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愤青”梁晓声的情怀

大中国感

在2012年“两会”上，梁晓声提交了3个提案，关注的都是大事：第一个关于缩小贫富差距，要求国企高管增加纳税额；第二个关于腐败问题；第三个关于简政。他心里明白，这些做起来都很难，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回应。

很多人不会去谈这类“大事情”。梁晓声却是反向思维：“这是最大的事情，你不谈这个谈什么？首先抓住最大的问题去解决。我可以写一篇非常温暖的小散文，给别人去看去感动，你却不能寄希望于那个能影响国民。发表一篇那么小的东西，有什么影响呢？”

前几年，在“两会”上他会因为农村教育问题拍桌子骂娘。有人反对他的提案，他就反问，你反对的依据是什么？对方回答了他一个很高级别领导的名字。他气愤地回应，“不管谁说的都是屁话”。

于是，他被批评修养不好。私下他坦言：“在大场合对官员发火，是因为那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才能改变一些事。”

因为敢言，梁晓声被视为文坛上的“平民代言人”，“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写的作品关于平民的有很多，但总是不忍心像鲁迅写《阿Ｑ正传》那样把这个阶层描绘到那样一种程度。谁跟自己的阶层没有感情呢？”他不愿把贫贱者写得过于猥琐。

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过于简单地将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到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的时候，他被更多的人指责为“仇富”“伪平民意识”。

他后来自省说，时评需要冷静、客观、公允，并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的情绪色彩太浓，“我是以书本的形式对时代谏言。”但是，他对书中的基本立场没有退缩。

2011年夏末，别人引述他的一句话在微博上激起千层浪：“如果10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后来面对媒体时，他澄清，原话是“如果回到从前那样”，而非转述者所称的“像现在这样”。

时间线一重设，立场就变，先前骂他的或引其为同道，原来赞他的却斥其转向。对此，梁晓声都不以为然：“我是站在一段弧上的。我既然可以背对体制这个圆，你以为我就要面对大众这个圆？见鬼去，我是独立的。”

每一步都可以星光灿烂

“站在弧上”或许得从梁晓声从小的“异质思想”说起。他出身工人家庭，文学启蒙是大他6岁的哥哥历年的语文课本。“那时候哈尔滨的中学语文课本叫《文学》，里面有《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孔雀东南飞》《普罗米修斯》《春风沉醉的晚上》……”

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丹科》：一族人迷失在黑夜的森林里，丹科，这个英俊勇敢的青年自告奋勇给人们带路，被黑暗绝望所折磨的人们却因此责怪他。为了拯救他们，丹科取出自己的心，照亮前路，领人们走到自由之境而倒下，他燃烧的心被毫不在意的族人踩过，落成一地的小星星。

英雄主义美学吸引了这个贫家少年。他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常年在外搞建设，母亲和5个儿女挤在28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没有下水系统，一下雨整个大杂院就泥泞如田间。但他愿意相信，人的每一步都可能走出星光灿烂。

他常去小人书铺看书，薄的一分钱，厚的两分钱，待在铺里一看就是半天。而后“”来了，他期待过抚摸过感动过的书，被堆在马路上全烧了。“有一种家园被毁了的感觉。”梁晓声说。

1968年，他成为当年哈尔滨29中仅有的两个知青之一。当时他父亲每月工资64元，要寄回家40元作全家的生活费。而且梁晓声的大哥在大学期间患了精神病，因为负担不起住院费，只能被关在家里。所以当上山下乡通知到来时，梁晓声毫不犹豫地第一批报名，只为了每月40多元的工资，可以替大哥交住院费。

但“异质思想”很快给他惹了麻烦。刚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他被任命为班长，而后党支部讨论决定让他担任小学教员，随后又调到团报道组当报道员。但一年以后精简机构，梁晓声成为被精简的两人之一。一方面是在报道组里，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写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不相信“”中一些领导人的讲话。

乡愿是我的贵人

被精简后回不到原单位，梁晓声来到木材加工厂当出料员。

大锯响起，一根木头几分钟内被切割成木料，两名出料员得在下一根木头上锯台之前将木料挪开。这让梁晓声觉得自己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所以身高不足1.7米的他宁可选择最累的抬木头，也不愿去做出料员。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重则1000斤的木头，“但抬木头可以自主休息，抬一根可以歇一会儿，我吸烟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我从不低头，但身体真的支持不住了，精神上非常绝望。后来进复旦，体检查出严重的肝炎，就是因为当时的高强度劳动和缺乏营养。”梁晓声就给亦师亦友的兵团宣传部崔干事写信，申请离开兵团或调往师团，“不然我就回山东老家去做插队知青”。

他原本希望惜才的崔干事能向团里打个招呼，却没想到崔干事花了4天时间，从佳木斯过哈尔滨，转嫩江经黑河来到了团里。当他穿着借来的军装站到梁晓声面前时，梁晓声热泪盈眶。“崔干事就是个大乡愿，我的命运是靠着一个个乡愿的帮助改变的，他们是我的贵人。”

在一乡之地人人称道的老实恭谨者，孔子称之为“乡愿”，亦有伪君子之意。但梁晓声生逢1949年，“在我经历的年代里，见过那么多划清界限严酷斗争六亲不认落井下石……所以我太欣赏乡愿了。”

崔干事跟团部谈了话，并且将梁晓声派去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梁晓声回忆：“那半年我住在家里，兵团工资全开，每天还有8毛钱的补助，那个时期我母亲的日子最好过。”

