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2 02:47:49
摘 要： 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堪称善本，自问世以来，嘉惠儒林。此本所附校勘记为卢宣旬摘录阮元《十三经校勘记》而成，他在摘录过程中对阮校作了增、删、节、改，所以问题较多。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卢宣旬在摘录时虽然删去了阮校中很多无谓的校勘记，但也存在不当删而删的情况。另外，在摘录刊刻时还存在校勘不精的问题，这导致部分文本出现了讹误。
关键词： 阮元 卢宣旬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礼记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自嘉庆二十年开雕，距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两百年间无出其右者，校本众多、校勘精良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早在嘉庆初年，阮元已经在为重刻宋本《十三经》做准备工作。首先，他网罗天下学者，选择善本，详加校勘，成《十三经校勘记》。本来，按照阮元的设想，下一步便是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实际上他却未立即着手去做。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云：“在阮氏，原以综核诸本异同，订正相沿讹舛，使是非有别，得失兼明，以备重刊张本。不意段、顾诸君，各持己见，竟成水火。遂致重刊之议，延至嘉庆二十年段氏殁后，始谋重刻。去原议已十四年矣。”[1]P27后卢宣旬负责雕刻刊印《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他对阮元《十三经校勘记》进行了摘录，逐条附在每卷之后。因为急于刊行，嘉庆二十年刊本出现了很多问题，后之学者进行了修改，所以“有初印和道光六年朱华临修改之差异”[2]P371。而阮元又亲自摘录《十三经校勘记》并刻入《清经解》，这样就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版本。
笔者单就《礼记·曲礼》一章，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以下简称“中华本”）为底本，同上海书店影印《清经解·礼记校勘记》（以下简称“《清经解》本”）进行对校，发现卢宣旬在摘录时存在不少的问题。笔者试图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札记的形式，列举数条可商榷者，以求教于方家。
一、价值不大之校勘记，卢宣旬删去
卢宣旬在摘录阮元《礼记校勘记》时，删去了其中大量的校勘记。这些被删去的校勘记，大部分没有多大价值或者无益于说明底本文字状况，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底本文字不误，校勘记主要反映它本文字不同者
卢宣旬摘录时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通过对比中华本和《清经解》本《曲礼校勘记》来看，底本文字不误，主要反映它本讹误或者异文的校勘记，卢宣旬大都删去，此为卢宣旬摘录原则之一，兹列举以下几条：
1.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闽、毛本同，监本“久”误“又”。（《清经解》第五册634页中栏第30行，按双行小字计，下同。中华本无）
2.若问己大事：闽、监、毛本同。卫氏《集说》“大”作“以”，误。（《清经解》第五册637页中栏第9行，中华本无）
3.大行人职文：惠栋校宋本同，闽、监、毛本“文”误“云”。（《清经解》第五册637页下栏第7行，中华本无）
4.既言讲说：闽、监、毛本同，卫氏《集说》“言”作“来”。（《清经解》第五册638页上栏倒第6行，中华本无）
5.因俯身向长者：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向”作“嚮”，下“则足向后”同。（《清经解》第五册638页下栏第10行，中华本无）
（二）因版本系统差异而出的校勘记，价值不大者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因阮校所据底本与惠栋校宋本体例的差异而出的校勘记上。阮元校勘《礼记》所使用的底本为十行本，十行本有缺，多据惠栋校宋本补，而惠栋校宋本为八行本。两个版本并非同一系统，有很多体式上的差异。“传世《礼记》注疏合刻之本，以八行本（每半页八行）为最早最佳。”[3]P301阮元无从得见，所以非常重视惠栋校宋本，多吸收惠栋校勘的成果。很多惠栋校宋本的体式，阮校都吸收进来，比如惠栋校宋本的分节、分卷、被疏语的表达方式等。其中，在被疏语的表达方式上，阮校所据底本作“XX者”，而惠栋校宋本在被疏语后加一空格来表达[3]P314。阮元把此类差异都列入校勘记，认为惠栋校宋本脱“者”字，实无必要，徒增篇幅而已。卢宣旬在摘录时很明智地删去了这类校勘记，如：
1.使从俗者：惠棟校宋本脱“者”字。（《清经解》第五册635页上栏倒第8行，中华本无）
2.必告之以其制者：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无“者”字。（《清经解》第五册636页上栏倒第18行，中华本无）
3.三饭主人延客食胾者：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无“者”字。（《清经解》第五册639页中栏倒第8行，中华本无）
（三）因版刻错误而出的校勘记，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是非者
古人刻书，有些字混同而刻，不作区分，如“己”、“巳”、“已”；“本”、“木”；“土”、“士”；“末”、“未”等。像这类可以结合上下文断定是非的字，迳改即可，不必出校。《清经解》本《礼记校勘记》中，多出此类校勘记，实则可不出校，卢宣旬在摘录时大都删去，例如：
1、今关户之木：闽、监、毛本作“木”，此本误“本”，卫氏《集说》亦作“木”。（《清经解》第五册637页中栏倒第16行，中华本无）
2.左旋右抽：闽、监、毛本作“抽”，此本“抽”误“柚”。（《清经解》第五册643页下栏倒第1行，中华本无）
3.王受玉：闽、监、毛本作“王”，此本误“玉”。（《清经解》第五册646页中栏第16行，中华本无）
二、校勘记不当删而删，与阮元旨意相去甚远
