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黄金段河西走廊的历史地位

[摘要]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联接东西方的文明通道，河西走廊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保存下来的以敦煌为代表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背景下，甘肃省提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是历史的大手笔，而河西走廊则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如何定位河西走廊的历史地位，在新时代背景下以独特的方式宣传河西走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关键词]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16-04

丝绸之路是古代贯通中西的国际通道，对促进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甘肃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应该说，河西走廊又是丝绸之路黄金段中的黄金段。

河西走廊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可开发利用的大量文物古迹，在国家文化大繁荣的历史关键时刻，把河西走廊打造成“华夏文明传承创新部级文化长廊”，可谓有的放矢，实属大手笔，此举对于提升中华文明，提升甘肃的形象，提升甘肃文化产业的发展等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为针对特定时间与空间环境下的河西走廊的各类宣传题材，可重点突出其在华夏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也就是说，要以文字或视觉艺术的形式，展示和挖掘河西走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要给观众展示河西厚重的历史，展示河西文化与中原政治中心区文化的关系、相互之间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观众最终能够通过各类宣传材料感受到河西厚重的历史文化。

一、河西走廊与中原历史文化的传承关系及其在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河西走廊虽然是个地理名词，但是我们现在对河西走廊的认识定位，其重点是要落实到历史文化上，因为甘肃省现在的目标是将河西走廊打造成为一个有关华夏文明传承与创新的部级文化生态园区。从这方面讲，宣传的定位要紧扣主题，重在文化及其传承。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宣传的政治性目的，因此，就不能离开河西的历史政治意义。

事实上，对于河西而言，宋以前的历史，其地位仅次于中原长安、洛阳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区。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多次指出，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河西，因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常年战争，经济破坏，文化学术也被扫荡一空，唯处西北一角的河西较为安定。由于政治安定，经济富庶，河西成为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世家大族逃避政治灾难的首选地，大量的内地移民给河西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明，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因此，河西的儒学传统没有中断。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涌现出一批大儒，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来自敦煌的有东晋时期活跃在洛阳的以大书法家索靖为代表的“敦煌五龙”、郭、宋纤、宋繇、汜腾、刘、索敞、张穆等人，来自酒泉的有祁嘉、马岌，来自武威的有段承根、阴仲达，来自金城的有宗钦、赵柔，还有来自周边地区的人。他们在河西著书立学，建立公私学馆，一时间河西讲学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郭，他在张掖临松山讲学，弟子三百。河西文化与学术盛极一时。

河西魏晋墓的结构、形制、题材内容等均延续中原汉墓的内容，反过来河西魏晋墓制度又有影响中原同时期或其后墓葬的因素，这种文化的互动颇为有趣。

唐代中国历史文化盛极一时，其统治者李唐即是关陇集团的代表，而这种开放文明制度的渊源，则上承汉魏，中继河西五凉及魏齐政治，其关键的连接点即是河西五凉时期的政治与学术。可见中原儒学对河西的政治和学术之影响和意义之深远。

因此，针对各类宣传品，可以考虑对河西的古代学术（以五凉为中心）作集中推介，这样既可以紧扣宣传主题，也可说明河西在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河西走廊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意义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考虑到河西较为独立的地缘关系，延伸理解，河西走廊也可以说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自汉代以来，河西走廊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中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河西的历史文明进程中，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融合从未停止过。这种融合表现在宗教、文化、艺术、服饰、饮食、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因为著名的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而过，这也是这条错综复杂的世界文明之路从走向上讲最为规整的地区。随着入华的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九姓胡人的进入，河西走廊成为商业民族粟特胡人重要的聚居地，沿着走廊重镇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肃州（酒泉）、甘州（张掖）、建康（高台）、凉州（武威）一线，形成入华胡人定居的文明景观，其中像唐天宝年间敦煌沙州城东的“从化乡”有胡人1400余口，规模之大，未曾有之。又如移居丝路重镇、长安北大门的原州（固原）地区的粟特后裔史姓，自称即是来自河西建康“飞桥”一族。

据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早在西汉时期河西的敦煌、武威即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镇。三国时期，曹魏敦煌太守仓慈就从官方的角度保护胡商的利益，给他们优惠的政策，鼓励胡汉通婚。而到有隋一代，派宰相裴矩专门到河西经营丝路西域胡商，隋炀帝更是不远万里西巡张掖，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皇帝唯一到过河西的事件，此举充分表明了隋中原王朝对河西的重视，对丝路商业的有力推动，因此之后“商旅相望，不绝于道”，丝路畅通，盛极一时，为其后盛唐文明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终致“天下富庶，莫过于陇右”。

