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升:“独苗”家庭之痛

“在中国，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孩子的意外伤害率比西方高出3到11倍；100多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

4月29日，《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向CCN记者展现了一组令人惊悸的数字。

这些遭遇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处境一度成为无解的社会问题，引起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的极大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在大陆数量越来越大，意外伤害的情况越来越多，总的来说，这些家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数量。”

2000年，杨晓升走进这些不幸的家庭，历时数年的采访写作，写出一本叫做《只有一个孩子》的书，试图引起社会的关注。

悲哀的是，这本书如同作者所反映的遭受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的命运一样，甫一问世就遭遇“夭折”――它让国家计生部门产生了“不愉快”，被认为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不利”，很快，计生部门“下令”禁止了此书。

这也成为大陆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别样的注脚。

但是，回避并不意味着问题的不复存在。人有旦夕祸福，当“独苗”猝然遭遇不测，受“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计生政策牵绊，中国家庭将独自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

聚焦“风险家庭”

不少经历丧子之痛的家庭，都曾尝试重新获得孩子，以修补心灵深处的伤痛。

“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17年零265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

张晔是杨晓升笔下六个典型案例中的第一个。这个北京十八中学高二的女生，家中独苗，在上学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永远停留在17岁的花季。

经历丧女之痛后，刘俊玲与丈夫张立军曾试图重新要个孩子，但这位已经45岁的女人终究没有成功。

“揭人家的伤痛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来第一件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杨晓升在书中采写了6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有3个孩子遭遇车祸，1个孩子遭遇疾病，1个孩子是煤气中毒致死的，还有1个女孩惨遭凶手杀害。他们只是中国亿万独生子女家庭中的极小部分。

“这些原本健康活泼、充满生命活力和人生希望的独苗的意外夭折，已经异常残酷地在其父母心灵深处造成了永远无法医治的创伤，那伤口每天都在隐隐作痛、汩汩淌血。”尽管在采写中面临巨大的情感艰难，但杨晓升试图通过揭开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伤疤，以引起社会对这些“风险家庭”的足够重视。

而实际上，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都是“风险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在中国比比皆是，独生意味着惟一，而惟一是经不起伤害的。”

由于现代医学无法保证每一个独生子健康成长，这些备受溺爱的独生子女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的死亡，给父母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整个家庭遭受毁灭性打击。据官方数据统计，仅“5・12”汶川地震。就造成5300余名学生死亡及失踪。

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防不胜防。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一位叫郑民生的男子持刀砍死8名小学生；4月29日。江苏泰兴中心幼儿园发生砍杀幼儿事件，致32人伤。

在杨晓升采写的案例中，不少经历丧子之痛的家庭，都曾尝试重新获得孩子，以修补心灵深处的伤痛，“有的家庭收养孤儿，有的尝试试管婴儿，有的高龄妇女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继续再生。”

“我希望通过此书的呼吁，让有关部门对独生子女政策的利弊进行一次更客观、科学、全面的审视。”杨晓升说。

禁书

“这本书在计生委引起了争论和震动。”杨晓升说，对于是否继续推动独生子女政策，在计生委内部也存在两种分歧。

但杨晓升没有想到，这样一本“饱蘸血泪”的书，竟会被列为“禁书”。

2004年初，在《只有一个孩子》出版之前，北京青年报连续40天、每天3000多字连载，引起广泛关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度看好此书的销售前景，遂筹备出版，并作为2004年的重点图书。

彼时，数十家大陆媒体对该书进行了宣传报道，由于书中有内容涉及计划生育政策，但有媒体乐观地表示，“国家人口计生委对这本书采取了理性和开明的态度”。遗憾的是，这本呼之欲出的书，经历了漫长艰难的怀胎分娩，在“降生”后的不长时间，却突然夭折。

国家计生委最终阻止了出版社的出书计划。杨晓升从出版方那里了解到禁止出版的理由是，“虽然这本书披露的是现实，但大规模的披露，对以后进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宣传不利。”

“按照规定，书籍能否出版，应该由主管书籍出版的单位如、出版署决定，计生委无权干涉。”杨晓升说。

随后，一家叫做读书人的文化公司试图继续将此书公之于众。但嗅觉灵敏的计生委再次找到出版社，并通过把已然付梓上市的新书调走。

据悉，给出版方的口头答复大意是：该书没有政治问题，但鉴于计生委提出的要求，书的发行与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左，建议不予发行。

2004年8月的一天，山东一位记者专程来到北京一家新华书店，专程购买杨晓升的新书《只有一个孩子》。工作人员告诉他，所有的新书已经被送回纸浆厂销毁。

尽管这本书命运坎坷，而事实上，它并非没有读者――国家计生委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也是唯一读者。“已上市的新书被调配给了计生委，人手一册。”

“这本书在计生委引起了争论和震动。”杨晓升说，对于是否继续推动独生子女政策，在计生委内部也存在两种分歧，“以一批学者和有远见卓识的官员为代表，他们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年限是30年，现在是否继续实行，应当重新研究；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维持现状。”

“改革阻力源于计生部门不作为”

“我不认为即使放开两胎，计生委就不存在了――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也就不涉及利益集团的问题。”

CCN：您如何理解我国已经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杨晓生：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家一种长期的基本国策，不等于“只生一个孩子”就是计划生育，生两个就不是。政府提倡科学发展观，回到人口这个问题上，现在独生子女永久性的推行下去，是科学的吗?我们不能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如果回避，就是非科学不负责任的。

CCN：您认为计生政策改革所面『临的阻力是什么?会有既得利益集团从中阻挠吗?

杨晓生：首先，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与否，确实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政策，计生委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部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职能部门，没有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是计生委自己推行的，但在如何正视独生子女长期实行之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是否结束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上，他们为了不承担责任，误将自己当成决策部门，迟迟不作为。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和终止，绝不是计生委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国家行为，需要中央高层进行研究决策。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50年后，出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问题，计生委有责任对此进行一个客观的、深入的、充分的调研，尤其把独生子女意外夭折对独生子女家庭造成的巨大伤害，包括他们的生活现状，如实地调查并汇报给中央，独生子女政策要不要继续执行，让最高决策者研究定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环节上，计生委根本就没有做到，是行政不作为。

计生委内部虽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但是其决策者没有把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少部分人不敢承担责任，我不认为即使放开两胎，计生委就不存在了，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也就不涉及利益集团的问题。

我一直主张，哪怕放开两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和计生部门还得存在，计划生育工作还需要长期开展，否则中国人口又会失控，又得回到过去。

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个理念很好，但是计生委就没有这么做，否则的话就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CON：家庭是构成国家的细胞，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尤其是在独生子女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捍卫家庭的幸福、保护自己的孩子?

杨晓生：我国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率为发达国家的3－11倍，这涉及管理水平、文明程度、对意外伤害的防患意识等综合因素，加之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溺爱，使孩子自身的独立性、防范伤害的能力整体弱化。

而且，随着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激化，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激烈，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极端报复事件频发。总体上，我们应该创造出更安全、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机制。

独生子女政策是国家行为，当独生子女遭遇意外伤害时，对个体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养儿防老，现在孩子没有了，有的家庭不能继续生育，国家应该给予救助，而不是简单地同情，发很少的抚恤金，这是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