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侨乡”概念及其研究的再探讨

摘要　本文从总结侨乡研究的历史入手，提出侨乡研究是属于地域研究的范畴，而地域特性和历史特性是目前侨乡研究别要注意的问题。研究近现代侨乡历史，可把它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即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分为五个阶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近代和当代侨乡的分界线。“都市侨乡”是近年侨乡研究提出的新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对扩大侨乡研究的视野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笔者不同意“中国一些大城市正在侨乡化”的观点。

关键词　侨乡　地域研究　都市侨乡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095－06

近2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侨乡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而研究亦不断深入发展，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有某些关于侨乡研究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没有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些研究方面没有形成交流和研讨的共同平台和基础，往往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很难说到一起去。另外，有些新提出的概念，在理据和实际的使用上都似存在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推敲。概念和范畴研究是一个学科的基础研究，所以很有探讨的必要。

本文拟就“侨乡”和“城市侨乡”的概念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并就界定这些概念和这些概念在研究中的运用作适当的解释和探讨，以请教于同行。

一、关于“侨乡”的概念和研究

一般研究者都认同，侨乡研究的发轫，始自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亦即20世纪30年代末期。虽然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侨乡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深入福建和广东的侨乡。对早期出国劳工和海外华人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等课题做了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另一批中外交通史专家的研究，亦涉及到侨乡的研究范畴。但若严格地说，侨乡研究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陈达把侨乡称为“华侨小区”，它的特征是“迁民人数较多，历史较长，迁民对于家乡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显然，陈达对华侨社区的界定，着眼于海外华人的数量、历史和影响，成为后来“侨乡”界定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侨乡研究的著作在诠释侨乡的概念时，往往同时阐述它的特点。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首先把在这个课题研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按年份先后整理如下：

19世纪末，台山侨乡逐步形成。台山地区华侨除瞻养家眷外，开始在家乡办公益事业，投资商业，大大推动了当地和国内的经济发展。

侨乡的特点是“侨居国外的人数多，侨眷、归侨多；同国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联系面广，经济讯息多，侨汇、侨资多，商品经济比较活跃，但本地人多地少，资源比较贫乏；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

侨乡的特色：“一、侨汇或侨资成为维持和发展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二、侨户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较为优越，但却没有政治权力。三、消费性较强。”

侨乡是“华侨在中国的故乡。出国华侨，绝大多数为闽、粤、琼等省人民。这些省出国华侨较多的县份，向有侨乡之称”。

“‘侨乡’原是指与华侨有广泛联系的中国村落。”“如果有可靠的统计数字，或甚至有数字可查，那么人们将以出国的人数为依据，作为划定‘侨乡’的标准。”“‘侨乡’一词，是学者基于生态与历史的理由，用来指那些特殊的城市或乡村。那些城乡有很多人出国，而他们的经常收入，至少有一半来自侨汇。”

“侨乡，即华侨故乡。”侨乡有几个特点：“第一，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众多；第二，与海外的亲友，在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尽管本地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但由于侨汇、侨资多，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第四，华侨素有捐资办学的传统，那里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侨乡是伴随着华侨的出国与回归，综合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因素的作用，经过岁月的推移逐渐形成的。”

“作为华侨在国内分布地域类型的侨乡，在广东是以华侨人口总数与当地人口总数比例来界定。以10％为界。”

侨乡是“与海外乡亲联系密切、受海外影响明显的中国移民的重要移出地”。它与非侨乡在人口结构、形成海内外联系网络、受海外经济力影响、中西文化交融有明显的差别。

从上文引述有关侨乡概念和特色的论述可见，到目前为止，在“侨乡”概念研究的层面上，仍然是以海外移民的数量、海外移民与家乡的关系、海外移民对家乡的影响等因素作为界定的基本条件，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没有明显的深化。但是在侨乡的具体研究方面。正如本文开始所说的那样。近年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研究，是目前侨乡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领域的研究，理论研究都不应该走在具体研究的后面，相反，应该努力寻求完善和突破，使之成为研究的方向和指导。基于这种观点，本文试图对“侨乡”的研究范畴和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研究侨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研究范畴的一般属性。本文认为，侨乡研究从它的宏观范畴来看，是属于地域研究。地域研究所涵盖的范围很广泛，而就目前对侨乡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绝大部分应是属于地域历史研究。

