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助残三十年

我今后会更多地做善事做好事、多关心残疾人，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让社会更和谐。

康金环

我不识字，今天口头向大家做汇报。

我参加工作比较早，17岁就在山东老家当妇女队长，18岁入党。1966年来到黑龙江农垦基地勤得利农场，1998年退休。

我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照顾了李文魁兄弟31年。

提起李文魁，得从1968年说起。那年冬，20岁的他和来自哈尔滨、上海等地的知青来到勤得利农场砖瓦厂工作。小伙子能写会画，很快成了农场的文艺骨干。后来，经过工厂推选获得上大学的资格，他却把这个好机会让给了同在一个连队的女朋友。想不到，女友回到城里后不久就提出分手。李文魁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精神失常。在住了8年的精神病院后，李文魁被送回他在哈尔滨的老家，可没过几天，他家人就受不了了，把他送回北大荒，一家人搬走了，从此音讯全无。这些事儿，都是后来我从他一位同学那儿了解到的。

我第一次见到李文魁是在1978年一个冬天的下午，当时农场里一大帮人围着看，说是来了个野人，我也跑过去看热闹。很快，大家发现，这个野人其实是一个精神病人。有的小孩拿着棍子打他，有的拿着土块、砖头砸他，越砸他越疯得厉害，又蹦又跳的，又追人又打人的。突然，有人认出，这个精神病人就是10年前在农场插队的知青李文魁。

场领导考虑给李文魁调一调环境，给他调到我们23连。我们23连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比较偏僻，李文魁真闹起来也不会跑丢了。有一天他拎起斧子，砸了食堂砸宿舍，一气把玻璃全部砸掉，谁也不敢说，你一说他就冲你来，要砍你，要劈你。大家都看他害怕，躲着他走。他经常在三九天只穿着短裤在外边溜达!我是妇女主任，平时能帮他就帮他一点儿，帮助他拆洗被褥，料理他的日常生活。

记得我第一次给李文魁理发。刚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李文魁，头发乱蘧蓬的，足有一尺多长。可能因为在医院治疗受过电击，谁也别想碰他的头发。我就先拿自己的头发做示范，剪一绺让他看着，再一点一点地说服他。一个头理了一个星期不说，李文魁头理好了，我自己也成了“谷头鸡”。

场领导起初决定，让李文魁在集体食堂吃住，等待他家里人来认领。可是呢，一年以后，没有人来找过他。勤得利农场改革，食堂解散了，李文魁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

开始的时候农场考虑，看他能不能自己做饭，可他一顿饭也没做过，到了饭点儿就拿个盆东家要完西家要，要一盆吃一盆，要到什么吃什么，不到20天的时间，他的脸就肿起来了。场领导在全连大会上讲，谁来养李文魁，一个月给记80块钱的账本。大会开完了，没人来领养。又召开全连党员大会，还是没有人来领养。我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儿的。我寻思，总不能让一个人给活活饿死吧。就把李文魁接到了自己家里。

刚到我家那时候，李文魁病犯得挺厉害，经常砸窗户，砸家里的盆、碗。他砸了旧的我买新的，他砸了一次我买一次，大家都说我是买碗盆的专业户了。

有一次，李文魁边吃饭边看电视，看着看着一蹦老高，冲着电视就骂，在屋里骂够了跑到外面骂，外面骂够了回到屋里吃，吃完了又到外面骂。我家老刘说了他几句，他拎起斧子来就追我家老刘，追得老刘围着全连转。老刘吓坏了，跑进了一个存粮食的库房，用竹筐把自己扣了起来整整躲了一夜，没敢回家。第二天一进屋他就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要我从他们俩中挑一个留下来。三个孩子也哭着要和爸爸一起走。

我儿媳妇怀孕期间，李文魁拎起斧子就要砍我儿媳妇，多亏她跑得快，不跑快就把她砍着了。砍是没砍着，怀孕三个月的孩子流产了。我儿媳妇哭着和我说：“妈，在家里一点安全感也没有，整天担心害怕，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受不了!”他们搬到了离我几十里远的另外一个村子，一年也就只能来往一两回。后来，儿媳妇给我添了个小孙子，小家伙有次拽着让我留下来陪他，可我不得不回去照顾李文魁，我都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样一步一步哭着走回去的。

孩子们上中学时，学校离家40里远。可为了省一顿中午饭钱，我要求他们周末放学后直接回家吃饭。有一天，天下大雪，当他们又冷又饿赶回家时，看到的却是锅盖是热的，锅里面啥东西都没有。他们知道，我给他们留的饭菜又被李文魁拿去喂野猫野狗了，只好饿肚子。

李文魁好抽烟，一天五包烟也不够他抽的。我三个孩子上学，那时候并不富裕，生活很困难，没有钱给李文魁买烟，我和我家老刘商量给他种烟抽吧，每年给他种100多棵旱烟。

李文魁在没到我家之前一天到晚总往外跑，在大街上睡，到处要着吃。到我家以后我不放心他，每次我出门时，都问李文魁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为了不让他出去，我就答应他的要求。他说要吃面包，还要吃哈尔滨面包，因为他是哈尔滨人，我家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出门都给他买，形成了习惯。我儿子在哈尔滨上学回来也会给他买上一大兜子面包。

我的老母亲在山东，我因为照顾文魁17年没有回去看她老人家，就让人从山东把她送到我家。可是我母亲受不了文魁的吵闹。要回山东，我没有办法，就在房后给母亲花2000元买了个土房，让她自己单过，我找时间照顾她。1998年的元宵节，因为天气变化，李文魁又开始砸玻璃骂人，我赶快想办法安抚，花了很长时间。等我再去给母亲做饭的时候，我看到老人家趴在炉子上，已经没气了。我妈走的时候跟前连一个人也没有。

前几年，李文魁的同学问他的家人，现在李文魁不知道怎么样，他家人说李文魁早死了，不在人世了。2000年年底，我把李文魁的户口迁到自己家里。正好是李文魁来到我家的第20个年头，那年的除夕之夜，李文魁突然叫了我声“大姐”，我那天真是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这么些年没白辛苦。李文魁又给我倒酒，又给我夹菜。我说我不是你大姐，你的大姐在哈尔滨呢，他说你就是我亲大姐。其实，我比他还小一岁。

李文魁62岁了，这些年来，又砸又骂的情形几乎没有了。农忙时也能和一家人一起铲地、割豆子，还经常打扫院子、挑水、劈柴。电视台记者来采访我，他也知道配合。

以前别人看我成天和一个疯子待在一起，问我是不是也有神经病，亲戚朋友也没了来往。现在李文魁病情好多了，大家也开始理解我了。我说我啥也不图，我就是可怜他，文魁已经病成这样了，要再没人管他，他就只有饿死、冻死了。

现在，孩子们都成了家，几次叫我到场部团聚，可李文魁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我会在连队里陪伴他到老。

虽然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当地各级党委给了我很多关爱，让我也感到了党给我的温暖，我们农垦总局党委特别关心重视残疾人，在2007年投资30007Y元专门建了安养中心，现在已经住进70多名残疾人，下～步总局党委也准备把李文魁送到安养中心，度过他的幸福晚年，我也很高兴，心里也很踏实。

我今后会更多地做善事做好事、多关心残疾人，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让社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