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从墙头“冒出”的作家曹冠龙

《上海文学》月刊1964年曾改名为《收获》，这是借用了早在1960年就停刊的老《收获》刊名。到1966年“”开始，《收获》又停刊了。后来，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均随上海作家协会一起被“砸烂”，离开了巨鹿路675号，有的下厂、下乡、到中学任教，有的留在干校继续修补地球等待安排。

我是1972年从五七干校去华东师大“回炉”半年，加上个“工农兵学员”的头衔，分配到徐汇区一所小小的中学任教的。

“”结束了！1977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座谈会。会后，由钟望阳先生出来抓文学艺术组织工作的恢复和文学刊物的出版，《上海文学》也在积极筹备复刊。由于怕被说成是“黑线回潮”，不敢用原名，用了《上海文艺》的刊名，1979年1月才恢复《上海文学》原名。

1977年9月，我从中学调回了编辑部，直到1988年退休。

1977年，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前的作者队伍早已散失。复刊后，我们一面走访、联系老作家，向他们约稿，一面到高校中文系组织文学爱好者座谈，到工厂的工会联系发掘文学新人。这些工作确实有成效，我们很快有了一支很有实力的作者队伍，不少作者还通过稿件联系和我成了忘年交。

上海的曹冠龙成为我们的作者，却是非常奇特的。

记得那是1979年2月的一天，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位同学来谈稿子，闲聊中他告诉我，在复旦大学校门口的墙头上，贴了一组“教授三部曲”的文章，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

编辑部的老王说，他也看到了这一组文章，这作者过去曾有诗歌寄给他，可没有用过。他和这位作者有联系。

其实在1979年岁末，上海市区街头就出现过一些“墙头文学”，我也曾到淮海路上去看过，但那时没看到写教授的文章。

实际上，复旦大学校门口墙上的这一组文章，作者在二月初已寄到编辑部，按日轮班审读自由来稿的资深编辑老李已读到了这一组作品。这是在总题为《三个教授》下的《猫》、《火》、《锁》三个短篇。作者是上海汽车修理四厂的曹冠龙。老李选了其中的《锁》送终审。由于复旦同学的介绍，引起编辑部特别的关注。

三月初，终审通过，老李作了精心整理加工后发排。拿到初校样后，老李写信通知作者曹冠龙来看校样。

3月14日下午四时前，作者曹冠龙到了编辑部。

这是位身材魁梧挺拔的青年人，他戴一副玳瑁框的近视镜，穿着整洁，举止儒雅。在他身上，既无受宠若惊的惶恐相，又无趾高气扬的狂态。

老李接待了他，拿出初校样，把自己对作品的看法和修改意见都对他说了，同时告诉他，这篇文章将在即将出版的四月号上刊出。表面上看，编辑与作者间很融洽。

由于我分工联系上海地区的作者，所以我在他们谈完以后，也走过去和曹冠龙交谈。我要了他的最方便的联系地址以便以后联系。他给了我他的单位电话。他说，校样想带回去再看看。他走了。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5日星期四，这是我每周一天下生活的日子。傍晚，编辑部领导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来到我家，他说今天曹冠龙到编辑部来大吵，曹冠龙的这篇小说影响了我们刊物的准时出版，要抽掉！……

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发现一位上海的文学新人，稿子怎么又要抽掉呢？

16日一早，我到编辑部才听说，曹冠龙15日自说自话地跑到印刷厂去改他的文章，编辑部抓发行的同志去盯印刷厂要准时开印，得知有人还在排版车间改版，根本不能上机。这一下，曹冠龙改稿影响刊物正常出版的事立即像颗炸弹在编辑部炸开了。编辑部立即去电叫停止改稿，抽掉此文，另补一篇相同字数的稿子。作者曹冠龙便来到编辑部大吵。

