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备课本,我的诗集

本人书橱的门不好，总是自动开着，里面本来只是作为收藏的一些书本，就天天对外开放。来的朋友、同事也就总爱朝里面看看，翻翻。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我那两排三十多年来的备课本和各种教科书，尤其是那几十本破破烂烂的、被画得很乱的备课本，他们越翻越爱看。有位同事说，这些备课本像是我的一本本诗集。

他这么说，我想首先是因为我喜欢在备课本上顺手写诗吧。比如1983年开学的第二天，我新接手六年级的一个班。新生们和老师的情谊渐浓，我诗兴大发，写就了一首《西江月》：“窗外秋高气爽，室内自由畅扬，‘新’生‘老’师笑声同，奇闻出自漫讲。街上田间爸妈，吵打喜恨书章，热浪风雨沟鱼蟹，不知铃响学放。”诗是情感宣泄的渠道，这些备课本饱含了我多年的情感，我也常常拿来当诗集看。

另一方面，我总觉得教师和诗人应该是在气质上最接近的人。冷冰冰的课本躺在书桌上，最多只是天上含着雨水的云，而孩子的心灵是地上含着生命力的种子，老师就是能把云中雨适时洒向种子的人，这其间，老师一定要有一种“神功”，在那片云就要从种子上方飘过之前，化出雨来。课本的内容年年如是，老师的“神功”又从哪里来？就得在不同的种子身上采集，采集孩子们的各种情感，发现他们的愿望和想法，再融入自己和课本的情感，当所有这些情感都十分自然地共鸣在一起时，“神功”就来了，云便能自己成为滋养种子的雨。

40分钟的课，在没上之前，只是个抽象的时间段。老师进了课堂，采用怎样的“神功”，才能让种子萌发生命力，才能满足种子生长的渴望，才能让他们真正地发芽、扎根、开花、结出香甜的美果？这种“神功”就在于老师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感魅力，这其实和诗人是一样的，教师和诗人，都是调动自己和他人情感的高手，都是为了感染他人而存在的人，而教学和写诗一样，都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情感流淌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在教学中，总是在不断地“纵容”自己内心的情感升腾和流动，也本能地会对限制教师情感发挥的事产生反感。记得在20多年前，忽然刮起了备课要字迹工整、格式统一的风，而我的备课本又乱又杂，有画有诗，还贴有很多突发感想的小纸条，显然是最不合乎潮流的，被称为“破菜饼”层层上报，成为逆风的典型。区教科室的领导特来电话通知，要我拿着我的备课本去接受检查。我记得那天，我早早起床，拿着当时的那本贴着各种纸条、鼓鼓囊囊、实在如“破菜饼”般的备课本赶到了区里的办公室，我需要尽快厘清“破菜饼”的头绪，讲清我为什么要这么写教案，然后再返校去上课。时间紧，我越说越急，越是想表达得清楚些就越是说不清，那位姓邹的老主任，边听我说，边翻看那些充满图画和删改的备课本，见我急得很，便说：“蒋老师，上课要紧，我不留你了，但你的备课本请留给我再细看看，可以吗？”“可以。”说完我便骑上车，飞也似的一口气踩了15里地，赶回学校，按时上我的课。

事后，我也不知道这位老主任是怎么评价我的“破菜饼”的，反正我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评，甚至也没有人再跟我提备课本乱的事了，我又可以按照既定的方式继续备课上课了。大约15年后，我在另一所小学传达室等候放学的孙子，遇到了以前的一位张校长。他拉着我的手向在场即将下班的青年教师说了这样的话：大家不认识他吧，这位就是我常提到的蒋老师，当年大嗓门的邹主任在全区校长会上说，他是一位真正用“心”备课的老师。

15年后我才听到当年的“检查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知道得有点晚，但有人能理解我的为师之道，能跟我的“破菜饼”产生共鸣，我还是挺欣慰的。说我用“心”备课可能有点过了，我更喜欢说用“情”备课。所谓的“情”，韩愈曾说过：“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我总觉得，备课，一定要先从课本和孩子们的情感入手，调动起自己的感情，喜欢上课本内容，喜欢上孩子们，然后再去备课。但看看今日，还有很多教师喜欢从“参考资料”、“备课手册”、“教案集”（我绝不是反对学习先进）入手去备课，备课本写得比印得还工整，但内容却是苍白的，毫无情感的，甚至是抄来的，这样备出来的课往往会与课堂实际分道扬镳，最终导致机械、程式化的课堂，按剧本进行表演的课堂，没有生发的死课堂，其原因都是缺少了“情”的因素，忽视了自己的感情、孩子们的感情和课本中的感情。

如果说，教育是在写诗，教师是诗人的话，那备课就是酝酿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不必太拘泥于形式。我记得诗人艾青从延安起，无论是起是伏，半个多世纪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希望写好诗――让人看得懂。”他就说过：“形式服从内容的需要。”“是人创造形式，不是形式创造人，为什么要让别人所创造的形式来束缚自己呢？不要让这样那样的形式来奴役我们。”情，是诗人的命脉，也是我们教师的命脉，其他的，如备课方式都是服务于情感的形式，找到一种适合自己、能让自己自由发挥的就好。

回看我三十多年留下的这些备课本，正是我的一本本诗集；回想三十年我教过的课，正是我写就的一首首诗。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朐山中学小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