地域的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它的地域特性，还应特别注意它的历史特性。

地域特性除了地理环境的自然属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它的人文属性，而地域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研究侨乡时，地域的人文属性就往往成为研究的核心。以广东侨乡为例，从广东地域的人文属性来看，它的广府、潮州和客家三大方言群的存在，就必然要反映在侨乡社会的研究中。广东三大方言区的侨乡，虽然有其共同的特点，但亦具有各自的强烈特色。另外，东、西、北江的三江汇流地区――珠江三角洲，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顺理成章地成为广东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而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珠江三角洲侨乡，亦具备了它特别的影响力，这无疑亦是由自然属性所带来的人文属性的后果。地域特性中的自然属性转化为人文属性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那就是人们地域的共同性，即所谓“共同地缘”，会产生“地缘关系”和“地缘认同”，这种现象在侨乡和海外华人研究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本文认为，近年侨乡研究有较深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表现在对由于地域的不同而对侨乡特性带来的差异开始重视。如有的学者用“五邑侨乡”、“中山侨乡”、“潮汕侨乡”、“晋江侨乡”、“青田侨乡”等带地域性的名称去涵盖研究范围，使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地域特性对侨乡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侨乡研究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表面研究阶段，正在向具体研究的纵深发展。

侨乡研究的历史特性，很重要的方面表现在研究中对时代的严格界定。从目前对侨乡的研究来看，绝大部分是属于近现代地域研究的范畴。而近现代的侨乡，又具体经历了形成、发展、转变的几个重要阶段。因侨乡本身的特性和世界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大环境的影响，侨乡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历史阶段的特

色，所以，一些忽视历史性的笼统的侨乡研究，往往会导致结论的偏颇和失误。比如，20世纪初形成阶段的侨乡，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侨乡，无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认识侨乡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侨乡的变化，是推动侨乡研究的重要环节。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中国近现代侨乡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是侨乡孕育和形成的阶段。第二，从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年)，是侨乡发展的阶段。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侨乡停滞的阶段。第四。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侨乡转变的阶段。第五，从1978年到现在，是侨乡新发展的阶段。

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海外华人史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侨乡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我们应该承认和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农村社会的巨大影响，同时亦应看到海外华人社会的巨大变化对侨乡所产生的作用。这两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近代所形成的侨乡转变的最主要原因。虽然我们不打算在此展开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有一点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变化使近代形成的侨乡逐渐失去了它的主要支柱。中国农村基层结构――宗族结构的淡化和解体影响十分深远。而侨乡各种与海外华人联系的社会网络：同乡组织、血缘组织、同行组织等功能变得非常弱小，剩下的只有家庭的关系仍然维持。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社会移民成分和文化思想意识的重大改变，即从以苦力为主的移民到各阶层混合的移民，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思想意识等等的重大转变，亦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人与侨乡联系的管道和方式。历史的重大变化清晰地向我们提示，当代侨乡与近代早期形成的传统侨乡，有着质方面的不同，因此必须要用新的观念和视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侨乡。

我们在此提出要用新的观念和视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侨乡，强调现代侨乡与过去侨乡在某些质方面的差异，并非否认那些在近代时期形成的侨乡发展到现代，仍然存在一些非侨乡没有的共同特性。而这些特性与它的历史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侨乡所形成的传统思想和中西文化结合的影响依然存在，特殊的历史积淀使侨乡社会产生了一种现代文化风俗的根，而这种根使它在变化过程中同时保存着历史的延续性。不过若要凭藉这种根使侨乡回复到二次大战前的社会状况，重建过去侨乡的经济、社会联系方式，实属不再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即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侨乡希望通过复兴宗族关系来复兴侨乡的社会经济。吸引海外华人回乡投资，结果成效甚微。原因是他们不明白现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状况，都非可同日而语矣。

虽然，我们看到近年有些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他们在资料研究和实地调查中已经看到自二次大战后侨乡社会的变化。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把它提高到地域社会转变的层次去进一步分析，因此他们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其他侨乡研究者，特别是侨乡历史研究者的充分重视和利用。不少人仍然把历史上的侨乡与现代的侨乡放在一起研究和审视，大大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前文对侨乡历史发展的分析，我们认为从研究角度看，首先应把侨乡划分为“近代侨乡”和“当代侨乡”，其分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宏观的角度看，近代侨乡是中国卷入世界历史潮流的产物。近代侨乡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农村近代化的特殊过程。因此，研究它的重点应是侨乡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侨乡的社会特点，侨乡与中国社会和海外华人的关系。

