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反思、还原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大讨论，大量学者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古代文论；90年代，学术界又出现了“失语症”，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罗宗强等一部分学者主张历史还原，强调“求真”、“求是”。本文将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思潮进行梳理，反思这些年学术界对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强调还原方法对古代文论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历史背景；还原

1.综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情况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出现了关于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到1985年为最热，学术界将这一年喻为“方法年”。这场大讨论主要是受西方社会思潮影响，各种新学说、新理论、新方法都介入到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去。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多种方式并存的局面不仅仅是对古代文论多方位的探索，也是对古代文论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反省。

正当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艺理论，企图将之置用于古代文论研究时，新的焦虑产生了。学者们发现西方话语充斥着整个文论界，曹顺庆先生将这一现象称为“失语症”，他认为学术界最迫切的任务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即“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启动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并立足于当代，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使其凸现与复苏，在广取博收中重建。”[1]罗宗强先生强调研究古代文论应抱有一颗平常心，强调“把古代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入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去”，[2]提倡的历史还原。

2.反思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2.1西方科学主义方法置用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实践存有偏差

西方科学主义方法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它以主体和客体在理论上的分立为特征，将研究的事物视为“对象”；二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本质。李春青先生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明确指出古代文论是一门以“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为基础，以概念、逻辑为基本运思工具的现代学科”，这一学科所面对的是“一种直接指涉着道德、政教、人生理想、玄妙之思以及活泼泼的感受和体感。”[3]

李春青先生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科学主义方法，而它所研究的对象则是传统的诗文评。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是古人从经验和体验出发的一种言说，这种言说方式不存在主客二元对立，多是古人置身于具体情境之中，在活生生的生命运律中体悟出的感与思。近代古代文论引用西方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诗文评，一方面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一次革新，为中国学术研究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推动了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将西方思维与方法不假思索地、甚至是泛滥地用于古代诗文评的研究上就存在着“方法与对象的错位”。这样，中国古人那种活生生的体验与情思变成了没有生命的材料，古代诗文评中蕴含的丰富意义也被毫不留情地抹煞掉了。

2.2“古为今用”的功利目的体现了人们的焦虑心态

从“失语症”到“现代转化”，学术界的研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改变学术界西方话语的统治地位，让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话语在世界话语体系中占有足够的份额。本文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分清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是分属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话语系统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古代文论，就应该正视古代文论在学术上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古代文论绝不是其它文论或其它话语的附属。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该还原到古代文论的历史语境，去探索古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够得出我们民族精神的真正含义。想建立自己的话语，学术界一些人显现出了急于求成的迫切心态。李壮鹰先生曾指出学术界有误读原典的现象，他强调古代文论研究与“研究所应凭借的基础建设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基础建设即“求真”、“求实”。他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以弄懂原典为原则，而不是以破坏原典，把它雕凿成一种新的东西为目的。”[4]

李壮鹰先生还指出：“我们的人文研究，长期以来鲜有自主的地位，它总是沦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从属现实的功力和政治需要，”故而，“研究对象的确立总要从现实要求出发，理论的研究要从实践需要出发，对旧的问题的检讨要从新的建设出发，随之而来的是，研究的指导思想要从政治观点和主流意识出发。”[5]

综观以上学者的讨论与思考，本文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固然需要一个大的目标方向为指导，这个目标是学者的一个美好心愿，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古代文论本身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确立是不能忽视和跳过的。我们的研究实践就是“求真”、“求是”。“求真”即还原古代文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真面目，“求是”即通过研究和阐释，探索古代文论的发展规律。所以，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我们还是要严谨学风，认真在历史还原方面下功夫。

3.还原方法论的意义

反思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古代文论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平静心态，重新构建还原方法论在研究古代文论方面的意义。

3.1回归到历史环境，结合历史背景和文人心态去还原

今天古代文论的研究要想还原到古代文论的真实思想，需要结合古代文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人心态。中国的古代文论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要把古代文论置于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去考察才会得出更切近于古人的结论。上世纪80年代末，罗宗强先生集中阐发了还原方法论，他坚持把求真求实、“历史还原”当成古代文论研究的首要目的。什么是“历史还原”，“历史还原”的主要工作是哪些，他在张毅先生《宋代文学思想史》的《序》中有这样的论述：

“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做出评价……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这两部分来说，历史还原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原文的正确解读，原文的解读当然有一个训诂的问题，但是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它又不仅仅涉及文字训诂……一种批评与一种理论的出现，有它的具体的环境。在当时，有的问题不言而喻，时人都能理解，作者在文字里便省略了。我们今天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便无法对之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这就涉及到考察历史环境的问题。有时为了一句话，可能要求清理一大段历史。”[6]

例如罗宗强先生在谈到西晋时期陆机《文赋》注重文章写作技巧的问题时，就联系了西晋的时代背景和文人心态。他首先在第一节讲到西晋士风的变化。他讲到了当时司马氏对士人的残害的这段历史，表面上西晋的士人生活轻松愉快，但究其根本是士人对当时政权的屈服与无奈，他们不得不对政权采取一种合作态度。因为政治对文人的压制，所以西晋的文人渐渐丧失了建安时期士人的那种功业心与进取心。罗宗强在此进入历史真实当中，窥探当时士人的心灵真相，他将陆机写作技巧方面的主张置于西晋的历史背景和士人心态中去考察，还原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士人的生活情趣，指出当时士人毫无进取之心，只将精力放在文的行文辞藻上，基于这一方面，士人舍弃了功利目的，转而重视文学自身的特色。

罗先生的历史还原方法不是孤立地看待某部文学理论，而是将它还原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讲述作家理论思想的前因后果，将读者带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审视，呈现出活生生的古代文论面貌。同时，罗先生也并不是在讲故事，他在论述中，论据充分，调理清晰。他的这种灵动而严谨的治学方法是研究古代文论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3.2注重历史还原与阐释相结合

现在学术界流行“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现代建设”的说法。对于“现代阐释”、“现代建设”，李壮鹰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一些学者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的错误，他说：“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从古文论本身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现实功用出发。而从功用出发，必有先入之见；不求真而求‘用’，必拣择、宰割研究对象，从而使研究失去客观性。[7]本文认为在当代研究古代文论，只重视材料的发现和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古代文论的生命力要想得以延续，我们还应该注重古代文论意义的阐释。针对李壮鹰先生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应以古代文论为中心，现代阐释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古代文论本身，旨在发扬古代先进的文论思想，使古代文论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二、我们研究古代文论要尊重古代文论的客观性，运用历史还原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真实含义有清楚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借助西方文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蕴含的以往不为人知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年第二期，53

[2] 罗宗强：《古代文论研究杂识》，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三期，112

[3] 李春青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2

[4] 李壮鹰：《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六期，91

[5] 李壮鹰：《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六期，91

[6] 张毅著：《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二版，5―6

[7] 李壮鹰：《回归原典：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理意识》，载《思想战线》2009年第六期，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