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麟、王志信新创民歌的综合美感

刘麟、王志信改编的陕北民歌《蓝花花》、山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江苏民歌《孟姜女》，以及利用古典诗词、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创作的《木兰从军》、《牛郎织女》、《昭君出塞》等，被广为传唱，深受喜爱，人们在或优美缠绵、舒展流畅，或凄苦悲哀、婉转细腻，或慷慨悲壮、昂扬激越的音乐中，获得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感受。

一、新旧相益

时展在赋予民族声乐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课题，即如何实现声乐艺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刘麟、王志信的新创民歌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们根据时展的需要，充分借鉴我国戏曲、曲艺、民歌等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又大胆运用现代作曲技巧，将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改编成大中型民族声乐作品，一方面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馨香，另一方面又焕发出时代璀璨的光芒。

刘麟、王志信这组民歌，充分借鉴了传统戏曲的唱腔和曲艺、原生态民歌的音调等艺术因素，充满浓厚的民族韵味。传统戏曲的板腔体形式，能够强化音乐的戏剧性特征，使音乐的情感表现起伏跌宕，深刻细腻，提高音乐的撞击力和感染力。“摇板”宜于表现紧张激烈的情绪，《蓝花花》、《孟姜女》、《木兰从军》都运用了这种“紧打慢唱”的摇板的形式，通过伴奏与歌唱之间的反差和对比，形成结构张力，强化了音乐的戏剧性和夸张性。如改编后的《蓝花花》“手提上羊肉怀里揣着糕，拼上我的性命往哥哥家里跑”一段运用了“摇板”，将蓝花花试图摆脱命运束缚，渴望获得美好爱情的激动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垛板”因节奏鲜明、朗诵性强、句式短促紧凑而多用于表现指责、控诉的唱段中。如《孟姜女》的第三段和第四段运用了“垛板”，朗诵性和口语化的音调形象地刻画出孟姜女内心的痛苦绝望。同时，这组作品又有意借鉴了原生态民歌和传统曲艺的音调，有的直接保留了原生态民歌的主旋律，如《蓝花花》是一首陕北的信天游，《桃花红杏花白》是一首山西左权的“开花调”，《孟姜女》是一首苏南民间小调“孟姜女调”，作曲家以此为基础直接改编而成；有的是根据音乐需要创造性地借鉴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法，如《木兰从军》采用豫剧和曲剧的素材，《牛郎织女》借用北方曲艺民间大鼓的音调，《昭君出塞》是根据河套民歌进行创作的，旋律或饱满有力、响亮宽广，或流畅婉柔、曲折细腻，或刚柔相济、雄浑劲美，具有鲜明的戏剧特征、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地域色彩。

另一方面，刘麟、王志信又充分运用了现代音乐元素，积极借鉴影视、小说等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如《牛郎织女》、《木兰从军》、《昭君出塞》等都运用了影视“蒙太奇”的手法，用音乐手段创造画面，并通过画面的组合来推动音乐流动，塑造音乐形象，给民歌艺术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三部作品又都是通过变换人称来深化主题，开头以第一人称的自述来刻画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而结尾却又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抒发感慨，使作品的主题提升到了时代的高度。在配器上，这组作品也十分讲究。《木兰从军》“旦辞爹娘去，万里赴戎机”一段，钢琴伴奏以

十六分音符为主的急速模仿快速奔驰的马蹄声，衬托着悠长的歌唱旋律，既再现木兰纵马疆场的飒爽英姿，又营造战争即将发生的紧张气氛，产生了异常生动的艺术效果。《牛郎织女》用电子音乐呈现寥廓的星空背景，并用四组和弦加以深化，中间的间奏用大锣来渲染紧张不祥的气氛。《昭君出塞》用现代电声乐器合成一种古代战场的琵琶拨弦声，惟妙惟肖。这些表现手法的创新与运用，拓展了民族声乐的表现形式，丰富了民族声乐的精神内涵。

悠久的文化渊源、丰富的历史积淀、厚重的艺术底蕴，是民族声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营养。刘麟、王志信既坚持与时代同行、与实践同步、与人民同心，又充分利用民族传统的创作资源，以旧创新、以新化旧、新旧一体，创作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精品力作。我国传统民歌音乐形象单一，曲调单纯，篇幅短小，结构内部对比不大，多采用分节歌的形式，而刘麟、王志信的新创民歌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复杂，旋律更加动听。“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人类文明是跨越时空的，既要前后继承、创造和发展，也要互相补充、交融和促进。

