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造成的，有的是交流不善造成的，有的是彼此不信任造成的，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人类学家深入反思。

三、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与民族志叙事

（一）灾害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视角

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包括跨地区、跨民族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灾害类型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地区的灾害及其应对方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群体对各种灾害类型会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回应方式，也有完全不同的回应方式，这些回应方式与地方性知识或者传统知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层的合理性和多样性。对灾害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目前而言，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在国际学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戴恩斯（Dynes）看来，原因在于：第一，社会科学中进行灾害研究的人本身就少；第二，很多灾害研究具有“机会性”，他们研究灾害是因为灾害在他们身边发生了，灾害过后就不再研究了；第三，继续保持灾害研究兴趣并转向灾害比较研究的人很少；第四，灾害事件的时间选择和预测能力受到限制且与比较研究设计相冲突；第五，大多数灾害研究在美国完成，美国国内的比较研究较多，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较少。这些情况说明，灾害比较研究，特别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中国，无论是人类学界还是其他社会科学界很少能够看到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与西方学界的情况相似。相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是人类学家的传统和特色研究方法之一，人类学家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灾害比较研究和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比较研究并不一定是跨文化的，而跨文化研究通常具有比较的性质。最初的灾害比较研究在不同的灾害类型之间进行，例如，弗里茨（Fritz）对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新泽西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阿肯色州六个社区中的空难、火灾、煤矿爆炸、地震、龙卷风等灾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重点放在紧急事件和灾后时期人们的回应方式和出现的问题上，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灾害类型研究证明了人类在回应灾害时具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的特点。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重跨文化比较在灾害研究中的作用。马林歇欧尼（Marincioni）对发生在两个工业化国家的水文气象灾害，即1993年夏天发生在美国中西部（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流盆地）的洪水灾害与1994年11月5-6日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的洪水和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在恢复重建时期，美国的灾民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体分担重建费用，而意大利的灾民很大程度上依靠社区分担重建费用；美国人更多地依靠政府贷款、资助和保险获得经济帮助，而意大利人则更多依靠朋友和家庭获得经济帮助；美国人认为自然是可以被利用的资源，洪灾的原因是自然，而意大利人则认为自然具有生态和审美价值，洪灾的原因是人类。上述情况说明，尽管两个工业化国家的社区都有相似的社会经济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状况不同，人们对极端洪水灾害中的准备、急救、恢复、重建阶段中都有不同的回应模式，也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此外，还有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和秘鲁乡村社区的洪水灾害回应方式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尽管边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但原住民比发达国家的人们更能够从灾害中得到恢复，其原因在于原住民社区是一种由社区互助系统、家庭责任、宗教和超自然信仰组成的“治疗的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原住民社区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和信仰对于应对灾害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中，除关注灾害回应方式之外，也应注意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凯特斯（Kates）认为，灾害发生之后，人类会产生相应的调适，并且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适方式，如前工业时期的调适、工业或者技术时期的调适、后工业或者综合性的调适等，不同时期中致灾因子、决策者、个人、群体等都是不同的。

另外，有学者还对跨文化比较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相比，人类学家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有关理论上的讨论出现得比较晚。1979年托瑞（Torry）讨论了人类学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意义，认为灾害研究必须从三种视野出发，即整体论的、发展的和比较的视野。在他看来，灾害研究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连续性和变化的社区理论，而强调社区比较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区别之一。

人类学比较研究能够检验或者归纳出命题的一般法则。灾害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个地区具有普遍性的救灾防灾经验借鉴推广到其他地区。灾害比较研究不仅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系统的紧急适应方式，还能够让人们理解更长时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灾害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发现灾民非常依赖传统的调整战略来处理反复发生的灾害，哈克（Haque）和扎曼（Zaman）有关孟加拉国洪水中的生存战略和调适研究说明了这一点。

比较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研究在不同的学科中越来越普遍和受到重视，灾害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较优势也因此凸显出来。不仅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应对方式上，还体现在对于灾害共性和差异性方面的比较上；不仅对发展灾害社会科学理论有积极的作用，还对救灾计划和备灾产生重要影响。上述见解在学术界已经得到普遍承认。可以说，灾害的跨地区、跨文化比较应该是今后灾害研究方法中需要特殊强调和倡导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

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有多种方式，有的偏重数据分析，有的偏重事件描述。灾害是事件性的，对事件的描述成了灾害研究中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灾害人类学研究者来说，灾害就是事件的过程，以事件为中心在灾害人类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得到了最为直接的体现。

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赫曼（Homan）发表了《写灾害：作为灾害研究方法的自传》一文，认为传统意义上灾害研究被典型地分为两半话语，物理的/技术的方法和风险应对的方法。前者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寻求“监控”、“采取措施”，探索“资料”、“科学”和“技术”的意义，目的是寻求灾害事件和社区观察及回应方式的客观性；后者是风险应对方法，与物理方法相比并不强调技术主题，相反，它建议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社会研究的方法。写灾害就是在以“人为中心”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灾民在灾区具有核心意义，灾民与普通场景中的被调查者并不一样。灾害发生后，一些灾民死了，一些受伤了，这些活下来的灾民变成了研究中的资源。当灾害导致问题出现时，灾民比外来人更清楚地知道怎样解决社区中的问题。

如前所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灾害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灾区进行调查的。作为“危机社区”背景中的民族志调查者，不应仅仅集中在灾害的社会政治应对方式上，也要理解民间的或者当地的调整模式，理解灾民世界观与他们所采取的传统的适应模式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灾害民族志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与普通的民族志没有多大区别，尽管灾害民族志中可能需要多考虑一些技术上的或属于具体语境中的问题。如在从田野笔记到民族志叙事的转变过程中，应提倡从田野笔记上升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下转到田野笔记。另外，要注意将灾民目前的困难和意愿如实地撰写出来（可使用匿名的方式），对救灾期间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要做深入分析等。

四、结语

很多从事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认为，灾害研究取得的成果为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及研究方法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上，灾害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整体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互为补充，共同回答相近或相同的问题。第一，尽管灾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可以分离出来的技术，但它具有特殊的场景，这种场景使得灾害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别开来；第二，灾害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仍然重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献收集等传统人类学调查方式，但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如调查时机的选择问题，与社区群众、地方政府的关系协调问题，参与观察的不完整性问题，材料的真实性问题等；第三，倡导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和现状研究相结合等，同时强调不同学科的研究团队相结合并重视使用现代先进技术。这种建立在多种学科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为“合作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第四，灾害人类学提倡的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对于不同或者相同灾害的应对方式，它对于灾害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五，灾害人类学民族志的叙事方式是一种以人和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