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视角中高职学生违法犯罪成因探析

[摘要] 从亚文化理论看，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高职学生的地位挫折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造成的。高职院校只有通过积极探索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关爱贫困生和双差生，大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才能预防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亚文化；高职学生；违法犯罪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码] A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各群体之中，大学生也不例外。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录取率从36％提高到59%，目前，我国高校在校生已达2000万人，与此同时，大学生违法犯罪人数也呈逐年上升之势。近几年在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中又以职业院校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居多，并呈现出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犯罪类型集中、突发性强等特征。导致高职大学生违法犯罪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亚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易被人们忽视的深层次的原因。在此，笔者试图以犯罪学中的亚文化理论为视角，分析和探讨当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艾伯特・科恩在1955年出版的《少年犯罪人：帮伙亚文化》一书中使用，之后得到理查德・克罗沃德和劳埃德・奥林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1]

亚文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的较低阶层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亚文化群。由于亚文化群的成员没有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不能实现其较高的目标，这类持有相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而又处境相同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便纠集在一起，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来帮助群体成员实现各自的需要。在亚文化群中，往往存在大量与社会主体文化相冲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在他们那里，违法犯罪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是不受指责反而受到鼓励的。[2]亚文化理论不仅清楚地阐明了产生和维持犯罪亚文化的原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特质，而且系统阐述了帮伙―犯罪亚文化―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分析当今高职大学生犯罪行为提供了良好的视角，从而有助于我们揭示高职大学生违反犯罪的原因，并研究其对策。

一、“地位挫折”与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

在亚文化理论中，科恩用“地位挫折”与“反向作用”两个概念解释少年越轨亚文化的形成和少年犯罪。[3]科恩认为：下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目标，但是由于自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学校或社会竞争中经常遭到失败或挫折，但是又无法忍受或妥善处理这些挫折，这样他们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普通社会的价值观念即亚文化，以此来克服社会适应中的失败与挫折，并认为他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会，于是，这些青少年自动结合起来，形成亚文化群，共同用的行为来应付社会适应中产生的问题，这样的亚文化群常常被称为帮伙。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4]我们知道，高职院校的双差生多，这是因为高职生主要来源于中考和高考没有考好的学生，在以分数和学习状况来衡量学生好坏的中学阶段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可以得到学校和老师的照顾和重视，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很难得到认可，而且一旦出错，更容易受到老师的批评、甚至刁难，同时因为学习不好，他们也常常被取笑和歧视。于是，这些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自以为学业失败、前途无望，于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厌学、逃学，在中学阶段即成为所谓的“问题学生”。这些“问题学生”通过不同途径（或高考正式录取或者交钱降分录取的三年制大专学生及初中毕业仅凭初中毕业证直接进入高职院校的五年制高职生）进入高职院校后，由于基础太差，又成为高职院校的双差生。由于老师的主要精力一般放在优等生身上，对双差生显然关心不够，使得这些学生被冷落的感觉更为强烈。在经历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这些双差生往往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为了获得一种代偿性的成功和安慰，他们往往以退缩、冷淡、超现实的想象等方式应付挫折，他们中的一些个体便会聚合为小的伙伴群体。这种群体规模小，包含着面对面的伙伴关系，允许其成员展示其全部的感情和真实的自我，自由地进行娱乐和消遣活动，发泄自己的情绪和生理能量。小群体摆脱了社会中那些权威的约束，作为“避难所”为其成员提供安慰、支持和承认。笔者曾对某高职学院电子信息系2006年所招的140名五年制高职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这140名学生里在进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形成了三个小群体。在亚文化群体中，亚文化中的一些负面成分恶性膨胀，“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5]并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反文化――越轨亚文化。

这种越轨亚文化对置身于其中的一些高职学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化过程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群体化的犯罪人格。这种犯罪人格表现为：信仰迷失、道德低下、行为乖张、易与社会发生冲突；消极颓废、刻薄残忍、对他人冷酷无情；极端自私、毫无诚信、无社会责任感；盲目从众、激惹性强，不具备理智思维能力。

这种越轨亚文化链条使帮伙成员集合在一起，它也为帮伙成员的越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在越轨亚文化中，“花天酒地”、“出人头地”会受到帮伙的羡慕；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会受到帮伙的称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会受到帮伙的佩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增强了继续越轨的决心和勇气。相反，如果谁违反了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谁就要受到帮伙的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正是由于亚文化的精神支配作用，使帮伙成员的违法犯罪由无到有，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团伙内的不断传播，使团伙成员的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帮伙成员的越轨程度越来越大，危害性不断加剧，越轨也朝着犯罪严重化和团伙化方向发展。