二、词曲相谐

优秀的声乐作品要求歌词凝练集中、准确鲜明，层次分明、韵律飞扬。刘麟、王志信的新创民歌歌词明白晓畅、韵味有致，旋律优美动人、扣人心弦，听起来谐调悦耳，唱起来朗朗上口，充分体现了词与曲的高度融合。润腔美是民族声乐艺术美的重要构成要素。正所谓“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王骥德《曲律》），“色泽”就是指行腔中的润色作用，根据内容情感表达的需要，在基本曲调的基础上加装饰音，丰富音色的表现，展示唱腔的意境，使得声情并茂，词曲相谐。《昭君出塞》“昭君琵琶马上弹”句，使用了休止、顿音、波音、倚音等音乐表现手段，十分形象地刻画了昭君离家远嫁的缠绵伤感。《蓝花花》“正月里那个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三班子吹来两班子打，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周家。”这一段运用了哭腔，速度慢一倍，充分抒发了蓝花花被逼嫁的无奈与痛苦。《木兰从军》“难坏了姑娘花木兰呢”句，使用了下滑腔，具有典型的河南豫剧风格，听来十分亲切。《孟姜女》“只见白骨漫青山”句，使用了甩腔，悲壮凄厉，痛呼欲绝，刚中寓柔，愤中有怨，音乐的情感得到充分宣泄。丰富多彩的润腔技巧，对于体现唱腔韵味，丰富唱腔的表现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民族声乐讲究审字辨音，唱字用声，以字领腔，是否“字正腔圆”也就成了衡量演唱者水平高低的准绳，但音乐有自身美感和展现规律。刘麟、王志信为了突出音乐的地方性特征，把音乐的旋律走向与方言的调值有机结合起来，作品中四声不正的“倒字”频频出现。《木兰从军》“忽见墙上龙泉剑”句的“剑”字是去声，由于旋律的走向而变为上声，“替父从军，替父从军走边关”句前一个“军”字由阴平变为上声，有一种刚健、勇武、响亮和雄壮之美。《蓝花花》保留了原民歌的音调，拥有悠远高亢、明亮清脆的地方色彩，唱词也部分保留了陕北地方语言，如把“下”读成“ha”音，把“我”读成“e”音，地域色彩浓郁，高亢纯朴，听起来韵味十足。这些倒字不仅没有破坏歌曲的美感，反而匠心独运，散发浓厚的乡土气息。

根据音乐发展和音乐本身的顺畅与完整性，更好地表情达意，抒发感慨，作者常对歌词进行重复，并加入衬词。《昭君出塞》中的“黎民得平安”句，经过重复仍无法阻遏澎湃的激情，于是连续用了四个衬词“啊”与起伏的旋律相结合，扩展了四个乐句，节奏拉宽，旋律起伏较大，使用了变化音降B，与前后的音分别形成了小二度和小三度，词曲缠绵，音调委婉，增添了悲壮与哀怨，把情绪推向高潮，从而使词曲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这组作品曲终都以重复歌词，来强调词意，渲染气氛，起到加强终止的效果。《木兰从军》的结句“木兰从军美名扬，美名扬”运用了拖腔（一字多音），可谓曲尽犹绕梁，词尽意无穷，达到词与曲的和谐统一。乔羽在为刘麟、王志信的《母亲河》题词说：“词与曲犹鸟之双翼，双翼俱健，鸟乃高翔，词曲俱佳，歌则久远，刘麟、王志信二君之成功合作，堪为佐证。”他们将情感、诗歌、音乐有机结合在一起，情真意切，朴实无华，无矫揉造作之感。

三、音画相融

音乐是一种通过多种艺术因素共同参与，由多重美感共同构造，综合作用人的多维感受的艺术。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听觉，也可以通过视觉等其他感官领悟音乐的美。刘麟、王志信的新创民歌乐中有画、画中有乐，激发受众的联想与想象，徜徉于美妙的音画之中。音乐是活动的画面，画面是凝固的音乐。《木兰从军》“塞上烽烟平，战地野花香，春风迎故人，木兰还故乡”，运用了散板，旋律舒缓流畅，勾勒出一幅春意盎然、野花飘香、美丽壮阔的塞外风景画，表现木兰战后荣归故里的喜悦心情。《牛郎织女》开始部分用了无调性的四度和声，塑造的是茫茫天宇，银河高挂的星空与优美缠绵的旋律，相互映衬，音画相生。最后的七夕鹊桥会，音乐多在高音区流动，委婉而富有激情，描绘出繁星闪烁的天幕，成群结队的喜鹊展翅衔接，搭起彩桥，银河两岸的有情人终于重逢。《孟姜女》全曲由春夏秋冬四个画面组成，正月团圆聚，夏夜盼重逢，九月空相望，雪里送寒衣，通过画面的更迭，推动音乐的发展。曲调婉转细腻，哀怨凄楚，加以银河流星，落叶霜月，如泣如诉，如诗如画。

音乐是长于抒情而非模拟、再现或叙事的艺术，但却能够通过特有的力的强弱和节奏的张弛等变化，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进而引发人们浮想联翩。《昭君出塞》开始用委婉舒缓的旋律描述了昭君远嫁时依依不舍的心情。四小节钢琴伴奏采用拟态的手法，把人引到故事的情境中去，我们仿佛看到昭君乘坐的马车在缓慢地向前行驶着，带着几分不舍，含着几分幽怨。开头部分用重低音，塑造空旷的大漠，中段速度加快，节奏型的运用表现了喜庆的场面，“纵马塞上行，放眼敕勒川，绿草绕毡房，牛羊接蓝天。胡笳迎远客，长袖舞翩跹，阿妈捧奶茶，暖在我心间。”热烈奔放的间奏与欢快的旋律把人们带到美丽辽阔的塞外草原，这里有绿草毡房、牛羊蓝天和热情豪爽的牧民。昭君逐渐忘却了心中的留恋和幽怨，融入当地牧民的歌舞之中。紧接着四小节的间奏，情绪又发生了变化。“回首望中原，千里麦浪翻，炊烟夕阳里，黎民得平安”。旋律的起音较低，沉浸在歌舞中的昭君不经意间回眸远眺，仿佛看见一望无际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滚，黄昏时分，夕阳西下，家乡的亲人正在准备晚饭，袅袅炊烟飘浮在柔和的霞光里，中原大地呈现一片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真可谓乐中见景，景中有乐，音画交融，浑然一体。

总之，刘麟、王志信的新创民歌具有新旧一体、词曲和谐、音画契合的综合审美特征，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音乐形象，千种情状，万般韵味，具有强烈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魏丽莉 宿州学院音乐系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