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鲜为人知的惊天大鼠疫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持续了六个多月，席卷了半个中国，吞噬了六万多条生命，国际著名防疫专家也未能幸免于难，中国政府为什么大胆启用伍连德？中国自己的防疫专家对抗鼠疫的结局又如何？

1960年1月21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位刚刚退休返乡定居的81岁的老医生心脏病突发病故。南洋小岛上这一噩耗传来，举世哀悼。要说起这位老人，我们必须回顾半个世纪之前，再次聚焦于1910年的东三省。

1910年，中国天空的色彩是那样诡异——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死难达60468人的大鼠疫，正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而成功扑灭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的总指挥正是这位老医生，中国近代第一国士——伍连德。

时光倒转到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一家店铺，来了两名神秘的住宿者，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六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有四个人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六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六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当时疫区惨状（文本记录）：“疫气蔓延，人心危惧”，“疫情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在疫病大肆蔓延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英、法、美、德纷纷染指，特别是日、俄两国以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以至陈兵相向。

疫病爆发，无名小卒临危受命

疫情势不可当，列强狼子野心。在内外交困中，当局如何应对？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他忽然想起曾经偶遇的一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

1910年12月2日，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助手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上任就赶赴重灾区傅家甸。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便是当年的傅家甸。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百年前的那段时期，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

伍连德发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预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果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

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与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亲自通过化验来判断。

到达哈尔滨第六天，伍连德准备解剖尸体，但是解剖尸体与当地风俗、法律相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

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这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鼠疫菌，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

当伍连德带着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的判断去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 从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伍连德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同行接受，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已派一知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即使自己一无所获，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肺鼠疫的结论后，他仍然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

听谁的，洋专家还是中国人

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尼，同样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以向上级汇报为由，并未予以批准。为顾全大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

此时，大鼠疫沿着铁路交通线，从哈尔滨傅家甸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人数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北京亦呈乱象，各国使节人人自危。当时俄国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规定中国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驱逐出境。此时，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必然不会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开始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将面临严厉的责难和株连。

面对中外专家之争和各界压力，面对伍连德的辞呈，一封回电竟然花了施肇基38小时，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的思考里，施肇基决定给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施肇基斡旋之下，朝廷继续支持伍连德，免去迈斯尼防疫职务。清廷倾力增援东北防疫，将平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麾下，但总数不过50余人。

在争议声中，伍连德继续主管着防疫的全局工作。

全国讲卫生，鼠疫却更严重

国际防疫专家迈斯尼私自看望鼠疫病人，感染鼠疫身亡，引起举世震惊。这件事情打消了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他们对伍连德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唯一指望，真正成为这场国际防疫行动的主帅。

此后，伍连德的很多建议举措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实施，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

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天津卫生局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十条预防措施。

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 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有一天，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久久伫立。他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尸横遍野，一排排棺木尸体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正是这人间地狱的一幕让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难题得以解开。

开先河，请皇帝降旨“焚尸”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第一时间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加。

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得一颤。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

摄政王载沣见到奏章后大怒：“什么！你让我为焚烧尸体专门下一道圣旨，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施肇基道：“臣以为是功在千秋，开一代风气之先，流芳百世之举。摄政王于此紧要关头，若能当机立断力挽狂澜，必能成为我大清中兴之君。”

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如果说鼠疫的大规模流行和抗疫斗争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旧式生活习俗，那么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丧葬方式。火葬这种新的殡葬方式，既方便又卫生，其出现是人们在丧葬观上科学、文明观念战胜愚昧、迷信的标志。

此时的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开始出现下跌趋势。

战胜鼠疫，近代史上第一人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东三省防疫成功，使防疫总指挥伍连德名扬四海。他挟防疫之功参加在奉天举行的有12国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讨会，并出任主席，而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只能屈就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清王朝赏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军衔，于紫禁城受摄政王召见、获二等双龙宝星，奉天总督授金奖。沙皇政府封赐二等勋章，法国政府授予荣誉衔。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不仅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还比较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

在人类历史上，鼠疫大流行动辄死亡百万。即便是在科学进步的19、20世纪之交，六万人不过是印度鼠疫流行期间每周的死亡人数。从这一点来看，中外人士毫不吝啬地把最高的赞美献给伍连德并不为过。

就在举世欢庆的时候，已经享誉全球的伍连德，冷静地认为鼠疫还会卷土重来。

1911年，内务府尚书肃亲王打算专门为伍连德在内务府设一卫生署，统管全中国的医疗。伍连德说，东北鼠疫虽然被控制了，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我要在东北建立防疫网。伍连德辞去了高官、厚禄和各国的邀请，他悄悄回到哈尔滨，建立北满鼠疫防疫体系——东北防疫总处，然后在那里坚守。

鼠疫会重来吗？坚守？要多久？一年？两年？十年？还是一生一世？鼠疫是否会如他预言再次出现？

果然1920年鼠疫又来了，他力挽狂澜，再次为社会作出卓绝的贡献，这次他付出的是自己的黄金十年。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愿意为国为民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十年时光。这十年，伍连德数次辞去国家卫生主管的高官职位，甘心做哈尔滨防疫部门属下的一名小小的处长。在第二次出山“齐家治国平天下”后，又归隐田园，成为南山樵子、秋江渔父，终其一生，其人性魅力无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国士！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

伍连德在调研中还发现了东北大鼠疫的真正疫源。原来，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20世纪初世界市场对动物毛皮的需求，是引发此次东北大面积鼠疫灾难的动因。因为此次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时间里，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在暴利的驱动下，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同时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尽管鼠疫渐渐地成为了历史，而它的余音并未终结。

2003年“非典”同样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侵占，从旱獭到果子狸，同样是一种非典型性肺部传染病，也同样采取了伍连德的办法，在那场被命名为“SARS”的抗争中，共有7747人被感染，却只有829人死亡。它印证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但是与东北大鼠疫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这些大灾难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反思角度。

这种角度亘古有之、历久弥新，那就是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摘自《北洋大时代》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东北两次鼠疫概括

清末民初十年间，东北地区遭遇两次鼠疫流行，1910-1911年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死亡6万人，经济损失达1亿元。1920-1921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共有9300人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