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心理疾患现状调查

马小颖（化名）已经是第三次徘徊在这家医院门口了。

早上6时起床，7时前赶到挂号窗口排队，眼看快排到了，却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一样若无其事地闪身离开。两回都是这样。当着身边那么多人，对窗口里那个白大褂说“心理科”那三个字，她觉得自己开不了口。

21世纪，难道我们都抑郁了？

38岁的马小颖就职于一家中央级媒体，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啊，可几次改革下来，竞争带来的火药味已经成了单位留给她的最直观的印象。因为害怕那种令人窒息的味道，借着怀孕之机，马小颖断断续续地歇了三四个月，再加上半年的产假，本想在家养精蓄锐，有一天好东山再起。

可自从生下女儿甜甜，这种焦虑似乎越来越明显了。为了奶瓶里的奶温低了一度半，她一怒之下赶走了千挑万选才进家门的育婴嫂，为了菜里的一根头发，她跟已经手足无措的婆婆冷战了足足两天，公婆回老家后，小两口的关系随即进入了十分脆弱的敏感地带，特别是每天半夜被女儿的哭声吵醒N次喂奶，而老公却没在第一时间跳起来帮忙的时候，马小颖说自己“连把孩子从窗户扔出去的心都有了”。

“产后抑郁症。”身边很多人都把自己当成了医生。可如今，女儿已经快两岁了，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而马小颖的夜晚却再也离不开安眠药。

中国一家媒体不久前推出《你的生活压力有多大？》问卷调查，对90名职员进行调查。统计表明，66.7%的受访者感觉工作有压力、有36.7%的人表示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半数受访者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8小时。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速，沉重的工作压力、嘈杂的生活环境，使许多人的情绪都像马小颖一样，常常处于一弹就破的紧张状态，因而产生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病症状，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近几年，内地许多白领尤其是女白领，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马小颖认识的一个女孩，正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年纪，可她却说最近四五年来全身上下都是病，没有一块舒服的地方，没有一天是快乐的，昨天腰疼，今天腿痛，疲劳无力，行动缓慢，面无表情，吃不下，睡不香。除了抑郁症，年轻女白领里常见的还有一种“资讯焦虑综合症”，患者没有任何病理变化，也没有任何器质性改变，但会突发性出现恶心、呕吐、焦躁、神经衰弱，精神疲惫等症状。

春天被一些专家认为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自春节以来，到北京市各大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就诊的人群就一直有增无减。北京安贞医院心理咨询科副主任医师廉小淞介绍称，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如今都是心理门诊的常客，其中最多见的心理疾病是抑郁，咨询人群以学生和中青年人群居多。青少年常见病例有社交恐惧症、多动症、厌食症等，都是青春期的典型心理病，而不少中青年人群，则因各种工作压力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释放，从而导致出现失眠，焦虑等心理问题。另外，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独居老人因失落感，孤独感、衰老感而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中青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稍重的人可表现为情绪低落，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自卑等，有些患者常常伴有神经官能症症状，重型抑郁症患者会悲观厌世、绝望、自责自罪、幻觉妄想，食欲不振、体重锐减、功能减退，而抑郁症患者中有10%～15%面临自杀的危险。

台湾国泰医院身心科主治医师陈国华曾说，“21世纪最流行的病不是癌症，不是肝病，而是心理病。”

近几年，全世界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抑郁症患者正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目前心理疾病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疾病，全球有4亿人患有抑郁症，预计到2020年将跃至第二位，排在心肌梗死之后、癌症之前。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1990年中国有2560万例抑郁症患者，仅有5%得到治疗，而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占总人口的4%至8%，约5500万人。此外，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业成为急待发展的行业。

精神分析，中国还处于“婴儿期”

面对如此庞大的心理障碍群体，近年内地应时而生的各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机构却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内地心理咨询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时中国有心理学系的大学约有60所，相关培训90%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长沙等大城市。据统计中国内地目前仅有数千名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经过专业、系统训练的更少每百万人口中心理学工作者的数量仅为4.6名，而美国早在1991年每百万人口就已拥有550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获得心理学或哲学博士学位者超过87%。