对于卢宣旬的摘录工作，阮元是不甚满意的。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一文，其子阮福附案语云：“此书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抚河南，校书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时细心，其中错字甚多，有监本、毛本不错而今反错者，要在善读书人，参观而得益矣。《校勘记》去取亦不尽善，故家大人颇不以此刻本为善也。”[4]P621此为一证。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清经解·周易校勘记》卷一中看到了对卢宣旬摘录工作颇为偏激的评语。此卷“故不利为寇”条校勘记下有：“近年，南昌重刻十行本，每卷后附以校勘记。董其事者，不能辨别古书之真赝。时引毛本以订十行本之讹字，不知所据者乃续修之册。更可诧异，将宫保师《校勘记》原文颠倒其是非，加‘补校’等字。因编《经解》，附正于此，捭后之读是记者，知南昌本之悠缪有如是夫。”[5]P283上栏此为阮元弟子严杰所说，既刻于《清经解》，足可见阮元对卢宣旬摘录工作的态度，此为二证。
阮元对卢宣旬所做工作的不满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卢宣旬删去了阮元《校勘记》中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校勘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例中看出大概：
1.十五已下：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已”作“以”。案：“以”与“已”字本同，见《檀弓》下注，《诗·文王传》“帝乙已上”。《释文》云：“‘已’，本亦作‘以’。”（《清经解》第五册636页上栏第8行）
按：中华本《曲礼校勘记》无“《释文》云：‘已’，本亦作‘以’”，翻看此条所对应的《释文》亦无此句，这也当是卢宣旬摘录时删去的原因。但查看陆德明《经典释文》可知，第二卷中有此一句。作校勘记者引之以证“‘以’与‘已’字本同”，不当删。
2.志在宿卫：惠栋校宋本作“宿”。此本“宿”误“伯”，闽、监、毛本同。《公羊》疏引正作“宿”。（《清经解》第五册636页中栏第25行）
按：中华本《曲礼校勘记》无此条，当是卢宣旬删去。但此条说明了底本的错误，卢宣旬在处理时迳改底本文字，未加校勘记说明，这与阮元意旨不符。阮元在《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中有言：“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今重刻宋板，凡有明知宋板之误字，亦不使轻改，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别据《校勘记》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捭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慎之至也。”[4]P620阮元这种谨慎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但他虽如此夸赞此刻本，而通过上例来看，卢宣旬在摘录整理时，并未完全按照阮元所说的去做。类似例子，试再看几条：
（1）所以郑引深衣为注：监、毛本作“郑引”，此本“郑引”二字倒，闽本同，卫氏《集说》不误。（《清经解》第五册637页上栏第7行，中华本无）
（2）亦便食也：闽、监、毛本作“亦”，岳本、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此本“亦”误“应”。（《清经解》第五册639页上栏倒第8行，中华本无）
（3）以其本出于牲体也：闽、监、毛本作“牲”，岳本、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此本“牲”误“惟”。（《清经解》第五册639页上栏倒第1行，中华本无）
三、摘录刊刻过程中产生的两本间的差异
对校中华本和《清经解》本《曲礼校勘记》笔者发现，两个版本在刊刻时校勘的精细程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华本明显校勘不精，而《清经解》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是相较之下更加精审，这与卢宣旬主持刊刻时一意速成有很大关系。朱华临在《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跋》中道：“板甫就，急思印本呈制军，以慰其遗泽西江之意。局中囊事者未及细校，故书一出，颇有淮风别雨之讹，览者憾之。”[6]P4中华本虽己经过多次修改，但通过与《清经解》本对校，我们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
1.憎谓巳所嫌慢：闽、监、毛本同，惠栋校宋本“巳”作“巳”。《考文》云：“宋板‘慢’作‘恨’。”（中华本1235页下栏第18行）
按：如前所述，“己”、“巳”、“已”古人刻书多混同。阮校在处理此问题时遵循一个原则，即“可意会者不出”（见“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条校勘记）。此条既出，但刊刻时又未进行严格区分，读者遂不知校勘记为何意。《清经解》本作“‘巳’作‘己’”，不误。中华本校勘记中多有此类情况发生，如“今谓巳有畜积”条，当是摘录或刊刻时疏于校勘造成的。
2.辟嫌也：闽、监、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考文》引古本“辟”作“避”。《释文》出“避嫌”云：“本亦作‘避’。”《正义》云“明避嫌也”，字亦作“避”。按：“避”正字，“辟”假借字。（中华本1246页中栏倒第1行）
按：《清经解》本“出避嫌云”作“出辟嫌云”，查看陆德明《经典释文》可知，《释文》出“辟嫌”。中华本误，《清经解》本不误。
3.及大夫有菜地：惠栋校宋本同，闽、监、毛本“菜”作“采”。案“菜地”以采取为义，字当从“菜”。《匡谬正俗》云：“古之经史‘采’、‘菜’相通，今之学者见谓之‘采地’，字上或加‘艹’。”（中华本1254页上栏倒第5行）
按：《清经解》本“字当从菜”作“字当从采”，根据此条上下文意可知，似作“字当从采”较妥。
4.乃徧至父友也：闽、监本同，毛本“偏”误“偏”。（《清经解》第五册636页中栏倒第2行，中华本无）
按：“毛本‘偏’误‘偏’”显系《清经解》本讹误。
通过分析《礼记·曲礼》之《校勘记》，我们不难发现，卢宣旬在摘录时确实下了一番功夫，他所遵循的一些原则科学而合理。但卢宣旬的某些删节过于武断，校勘不精也是不争之事实。《清经解》本对文本的校勘较为精审，但无谓的校勘记保留较多。所以总的来说，中华本在处理关涉不同版本体例问题的校勘记上优于《清经解》本，而《清经解》本在校勘记文本的校勘上更胜一筹，二者各有千秋。
参考文献：
[1]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J].文史，1963（3）.
[2]王锷.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兼论古籍整理之规范[J].中华文史论丛，2009（96）.
[3]吕友仁.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平议[J].历史文献研究，1999（18）.
[4]阮元.揅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阮元编.清经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