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国戏曲悲剧的特殊性”

中国戏曲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相比较于西方戏剧中所呈现出的大喜、大悲,中国戏曲更有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和”之美,这种“中和”之美不仅体现在剧中刻画人物的普遍性上,也体现在“大团圆”的戏曲结尾处。这种特殊性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中国人特有的“中和、中庸”的思想观念,其次是受“以喜衬悲”的艺术创作手法的影响,最后是特殊的观众群体的选择。

一、中国戏曲悲剧的总体特征

愈是美好的东西愈容易产生悲剧,鲁迅曾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那里,便有了真正的悲剧理论基础,他在《诗学》一书中对古希腊的悲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认为“悲剧是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①《诗学》对悲剧的定性,在于悲剧人物具备与生活中的人物的类似性,但又高于普通人。所以西方悲剧一般采取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遭受苦难、走向死亡,喜剧采取的则是比一般人坏的人被揭穿、遭嘲讽的彻底冲突的方式②。西方戏剧这种大开大合的方式显然与中国戏曲中的悲剧意蕴不相吻合,在特殊文化背景的影响之下,中国戏曲悲剧呈现了其特殊性。

1、人物的普遍性

西方悲剧一般是以身份高贵的人物作为描写对象的,从古希腊“三大悲剧之父”开始,剧中人物便都是地位显赫、气宇轩昂的大人物。埃斯库罗斯笔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是神人员。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是忒拜城的王子,并成为后来的国王。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中,美狄亚是科奇斯岛会施魔法的公主,也是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后裔。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也都是以上层社会的上流人物为描写对象。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则描写社会上形形人物的悲剧,从贫民到帝王,从到闺秀,悲剧人物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王贫女、窦娥、赵五娘是下层贫苦女性,白娘子本是蛇精,王昭君、杨贵妃是后来得以显贵的贫民女子出身,宋引章是流落风尘的,孙必达是一个学业不得志的穷书生,岳飞为国家大帅,汉元帝、唐明皇乃堂堂帝国圣上。可以说中国戏曲的悲剧更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更能表现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并非只有帝王、只有重要人物才会有悲剧,普通人的的生存状态同样显示着不幸、体现着痛苦,进而表现为悲剧。当悲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伴随状态,这种痛苦才更能昭示出人们的种种不幸与无奈。

2、戏剧结尾团圆性

物极必反,当不幸达到顶峰,当厄运走到极致,那么一定会出现否极泰来的转化,中国人向来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真实性。所以当李三娘遭遇哥嫂非人的虐待,磨坊中忍辱偷生16年,终得善报,被尊为皇后。赵五娘经历糟糠自厌、祝发买葬、乞丐寻夫等一系列苦难之后,终于与蔡伯喈重逢。窦娥含冤被斩,窦天章终为其洗冤。唐明皇与杨贵妃经历兵变乱国的苦难、饱尝相思之苦之后于仙界得以团圆,化长很为长生。赵氏孤儿经历一系列悲惨而凶险的遭遇后,终在程婴的帮助下一报灭门之仇。当苦难过去,观众往往能从戏曲的结尾处看到好人胜利的光明前景,也就是说中国戏曲往往采取的是“苦难得到报偿,矛盾归于和谐的形式”③,即戏剧故事总是在“悲、欢、离、合”的情节模式之外,又加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形成一个前途一片大好形势的主导形式。

二、造成中国戏曲悲剧特殊性的原因

1、中国人特有的“中和中庸”思想

“中和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重要的一支,“中和”即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中庸”指行为适度,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礼记・中庸》中解释“中和”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和,天地作用便能到位,万物便健康成长了。《论语・先进》篇中说:“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句话历来被视为对“中庸”的经典解释,即不能够过头,也不能够不到位,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论语・八佾》中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本来是形容诗歌、音乐等含优雅的哀调却又感情适度而不过分,用在戏曲创作上同样适用,不能大喜的过分了,也不能大悲的过头了,而要始终保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中和中庸”一支。

2、艺术创造的必然性

艺术创作讲求衬托、烘托之法。有时候婉转、含蓄的表述要比锋芒直露的表达更能起到好的效果。用“以喜衬悲,悲更悲”来形容中国戏曲也不为过。现实中活生生的窦娥被毁灭了,即便是她的魂魄也要协助父亲为她报仇,但这根本无法改变窦娥年轻的生命被毁灭的事实。这样人世间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能借助于超自然的手段来实现,这只能表明人是无力改变悲剧的,人更不可能改变现实,故由这种虚无感所引发的失落感让人觉得更悲伤。即大团圆结局并不能改变悲剧的性质,在大团圆之前,悲剧已然形成,这也便是中国戏曲悲剧的一个特征。同样《赵氏孤儿》中赵孤最终虽然报了灭门之仇,但是这改变不了之前屠岸贾所造成的一系列的惨况,美好的东西已经被毁灭,已然无法继续显示其美好,因此《赵氏孤儿》的悲剧性质也不会随着赵孤的报仇而消失,它依然是“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④的大悲剧。

3、特殊的观众群体

戏剧的创作需要考虑市场效应,中国观众特有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其特别的审美倾向。中国人向来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观,如果不满足观众这方面的心理期待,那么一部作品是很难得到观众认可的,也不会受到观众的喜欢。王国维在《红楼梦》评点中曾对此作过详实的论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着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之一例也”。此外,乱世出悲剧,在悲剧的结尾处冠以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可以让观众在乱世中看到活下去的希望。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具有“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即悲剧净化理论)。除了净化人们心中的恐惧,中国特殊的悲剧还有其特别的作用,当苦难得以消除,当幸福时光即在眼前,这样的光明结尾,更能慰藉苦难中观众期待获得幸福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