此外，高职院校学生中的贫困生比例很大，达到30%，家庭贫困、失学失业等也容易使处于逆境中的部分高职贫困生自动结合起来，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亚文化为其侵财型越轨行为不断做出合理性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这也是为什么高职学生犯罪中侵财型犯罪占到70%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与高职学生违法犯罪的产生

犯罪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意识活动，但“推动人类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 [6]高职学生犯罪是高职大学生在对立于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准则支配下的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其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准则正是由亚文化所提供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高职生尤其是五年制高职生入学年龄一般在十五、六岁左右，正是心理学上所讲的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期”，即青春期，这个时期由于心理、生理尚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辨别是非、抗拒诱惑能力差，一旦遇到不法分子诱惑或强迫或不良亚文化的诱导，很容易掉进犯罪的泥沼。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第二反抗期”，又有学者将其称为“心理危险期”（Psychological Crisis）。三年制高职生年龄一般处于18―22岁之间，正是处于心理上的“断乳”和“动荡”时期，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与落差，造成他们上缺乏分辩与自控能力，在不良亚文化的影响下，极易诱发犯罪和其他错误行为。近年来，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泛滥，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学生身心的东西屡禁不住，使高职学生认知产生偏差。有些学生由于意志比较薄弱，很容易接受外界的影响，面对不良现象和行为，往往缺乏辨别判断能力而跃跃欲试。一些武侠、言情小说、影视片人物，特别是带有传奇色彩的黑社会人物对他们起着极坏的影响。 正是受这些亚文化的影响， 一些高职学生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开始一味地追求享乐、独立、自由、极端个人主义，一切以对我是否有利为价值尺度，在这种价值观念的诱导下，很容易形成帮伙亚文化，加入帮伙的高职学生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不劳而获的幸福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和哥们义气的友谊观。他们花天酒地、拜把结盟，无视校纪校规，把法律当儿戏，缺乏罪恶感，导致高职学生违法犯罪中团伙作案越来越多。

暴力文化是导致高职学生产生暴力倾向的一个深层原因。遍布高职院校周围的网吧、游戏厅、录象厅及其他场所为了迎合这些学生的口味和心理特点，大量传播、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信息。这些暴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青年学生争强好胜、崇尚暴力的心理，使其尚不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畸变，沉溺于通过侵害他人显示自身力量的观念中。

此外，在高职校园内还存在着以手机短信、课桌留言、口头禅等不雅信息而带来的“灰色文化”，它是一种以流行的、通俗的文化范式表现出来的庸俗文化，它抓住了人性的弱点，以满足人的欲望为突破口，以形式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不断地削弱主流文化的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内涵。由于亚文化的反叛性和不成熟性，它极易与灰色文化相融合，从而强化了自身的负面功能。生活在这种亚文化氛围中的学生，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感畸形增强而理日趋萎缩，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迷茫，精神上愈加感到空虚，酿成高职学生犯罪行为的突发性和盲目性。

总之，无论是地位挫折还是社会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的影响都会导致高职学生犯罪亚文化的产生，在犯罪亚文化的的诱导下极易发生高职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高职学生犯罪亚文化的应对措施

高职学生由于地位挫折及社会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导致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这些学生要么受刑事处罚，要么被开除学籍或受纪律处分。高职学生犯罪实际上也是高职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失败。因而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其犯罪显得十分必要。