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因患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的人数为80万人，远远超过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15万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吴瑞华研究员曾表示，缺乏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才是造成内地自杀率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心理治疗起步很迟，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基本为零，直到80年代初一些心理门诊才陆续出现在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心理治疗的初步发展阶段由1987年至2001年，全国各大城市的综合性医院普遍建立了咨询和治疗门诊，同时出现了私营的心理治疗诊所。心理治疗系统化和职业化阶段始于2002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于同年开始实施，规定只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者方可从事相关心理咨询工作。此外，为了使得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的问题能够通过早期社会干预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卫生法》近日也已被宣布列入中国的立法计划。

在2007年一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演讲会上，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主持人崔永元接到了数十张提问的纸条。除少数媒体记者以外，台下听众基本上是与会的专业人士。但崔永元实话实说：“很多问题令人失望，如果提这些问题的是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表现出的水平并不比我高明多少，我真替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担心。”

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生物反馈、支持性治疗，森田治疗、音乐治疗、催眠治疗、家庭治疗，在一串串让人不知所措的医学名词下，心理治疗其实并不高深，广义的心理治疗泛指一切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改变理解行为的方式和方法。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同学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朋好友间的解释、说明、指导等趋势的交往与沟通，都具有一定的心理影响和心理治疗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所具有的一切亲密关系都能起到心理治疗作用，理解、同情、支持等心理反应就是生活中最值得提倡的心理治疗方法。就连弗洛伊德当年采用并取得较好疗效的“催眠术”及“自由联想”疗法，说白了，都是给来访者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来访者的情绪能够得到宣泄和表达。这是老百姓早就明白的道理，“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别压在心里。”

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竞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具有高耐挫力，以正常的心态面对竞争中的挫折和失败。美国医学博士F・巴特曼在他的新作《水是最好的药》中指出据悉，美国大约有1000万人患有各种各样的抑郁症，正在或将会遭受轻度抑郁症困扰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但他却认为，抑郁是所有人在成长和进步过程中都会遇到的自然现象，“经历了这种脑力消耗，人的性格才能得到发展，勇气才得以锻造”。不幸的是，有些人不能很好地化解这些情绪，寻求专业人士帮助时，医生给了他们某种药物，这些具有很强效力的药物，有的能剥夺服药者对自己情绪的感知力，有的还能摧毁本身就情感脆弱的人的同情心，让他们全盘否定自己。

而在《别让医生杀了你》一书里，英国BBC著名卫生节目主持人、医学博士弗农・科尔曼对心理治疗的看法就更具火药味，“当一个心理治疗师，可以不必先具备医生资格，任何人都可以宣称他或她是精神治疗师。心理治疗师是做什么的？问得好，大体上，他们的工作就是倾听（偶尔说上一两句话）病人的诉说。我怀疑同理发师或者酒吧男服务员交谈，也可以获得与心理医生交谈一样的效果。”

无论这些观点多么偏激苛刻，它们至少能说明一点：心理健康也需日常保健。例如，当你被领导批评后，明明心里不服气，可当面又只能违心地表示对方说得对，你的委屈、愤怒情绪没有得到流露和表达，就会让自己感到不快、心烦。从领导的办公室出来之后，见到同事就冲他发脾气，或者回到家跟家里人找茬撒气儿。如果一直不能有适当情感流露的话，就会出现情绪障碍或其他精神障碍。

究竟怎样才能预防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国内有关专家开出的“药方”是，第一，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加强锻炼，通过运动舒缓压力，或多参加户外活动，第三，多利用身边的资源转移不良情绪，多跟朋友、家人聊天，寻找社会系统的支持，第四，可以在闲暇时光看看电影和阅读，通过共感、感动来培养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情感。

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则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如果你希望自己更加幸福，你不妨选择如下环境：生活富有一些，拥有美满婚姻，丰富你的社交生活，多与朋友在一起；具有信仰。而幸福公式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你能掌握的力量，即如何控制自己的心理力量。

迎着早晨的阳光，马小颖回到医院的停车场。看着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们，手里那张得之不易的心理科挂号条已经攥得有些发粘了。她不知道自己这次有没有勇气走进候诊室的门。也许，自己的未来本就该攥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