因当时我不在场，所以不知到底吵些什么。等曹冠龙来到编辑部，我首先向他了解头一天的情况。

他告诉我，14日他回家看了校样，对编辑所作的修改不完全同意，想恢复原文，所以15日一早他就赶到编辑部想和编辑提出他的意见，不想我们都不在。他想拉年轻的编辑一起去印刷厂改稿，遭到婉拒，他就急急忙忙自己去了……他说，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不知道有哪些规矩……他说得非常坦率、诚恳，从他镜片后面清澈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他的真诚。一说到稿子内容，他还是坚持己见，拿出了头天晚上连夜写的一封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创作意图，以及为什么要恢复原文的理由。

说实话，我当时基本上是同意他的某些提法的。我最早在《收获》当编辑时，主编一直强调“文责自负”，强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对新老作者一视同仁，编辑不妄改作者的作品，如对作品有意见，要提议作者自己改。这与《上海文学》的编辑思想有很大不同，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和老李很耐心地对他的文章再作分析，特别是最后的结尾，我提了点意见供他参考。他冷静了下来。我们还指出他自己去印刷厂改稿是不妥的。

17日，收到了他的一封短信，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我立即回了一封信给他。

20日他送来参考我们的意见重新修改的《锁》，稿子抄得工工整整，不过文末仍用的是初稿完成的时间。我和老李都肯定了他的这一稿，发在了第五期刊物上。

从此以后，曹冠龙和我们的联系不断。无论是组织去宁波、镇江、绍兴等地扩大生活面，还是定期的青年作者的创作交流活动，我都写信通过他们单位邀他参加。从1979年到1983年，他每年都在《上海文学》上发一篇短篇小说。

1982年，上海部分创作、理论作者会议上，大家对陈村、曹冠龙、王安忆的作品进行了研讨，有人第一次提出曹冠龙的作品有前苏联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那样一种冷峻。

在我的记忆中，曹冠龙给我看过一篇他写的小小说，至今印象很深。作品写的是一位非常善良忠厚、勤奋工作的老工人，到了暮年体力衰弱，厂长念他对工厂有功，想在他退休以前调换一个轻松的工作让他过渡过渡，于是征求他的意见，老工人想了好几个岗位都觉得不适合自己，最后提出“让我当个科长吧！”这真是绝妙的结尾。不知后来这小小说在哪儿发了？

我曾造访过曹冠龙的家。那是南市区一幢老房子的假三层阁楼。楼梯像云梯一样又陡又窄，从底层直插到楼顶，揭开顶上的一块木板，脚踏上去，关上这块板，就进入了 他的家――三代四口人的家。集吃喝拉撒于一室的家。有一个水斗、一只煤炉、一只木马桶。可以站直的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四边低斜出去的地方分别放了两张床和日用生活杂物。曹冠龙夫妻的双人床一边靠房顶，一边又兼作曹冠龙的书桌。

曹冠龙的前妻告诉我，曹冠龙写作有个习惯，就是边写边念。晚上，她睡上床以后，曹冠龙把台灯放到床头，自己坐在地板上，趴在床沿边上写稿，笔在纸上的沙沙声和他口中琅琅的诵读声连在一起……

我这才知道，他的墙头文章是在床头写出来的啊！

为曹冠龙申请住所是当务之急！

经向文联和编辑部领导汇报，找了当时任南市区区长的作家李伦新先生。在他的关心下，南市区房管部门为曹冠龙解困，在浦东南码头配了一套住房，改善了他的创作环境。

有趣的是，曹冠龙还是一位家具设计制造者。他曾为他从云南橡胶园病残回沪的妹妹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衣橱作为嫁妆。材料竟是用生煤炉作为引火柴的小木片拼成的，精心上了漆，和市上卖的大橱不相上下。

曹冠龙是好学的，据他说，由于他父亲是小业主，又去世早，所以他没能上大学，初中毕业就进了上海汽车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在工厂工作，但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都会争取参加。他参加过诗歌学习班、英语学习班等等，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以及后来与外国友人的交往都创造了条件。

1983年，他脱产创作。1987年他去了美国学习。在美国，他曾给我来过贺卡，也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印了他的雕塑作品：从一个头骨里伸出婴儿一只肥肥小脚的陶器，也许这就是他在波士顿艺术学院攻硕士的毕业作品。雕塑做得很美、很耐看。

我相信，以他的顽强好学、孜孜以求的精神，又会在艺术领域里大显身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