入华的九姓胡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之大，不可小看，因为商业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商业进入的是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文明。

因此，可以考虑在各类宣传品中对河西走廊在中西文明交流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关系重点展示，以展示河西多元文明的特征，其实这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

三、河西走廊是个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舞台

离开民族，河西的历史会变得苍白许多。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面对的基本社会现实。因此，河西历史上民族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各民族共处的现象，或许可以对今天社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河西自古即是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汉代以前是月氏、乌孙、匈奴角逐的场所，后来匈奴强大起来，赶走了月氏人和乌孙人。汉代之后曹魏十六国时期，据河西魏晋墓出土画像砖反映，这里活动着鲜卑人、氐人、羌人、卢水胡人、龟兹人、西域胡人、中亚粟特人等众多的民族，共同构成河西多民族杂居的史实。到了隋唐五代宋时期，吐蕃人、吐谷浑人、仲云人、温末人、蔡微人、于阗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回鹘人、突厥人等都曾生产生活在河西这块独特的土地上，为河西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有唐一代，河西重镇凉州一度胡人达七成以上，文献记载凉州大小十城，胡居七城，汉人仅占三城不到，可见少数民族在河西的数量之多，以至于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当地的统治者曹氏家族即是中亚粟特移民的后裔，但是曹氏完全汉化，自称族望为亳州的谯郡曹氏，虽然实际上完全独立于瓜沙二州之境，但形式上曹氏积极地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是河西各民族长期汉化的结果，也表明了河西一直以来以汉文化和汉民族为主体下的多民族共存的特征。

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其后的西夏元时期。因此，可以看到河西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下的多民族共同的结晶。对于这一点，可以在河西文化遗存与历史文物古迹中得到证明，敦煌历代石窟艺术中就有各民族的艺术和不同民族的供养人画像，河西最早的石窟就是在卢水胡人北凉沮渠蒙逊政权时期开始营建的，汉墓和魏晋墓中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很多，敦煌藏经洞保存有十余种民族文字文献，吐蕃艺术和藏传艺术在河西比比皆是。

正因为河西多民族生活的多彩画卷及其经济的富庶，有唐一代凉州曾有“小长安”的美誉，吸引一些著名的诗人像王之涣、岑参等远赴河西。

民族的互动与融合总是推动历史车轮的重要力量，民族文化的结晶总是汇入时代先进文化的洪流中。加强河西走廊多民族性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在今天民族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显得很有必要。

四、河西的精英文化：历代世家大族

自汉魏以来，河西形成了以中原移民世家大族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基本社会结构，并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在当代仍有所反映。这方面的事例历代不胜枚举，像敦煌汉代以来的曹氏，曹魏时期的武威段氏，西凉政权的李氏，其中敦煌因为藏经洞文献记载清楚，像张氏、索氏、李氏、阴氏等构成敦煌历代大家族。酒泉、张掖、建康、武威基本如此。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来自中原的世家大族到了河西以后，雄踞一隅，但大多都心系中原，其中吐蕃统治之后张议潮起义归唐事件最为典型。张议潮作为河西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阴结豪族，赶走吐蕃统治者，向唐延献河西十一州地图，表示归唐之心，又努力攻下河西全境，最终“束身归阙”，终于长安私第。

因此，可以挑选作为河西精英文化的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以说明河西厚重华夏文化的传承关系及其担当者。