（一）高职院校要积极探索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提高学生自信心

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相比，高职学生虽然在文化基础知识、学习活力、自我管理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与差距，但他们也有自己明显的优势，即思想比较活跃，动手能力、适应性等方面比较强。因此，从实际出发，教给实用知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教学改革的重点。以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发展需求为依据，以“必需”、“够用”为原则，降低教材难度，在本专业建设中充分突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能力的培养，独立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由于高职院校在校学生层次多，生源素质不齐，心态各异，这些均增加了高职教育的难度。因此，学校要根据学生个体差异，以人为本，制定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案，将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提高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如合理安排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内容和比例，努力实现所授课程内容的前后合理衔接，将“必需、够用”原则渗透到整个专业学习的全过程中。具体地讲，高职院校理论教学水平要降下来，降到大多数高职学生都能接受的水平，而实践操作水平要真正升上去，达到师傅带徒弟的程度。教师在教学中应鼓励学生联系实际，大胆设想，积极提问，灵活回答，营造教与学的互动，让某些枯燥的理论学习变成有针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极大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平时，教师还应多收集一些有关成功蓝领工人资料，以供学生参考，学校还可通过开设众多特色课、职业资格考证培训等来提高学生本身的综合素质，通过能力与文凭的结合，增强学生的心理竞争能力，提高就业竞争机会。最主要的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获得不少成果之后，绝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厌学情绪严重的双差生将消除自由散漫或者自怨自艾、自我放逐的学习方式乃至人生态度，他们在接受技能培训的同时也乐于受教。

（二）关爱贫困生和双差生

高职院校贫困生比例较大，针对贫困生的问题，许多高职院校通过减、免、缓交学费的做法，让特困生“先上车，后买票”，启动国家助学贷款工程，争取社会资助，开展企业、个人与特困生的“一帮一”、“手拉手”活动，积极探索和完善奖、助学金制度，提供固定的勤工助学岗位等，各高职院校在党委领导下，由团委和学生会牵头，组成如勤工助学研究会等主要由贫困学生组成的学生社团协会，让贫困生找到自己的群体，找到一种归属感，也可在社团中重新找回自信，克服挫折感，对自己作出正面的人生定位。

高职院校在管理上仍要强调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作为高职院校的管理者由于受人数和时间的限制，应该是对大多数学生提要求，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平时把主要精力放在“三生”（贫困生、心理有障碍的学生、双差生）上。高职院校双差生多，双差生是高职院校学生违法犯罪的主要人群。他们也特别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怀，但对后进生、双差生来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家长和教师冷漠、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使得这些学生受挫折的感觉更为强烈，只得在网络世界、不良群体中寻求关怀和支持，甚至犯了错误还能从那里得到赞许。因此，学校及教师要积极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将切除“脓包”变为医治“脓包”。教师要用“三心”对待双差生，即要有爱心、关心、耐心，只有教师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博大的爱，只有“润物细无声”“绵绵无尽期”的爱，才会真正感染学生，感动学生，使他们幡然醒悟，重新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来。

（三）大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不良亚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如长期不引起重视，那么正规教育就有被釜底抽薪的危险。因此，在弘扬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必须遏制不良亚文化的滋生和蔓延，有效地减少高职学生的违法犯罪。

1．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首先是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校风建设，大力加强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教育，精心组织校园文化活动，积极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其次是大力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建设，重视校内文化设施建设，重视校园景观建设，重视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第三是切实加强和完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要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管理等保障措施。

2．加强文化劝导力度，提高高职学生对不良亚文化的“免疫力”

目前的世界已难以找到一块纯文化的净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报刊、图书、广播、影视，还是广告、演出、光盘、音像带，抑或是信息高速公路，到处都飘荡着欧美的形象与神话，意识与观念、情感与趣味、风情与时尚。”[7]199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曾宣称：“当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美国的战场已从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这种裸的的“文化侵略”、“文化扩张”，使当代青少年面临着严峻的西方文化的诱惑与考验。

为了防止文化污染，首先，要用优秀的作品占据学生的文化生活空间，用高尚的精神陶冶情操，用正确的理论引导 学生，提高其文化修养，增强对不良亚文化的“免疫力”。其次，政府、高校、社会联手加强对文化传媒的管理。对充满暴力、色情的影视作品和广告要适当“隔离”，高职院校还要加强对网络的管理工作，加强网上监控，及时处理有害信息，并通过设计内容健康、学生喜闻乐见的网页，以先进文化抢占网络阵地，同时，要倡导提高创作者的责任感，遏制“文化垃圾”的生产，控制“污染源”。再次，合理疏导，对部分不良亚文化群体实行“个案化管理”。如：对于网络不良亚文化，辅导员要找相关学生谈话，建立定期的谈话、交流和监督机制；对于暴力亚文化群体，学校要采取断然措施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和限制；同时大力倡导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消费攀比等享乐亚文化的蔓延。

[参考文献]

[1]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65.

[2] 张保平、李世虎.犯罪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45.

[3]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61―362.

[4] 许章润.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9.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4.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8.

[7] 刘润为.文化工业论[N].文艺报,1997-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