1974年，梁晓声遇到另一位乡愿：复旦大学来黑龙江招工农兵大学生，负责人陈老师看过梁晓声在《兵团战士报》上的文章，就沿着崔干事当年的路线来找梁晓声面谈。俩人聊了会儿对文学作品的看法，陈老师突然问：“你对《怎么办》这本书怎么看？”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作为改良主义的代表被批判。但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上过火刑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斗士。陈老师只听我说，不发表意见。聊天结束时，他说，今天的内容别跟任何人讲。”

收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梁晓声发现上面有备注，限本人使用。陈老师的谨慎可能不仅改变了他的前途，也改变了他的生命：当时梁晓声并未意识到，已有征兆的身体浮肿是肝炎引起的。在复旦的第一个学期，他是在隔离病房度过的。

不争取，凭什么给你？

复旦毕业分配，梁晓声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搬进14平方米的筒子楼，一直住到1988年。写作环境因陋就简，平时也就趴在四腿不平的饭桌上写，冬天则在暖气上架一块木板斜靠着写。就这样在筒子楼里写出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却也使他的颈椎患上严重的骨质增生。

1982年，梁晓声的作家之路正式启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并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更是丰收年，小说《父亲》与《今夜有暴风雪》分别斩获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与中篇小说奖，根据后者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同年上映。

在保守体制与改革力量的较劲中，梁晓声的作品能够刊发及评奖，都是有人担了责任的。“小说能出来，是主编说‘撤我也认了’才发出的。评奖当时是陈荒煤（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们担着。”

至于电影，20世纪80年代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与《今夜有暴风雪》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同时开机，拍了一半又同时下马。后来之所以能面世，是因为梁晓声给电影厂领导写了信——“我直接骂娘了：当时你们说小说代表共青团精神，作为作品得出来。一部电影投资七八十万，两部一百五六十万，你们让人民的血汗钱打水漂？”

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年轮》也是类似命运。“原本的摄制单位是中央电视台，后来不能拍转到了北京台，到了年底又说不能评奖。得不得奖我不在意，但是我作为编剧没有资格评奖，相当于犯了错误，圈里的同志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变成这样的状态，太可笑了！”

这回梁晓声直接给当时的宣传部长丁关根写信，质问不能评奖的原因。他至今记得那个严厉的开头：“丁关根没有同志：恕不问好。”

次年，《年轮》被补上了“五个一工程”奖。“我的一切说话的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不争取，凭什么给你？”梁晓声说。

没有创作我活着干什么

1988年，儿童电影制片厂想让梁晓声来当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分给他一套二居室。梁晓声当即答应。房子一分到，他就发电报让父母来北京“住好房子”。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父亲高兴地说：“终于住到有地板的房子了。”然而，一个星期后梁晓声带父母做身体检查，发现父亲已是胃癌晚期。

照顾病重的父亲与主抓剧本，使梁晓声的小说创作锐减，只能抽空写些散文。到1995年后，他才重新开始长篇写作。

2002年，颈椎病已使他无法低头，写作对他来说成为痛苦且艰难的体力劳动，他开始不想写作。同时有朋友力邀他去北京语言大学教中文，他觉得写板书可以锻炼肩颈，便答应了。

从那时起他发现，除了小说、散文、杂文、剧本，还得开始写教案。他没有丢掉任何一份责任，但内心明白创作才是自己的真爱，“政协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文坛也一样。但对我来说，创作这件事，是不能没有的。没有创作我活着干什么？”

200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梁晓声的创作方向有所调整，不再写问题小说：“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问题就总结成提案，到政协去说。”

梁晓声担任了6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版了一本小说《政协委员》，小说主人公李一鸿一身正气，看不惯社会上的腐败污浊之气，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各种恶势力斗智斗勇。李一鸿是他对政协委员的理想化形象。

事实上，梁晓声接这个题材的时候，原定是作为电视剧本的。交了前几集过去，因为还没有介入生活没有具体矛盾，对方的评价是懂政治懂政协，还建议我胆子要更大，少有顾虑。再交几集，具体矛盾出现了，就开始被批判，接着就是严肃的问题：对方觉得编剧选错了。

结果是梁晓声退还了稿费。“我只是理想化了一个政协委员应该做些什么。”

是乡愿，也是斗士

梁晓声不喜欢社交活动。他称自己最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精英荟萃的沙龙。

他最反感的事情，就是社交聚餐，他朋友很多，但来往极少，不打电话，不拜年，不在网上闲聊。

有次他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于因为没有机会独处而不堪忍受。于是请假两日，留在住所独自一人看书，记笔记。

梁晓声很少上网，他获得资讯的重要渠道是看电视，尤其是凤凰卫视，这给了他一个不同于央视的观察视角。

生活中的梁晓声或许是个乡愿，但在争取公权力上，知识分子梁晓声是个斗士。他选择用杂文时评来针砭时弊，更会直接写提案来促进推动：取消农业税、减免农村子弟上学的费用负担、建议医保社保养老金向农村覆盖、关心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反复说，一直说，声色俱厉地说，有时候拍着桌子说。我没有白当政协委员。”

个税起征点征求意见时，梁晓声提的是5000元，他很不满意专家论证的3000元：“只要论证出来，国家是能接受的啊，没必要先把自己的姿态放那么低。还好网友参与变成了3500元，这就是争取来的。”

他不用网络，但对网络的力量充满期待：“有了网络监督，现在官员开会都不敢公开在桌子上摆烟，戴什么表穿什么鞋住什么宾馆都要有所顾忌……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在网络上辱骂和恐吓就是战斗，有时候还是很有效果的战斗。”

调去北语的时候，学校要给梁晓声分房，他拒绝了。他在2000年为妻儿购置了一套新居，觉得已经够住。“我个人对时代强烈的要求，是言论空间还不够大，但文人不能只为自己争取。我还是希望社会好起来，大家消消气，在路上走的时候见到每个人都面露微笑。不然你一个人好，有什么意思？”（据《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