五、作为吐蕃文化中心之一的河西

中唐时期，虽然吐蕃人统治了河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汉文化仍为当地的主流文化，汉字仍是主要流行的文字，公私文书仍以汉文来书写。吐蕃统治阶层仍以汉人大族为主要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吐蕃统治者赞普所推行的大规模佛教抄经活动中，敦煌成为重要的吐蕃抄经中心之一，甚至于把敦煌抄写的佛经运送到吐蕃本土流行使用。近年来在藏地一些寺院发现的吐蕃时期的经典，其抄经人是敦煌的写经生群体，可见河西敦煌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至于像吐蕃赞普邀请河西高僧昙旷到吐蕃问法，但由于身体原因没有成行，写下了答吐蕃赞普的《大乘二十二问》。同时，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即向有“善国神乡”之称的沙州求法，首先邀请敦煌禅学高僧摩诃衍入藏，赞普赤松德赞亲自询问有关禅宗的一些问题，随摩诃衍一道入藏传播禅法的敦煌人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并序》，真实地记录了8世纪末中原禅僧摩诃衍应邀由敦煌赴传布禅法这一史实。摩诃衍从敦煌远赴，在拉萨、昌珠、琼结等地传授禅门，王锡随往。经过摩诃衍师徒的努力，汉地禅宗思想在吐蕃中得到迅速发展，影响颇巨。在汉僧与印度僧之大辩论中，王锡又与摩诃衍一道申述了汉地禅宗的见解。从一个侧面充分表明了吐蕃赞普对敦煌佛教的特殊心理与态度。吐蕃高僧法成也一直在河汉译经，法成对藏汉文化的交流有重要的贡献，因此，陈寅恪先生称其为“文化托命之人”。以上这些充分说明了河西文化对吐蕃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意义。

不仅仅如此，作为吐蕃宰相和东道节度使的乞心儿，曾在瓜州榆林窟建立了表示藏汉友好的“纪念碑”式功德洞窟第25窟，后来又在沙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可以看到他想以瓜沙地区佛教石窟寺院来表达唐蕃和平、藏汉一家的理念。这些都在唐蕃关系史上有重要的里程碑式意义。而这些都发生在河西的土地上。

六、作为中国佛教艺术源头的河西石窟

我国境内有着丰富的历代佛教石窟与造像，但是这些艺术的源头，除新疆以外，即在河西。河西的金塔寺、天梯山石窟保存有非常原始的石窟图像，另在莫高窟、文殊山、马蹄寺都有北凉时期的洞窟，而在炳灵寺石窟则有早于420年的大量彩塑与壁画。这是中国境内除新疆以外最早的石窟，而且多是在北凉时期营建的。北魏灭北凉后，从凉州掠去人口3000余口，其中就有大量的僧人，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的创建者昙耀法师即在其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北凉僧人和能工巧匠为北魏皇室在武周山营建皇家石窟寺院，其思想和粉本样式必然来源于北凉本土，因此，宿白先生称其为“凉州模式”。作为“凉州模式”影响下的云冈石窟，对后来的龙门石窟和陇东石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龙门石窟又成为后来北魏、西魏、北周石窟的重要样式来源。另一方面，炳灵寺石窟像以千佛为代表的大乘北传思想，成为此后河西佛教与中原佛教千佛造像思想的源头。而在敦煌，保存了自十六国北凉以来至元明清时期一千多年间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史与佛教思想史的完整资料，可以说是一部图像版的《大藏经》。若从中国绘画美术史角度而论，也可以说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北方河西历史）。其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独一无二，很大程度上不断丰富和改写着中国古代史。由此看来，敦煌是我们与历史对接、接收华夏文明营养的最直接的宝藏，其在中华文明传承与创新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就像敦煌资料本身一样，浩如烟海。

七、河西在中古时期的战略地位

在宋代以前，陇右河西一直是各中原统一王朝重点经营的区域，因为在海上交通还没有发展起来或不发达的时期，受中国特有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东、东南、南三面环海，大海成为当时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西南则是长年冰雪的青藏高原，翻越起来极其困难；东北寒凉，受到限制；北方大漠，也不易通行。加上西南、东北和北方长期以来属彪悍的少数民族占领，人口定居点过于分散，不易供给，因此各中原王朝对外扩张或向外交往发展的空间唯有过陇右穿河西达西域中亚之丝绸之路。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东端是富庶的华夏帝国，西端则是热衷高档消费的希腊、罗马与大食帝国，中间地带中亚地区正是商业民族粟特胡人的故乡，诸多原因使得过河西长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古时期的国际交通大道，在河西沿途有大大小小的绿洲便于联络供给。因此，在自然条件的制约、政治扩张的需求、国际交通的吸引等各种客观因素的主导下，向西的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即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极力经营的地区。

