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催生法典

古希腊人家中总要设一火的祭坛，使柴薪相续，长燃圣火。火光中，可以观照家族命运，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流泪的哲人”――以弗所的隐者赫拉克利特，也使我们想起了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悲剧的灵魂，不仅来自哲学，还源于神话；不仅根植于如火烈烈的家族心灵，还成为自由化的城邦精神。

民主政治提倡集体生活，而史诗和抒情诗是贵族化和个人化的，都过时了。不过，来自民间的戏剧活动，却适应了民主化的新要求。在戏剧活动中，民众不仅是观赏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就像是英雄祭仪的参与者一样。他们合唱的英雄赞歌，如同哲学对命运的述说。

悲剧的主题，依然是古老的命运之歌。在哲学发问之前，神话和史诗早已伏下命运的线索。传说，阿那克西曼德穿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衣服走来，严肃有如悲剧，如哲学，他面对无限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表明，人生是个悲剧，而他生来就得扮演英雄角色。

悲剧情怀，源于自然。因为，哲人说，凡是已经生成的，必定重归于消失，无论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均是如此；凡是具备了确定属性，可以被感知的，都要衰亡。

始基没有任何确定属性，它不是被产生出来的，故无所谓衰亡。它是生成者，永不停止，它的唯一属性，就是不确定性，这也是命运的自然属性。

对于人生为何有价值，阿那克萨戈拉的回答是：为了观赏苍穹和整个宇宙的秩序。他以一颗神秘的敬畏之心，赋予“命运”以公正和正义的价值属性，哲学眷注于命运。

命运无言，先由神谕报道，再以哲学推论，然后，悲剧来确认。在哲学中，命运表现为逻各斯；在悲剧里，命运隐于秘索思。逻各斯是理性，秘索思是诗性；逻各斯是规律，秘索思是意志；逻各斯是思维，秘索思是话语。

然而，来自哲学的自由化的灵魂，亦有秘索思的基因，诗性与理性冲突，哲学才有深度。在哲学的追问下，一种对于命运的诗性体认油然而生，一种由人性深层的抗拒意识而引发的审美风暴，在悲剧的大合唱中爆发出来，惊心动魄的秘索思被释放了，化作惨烈的悲剧之命运。

哲学上，绝望的德谟克利特弄瞎了自己的眼睛；悲剧里，悲惨的俄狄浦斯也弄瞎了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命运”！命运，构成了古希腊人思维、行止的一道深不可测的背景。当询问宇宙始基的哲学，诞生于迁徙的阿卡亚人殖民地时，悲剧亦孕育在不曾降临厄运的雅典，英雄史诗，在启蒙了世界第一代哲人之后，又启发了人类第一代悲剧诗人。

希腊人没有止步于哲学的答案，他们还需要自由的审美――悲剧。悲剧起源于“酒神”，农民于收获葡萄的季节，扮成牧羊人载歌载舞，歌颂酒神狄俄尼索斯死而复生，这歌舞，就叫作“酒神颂”。

科林斯僭主、西库翁僭主，早就在他们各自的城邦上演过酒神颂，它们都是多利亚城邦，因此多利亚人自称首创悲剧。僭主与悲剧有缘，他们仿佛就是酒神的政治化身。

历尽劫难，死而复生的狄俄尼索斯神，是希腊人的真正原型。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奔向命运的诗性，那么阿波罗就是赋予命运以形式的理性；如果说狄俄尼索斯是悲剧创生者，那么阿波罗就是命运的立法者；如果说狄俄尼索斯代表了自由精神，那么阿波罗则代表了合法性；如果说意志难免要滋生僭主，那么阿波罗合法性的诉求则培育了高贵的梭伦；如果说僭主是民主难产时应运而来的接生婆，那么梭伦则是为了民主圣婴来临准备法治摇篮的父亲。

民主，以自由为母，以法治为父。悲剧是自由心灵的产物，自由的心灵我行我素，如天真无邪的幼儿不断尝试着“错误”，难免要“过度”，要犯一些可以改正或无可挽救的“错误”。可以改正的“错误”还属于自由，无可挽救的“错误”则进入必然性范畴，理性就是对必然性的把握。

人类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理性，立法就是人类理性与必然性的契约，是自由精神与命运的契约。正是在这一契约中，自由认可了理性的限制。于是，自由意志的酒神颂变成了自由原则的欢乐颂，悲剧催生了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