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专家精彩观点

2010年1月刊：式投资不如减税

从4万亿中拿出2万亿来，用1万亿减税、1万亿救股市效果更好。因为减税让利是刺激内需最快最直接的办法，与其急功近利地“”式投资，不如大幅度减税让利给企业、给老百姓，鼓励企业去投资，让城镇居民有钱消费。股市恢复了投融资功能，有利于企业发展；股民解套赚到了钱，将直接刺激1亿股民的各类消费，何乐而不为呢?

――石建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10年2月刊：中国经济率先回升是计划手段的成果

中国经济能率先回升，就表现在中国政府的执行力上。实际上，这是计划经济的缺点，不是根据风险来决策，不是自下而上的自主反应，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西方国家根本不会拿钱来救大企业，而中国却拿着钱让国有企业搞房地产投资、搞投机买卖。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0年3月刊：中国特别缺少现代服务业

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太低。目前，中国的第三产业层次很低，全国从南到北，第三产业最发达的就是洗脚业。这个行业虽然也能解决就业，但层次太低，我们特别缺少现代服务业。美国是头号强国，但美国的出口产品如果按价值量来衡量，排在第一的不是飞机、汽车，而是美国大片。

――姚景源(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

2010年4月刊：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体制问题。在封建社会，皇帝可以利用权力胡作非为。现在各地的官员当了一把手后，权力几乎是没有制约的，人权、财权都一个人把，在本单位形成小圈子，公共的收入也好，公共的费用也好，他都有权力支配。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政府改革要有宏观视角

政府改革首先要有一个宏观视角，政府是整个大社会中间的一个主体，社会主体有三部分：政府、市场和社会。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政府规模可以适当小一点。如果是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社会自治能力不够的国家，政府一定是大政府。中国现在就很困惑，市场经济做得不错，但社会自治还是举步维艰，这方面本来可以发挥民间的支援精神，来分担很多公共服务。但是，政府在很多时候比较谨慎，因为它会担心控制不了，我觉得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反而应该更好地实现市场经济的运转，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进行社会自治精神的培育，对非盈利组织要实行免税政策，这些问题应该着重解决，这是政府提高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前提。

――倪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

2010年5月刊：中美两国“救市”的异与同

中美两国“救市”措施的相同之处，就是都采取了“半个凯恩斯主义”，即在经济衰退时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不同之处，是在法律程序上的区别，中国的救市政策是行政部门也就是国务院决定的。严格来讲，这么巨大的政府支出，国务院是没有权力决定的。但是，中国的法律又没有规定国务院不能作这样的决策。救市政策既然没有通过人大审议，很多东西就非常模糊，资金投到哪，投给谁，都是不透明的。美国的救市政策是通过议会决定的，在程序上相对透明，8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是受到国会议员监督的。这样，从经济刺激政策的效率来看，美国的效率会比中国更高，因为美国把钱用到了更有效率的地方。

――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0年6月刊：中国银行业没有被卷入风暴是侥幸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还很低，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市场交易中，这是我们侥幸没有被金融风暴卷进去的原因，就好像你没有去大海里游泳，就不可能被淹死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去面对大海，如果学不会游泳的本领，将来还是会被淹死。

――马蔚华(招商银行行长)

改革有两大阻力

转变发展方式必须以多方面改革为前提。但改革的阻力有两个：第一，意识形态的障碍。第二，利益集团的障碍。

――保育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人民币可以和美元脱钩，但货币要有锚

我不反对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因为美元一天到晚都在影响着我们，我们迟早要跟美元脱钩。假如人民币跟美元脱钩，那再怎么挂钩呢?我是反对不跟任何东西挂钩的，无锚的制度不适宜中国。无锚的货币制度，经济的权力是集中在央行的。我建议人民币跟别的币值挂钩。

――张五常(著名经济学家)

2010年7月刊：中国喜欢求名，美国喜欢求利

中国在中美交往过程中要突破一个思维误区，中国喜欢求名，美国喜欢求利。美国人非常清楚中国想要什么，也清楚跟中国人打交道要付出一点代价，所以，美国是不会把这个名轻易给中国的。美国只想本着双方都获益的原则，用利益来交换，这是美国的思维。如果中国一直求名，那就会被美国人牵制，美国会拿这个作为外交工具来漫天要价。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0年8月刊：追求GDP总量使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

追求GDP总量不利于解决社会总需求问题，反而使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今后，我们必须进入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阶段，迅速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要让老百姓有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通过社会鼓励政策，解决消费预期问题；通过提高国民收入，解决消费能力问题。只有增加了国民收入，才有利于扩大社会总需求。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

汇改失败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权重只有框架

汇改五年中，很多改革只是口号和宣言，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很多制度的变革都不是自己主张的，而是环境压给我们的。汇改失败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权重，只有框架，一篮子货币的模式在哪?美元的权重占多少?欧元和日元的权重占多少?还有与中国周边贸易紧密相关的韩元、泰铢，等等，这些货币权重是多少?应该把这些都告诉市场，这样，大家在做交易的时候就有一个清晰的参数。

――谭雅玲(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2010年9月刊：政府不需要替百姓花钱

按照经济学原理，自己的钱由自己来花是最经济的，也是最有效率的。这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自己挣的钱由父母帮着花，肯定会出现浪费，因为父母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同样的道理，老百姓的钱应该由老百姓自己花，不用政府帮着花，政府觉得哪些贫困人口需要帮助，就直接给这些人发钱就行了，不必搞得太复杂，那样，政府也很累。

――萧国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010年10月刊：一个政府不能总想着自己的利益

中国特色，就是政治上保持，开放市场，这条路在改革初期有它的优势。但是，政府主导型的方式，现在看是越来越不行了，矛盾越来越多。改革初期，政府主导是一条有利于市场的道路，因为那个时候的政府与现在的政府还是有区别的，以前的政府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利益，现在的政府想的是共产党的利益。所以，一个政府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怎么能搞得好?这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看美国，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真的形成了，美国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复苏，而是一次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伟大复苏。美国现在制定了一系列的高科技法规，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已经研制成功了，只是还没有得到推广。高科技人才全跑到美国去了，全世界都在为美国提供人才。中国应该尽快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让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一旦爆发危机，最苦的还是老百姓。调结构尽管很难，但也一定要调，否则，中国经济真的没有希望。

――韩志国(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2010年11月刊：不能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通过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让我感觉，我们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总是跳进别人的套子去讨论别人提出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年复一年地辩论下去，根本辩论不清楚，这使得我们非常被动，又显得不够理性。我们应该找出一些建设性的方式，拿出自己的办法来应对，别人听不听是另一个问题，但能不能拿出来自己的办法是最重要的。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