汉代为了通西域，先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来时机成熟，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出兵，在河西大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河西的有效管理，从此河西正式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中，汉文化也成为河西的主导文化。经过魏晋十六国北朝的长期分裂割据，隋代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对河西的经营是空前的，派大臣裴矩专门到河西管理丝路交通，后有炀帝庞大队伍的西巡。有唐一代在河西设立节度使，凉州成为唐帝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陇右集团成为唐朝重要的政治集团。唐帝国为了和吐蕃、大食角逐国际统治地位，在河西和西域展开较量。吐蕃人在727年攻陷瓜州后，大肆掠夺，凯旋而归，史书记载吐蕃人自称从此连老百姓也穿上了上等的好衣服，生活况发生了大的变化，可见河西之富庶、地位之重要。作为受胡文化营养滋养下开放文明极其发达的帝国，生活在唐帝国政治中心区胡人的贡献不可磨灭，而这些胡人多是来自陇右河西流寓中国的后裔，其中代表人物有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替李唐打下河西的安修仁、安兴贵及其后代在李世民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后来成为李世民的贴身保镖的安元寿等。不仅如此，河西也是唐帝国与突厥汗国、后来的回鹘在争夺北方大草原统治地位的大后方之一；河特的地理自然环境，成为青藏高原吐蕃与北方草原突厥两个强大民族政权与唐交往、冲突的中间缓冲地带，充分说明了河西在唐代政治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八、河西走廊在今天中国的战略地位

河西走廊在历史时期曾长时间影响国家的战略安全与发展，到了元时清时期虽然一度衰落，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其重要的地位，像元代著名的“凉州会盟”就发生在武威。抗战时期，河西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进入的大通道。

对今天而言，河西走廊是国家交通网与经济发展中的大动脉，是不可替代的重要通道。因为河西走廊是环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是我国和中亚、俄罗斯交通的大动脉；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大通道是内地连接新疆的首要通道，而新疆则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这个安全涉及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涉及国家领土安全，涉及国家资源安全，涉及国家未来发展。像连接新疆的高速公路、铁路、高铁，石油管道、西气东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都通过这里把新疆和内地紧密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其地位不可替代。

河西走廊，曾经是历史的脊梁；河西走廊，是今天的大动脉；河西走廊，必将是未来的希望。河西走廊的未来如何定位，当有五点不得不谈：

第一，河西走廊厚重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必然要重视华夏文明的传承与保护，而河西走廊无疑要走在前列，因为这里有敦煌，有石窟艺术，有藏经洞，有长城，有汉唐古城，有魏晋墓葬群，有太多的历史遗存，这些都是河西的宝贵财富。

第二，河西走廊国际大通道的重要地理位置。中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河西走廊永远是中国除海上以外最重要的国际通道。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首访中亚四国，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中国国家领导人再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是一种伟大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充分考虑到丝路上中亚各国在中国未来发展空间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第三，河西走廊经济大动脉的地位。今天经过河西走廊太多的交通与工业管道，决定了河西不可替代的走廊地位。

第四，河西走廊的生态。天赐祁连，河西走廊的任何生命都离不开祁连山的冰川和雪水，作为内陆沙漠绿洲型生态经济带，河西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因此要保持河西的继续发展，生态保护是第一位。

第五，河西走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主要是光电和风电新能源，这是河西未来经济的支柱产业。

九、河西走廊在敦煌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定位

2013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敦煌国际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举措。敦煌是丝绸之路重镇，是“华戎所交一都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宗教传播、艺术传承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地。敦煌保存下来的丰富的佛教石窟艺术和藏经洞写经写本，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而国际显学敦煌学则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的有趣现象。通过对敦煌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时代定位，必将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国学、华夏文化传承创新等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打造敦煌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则不能就敦煌论敦煌，不能把视野限制在敦煌本身，而是要放开思路，要和历史接轨，要和世界接轨，要和中国传统文化接轨，要和甘肃文化建设接轨……而河西走廊作为敦煌所在地，同在丝绸之路的黄金段上，又同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见证历史的车轮，共同担当了丝路要冲的光辉时刻，共同推进世界文明的进程。因此，敦煌的大举措，必将牵动河西走廊的每一根神经，而如何在敦煌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把敦煌放在河西走廊大背景下的建设，是决策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敦煌作为龙头，至少要带动河西走廊的文化繁荣，要带动河西走廊的文化建设，要带动河西走廊的旅游开发，要把敦煌和河西走廊共同打造成国际历史文化走廊。

十、结语

河西走廊有几千年的文明积淀，明确其历史地位，探讨其历史价值，对我们认识丝绸之路、认识华夏文明创新区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文化大繁荣的大背景下，针对河西走廊的文化建设，可供宣传挖掘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以上仅从河西与中原政治中心之关系入手，谈了几点粗浅之看法，旨在说明河西在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且是宏观的线条，细节的深入尚未展开，因此，可供着力的视角很多，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