而当代侨乡，包括历史侨乡和新生侨乡，它们既保持中外联系桥梁的这一特色，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部分。研究当代侨乡，除了要分析从近代侨乡到当代侨乡转变的历史进程，还要注意近代侨乡留下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当代社会的作用。而对新生侨乡，则要考察它形成的各种特殊原因以及与海外华人社区的联络渠道和方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无论是近代或是当代侨乡，都是当展多元文化的重要园地。我们决不能光从侨汇和投资的角度来判断当代侨乡的好坏，而忽视当代侨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除经济以外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二、关于“都市侨乡”问题

“都市侨乡”是近年侨乡研究提出的新命题。

“所谓侨乡，其基本含义就是华侨华人的故乡，与此相关是‘故乡’中有一定数量的归侨侨眷。从这个意义出发，都市只要有向外移民，有居住在国外一定数量的华侨华人，有一定数量的归侨侨眷，那么它也应是侨乡。”非常明显，提出要重视都市侨乡研究的学者，把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和在城市居住的侨眷、侨属人口数量，作为界定都市侨乡的最重要的根据，此外还提出把地区级以上的城市的“中心城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应该肯定，开拓对都市归侨、侨眷，以及他们与海外华人的关系的研究，无论从学术和实践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但由于这个命题的研究，尚在开始阶段，所以有关命题中的概念、范畴等方面需要讨论的地方仍不少。本文并不打算全面探讨“都市侨乡”这个命题，只就其中若干问题谈谈自己初步的看法，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本文认为，我们首先应对“都市侨乡”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作一个宏观的探讨，以求弄清这个研究命题最基本的特质。

若按照上述学者对都市侨乡概念的界定，即有一定数量的海外移民和归侨、侨眷的城市就可以称为“都市侨乡”，那“都市侨乡”与“农村侨乡”似没有什么区别。但一般人都清楚地知道，作为都市与乡村最显著的不同，就是人口流动不断，世代固定居住的人口总是占少数，特别是那些发展中的城市。从这种都市的特质，使统计其“海外移民”产生身份界定的困难。许多城市的“海外移民”，并非由该城市向海外迁移的，而是由侨眷从乡下或其他地区迁到这个城市而“带来”的。这个城市并不是他们的“故乡”。至于归侨，也是如此。很多海外归侨也不是回到他们的故乡，而是定居某一个他们认为适合生活的城市。所以，都市的归侨和侨眷与中国近代农村那种稳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根本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松散的，而凝聚实际上是一种重新组合。

与此同时，我们亦应该明白，中国城市向来有一种吸纳各种人的传统机制。正如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外籍人和城市社团是传统中国城市结构的又一特征。”“这些社团。结成不同层面、层次递进关系的社会网络，它超越了阶级的横向关系。”这些结论，对我们研究都市的归侨和侨眷问题，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由此可见，研究城市侨乡，以归侨和侨眷为核心所组成的社团应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当然，在都市社团中，不少是由不同背景组成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海外华人、归侨和侨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既然“都市侨乡”是以都市为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范畴，那我们就应该从都市研究的角度去考察有关研究内容，因为城市的性质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研究对象的存在形式和社会功能。比如历史上的农村侨乡与海外华人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对后来都市归侨和侨眷与海外华人建立的新网络来说，只能起到某种辅助的作用。因此，我们很难利用过去农村侨乡研究的一些结论，去套用“城市侨乡”，而只能从了解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因素入手，深入考察都市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人联系的网络以及其他活动，注意历史时空带来的影响，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都市侨乡”的状况，做出有价值的研究和得出对现实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一般人都会承认，“城市侨乡”中海外华人、归侨和侨眷在近代所建立的社会网络，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社会革命和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仍长期停留在“华侨投资”和“对革命贡献”的数字统计上。至于都市在近代农村侨乡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农村侨乡形成过程中都市如何受其影响而改变，地区核心城市在近代侨乡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把与海外华人、归侨和侨眷关系密切的都市放在近现代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范畴是非常恰当的，它将会使侨乡研究更完整化和系统化。

有些学者在当代“城市侨乡”的研究中，还提出了中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正在“侨乡化”的看法，对此观点本文有较大的保留。因从目前这些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来看，“侨”的势力(如侨眷、归侨的人口比例、经济实力等等)无论如何都没有上升到成为影响该城市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看来把这些城市纳入“城市侨乡”的研究范畴，既不利于我们对它们发展原因的研究和状况的了解，又容易把“城市侨乡”的概念混淆，似应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