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保护”胡适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与瞿秋白如此，胡适与傅斯年亦如此。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病逝。当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底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在给傅斯年遗孀的信中，胡适深情地回忆了两人非同寻常的友谊：“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而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我也常说这话，他并不否认！可怜我现在真失掉我的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了！”

确实，自从在北京大学认识胡适之后，傅斯年就一直充当着胡适的“诤友”和“保护人”。

1917年胡适担任北大教授时年方27岁。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胡适一反常规，抛开虞夏周，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胡适的大胆创新引来一片争议声。当时，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傅斯年恰好和他住在同一宿舍，顾说动傅斯年和他一起去听胡适的课，以检验一下这位年轻“海龟”的学问成色。旁听了几节课，傅斯年对胡适的疑虑变成了尊敬，他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若干年后，胡适才知道，自己那么快就在北大站稳脚跟，原来得益于傅斯年的“保护”。“……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在两人的交往中，胡适虽给了傅斯年一些教诲，但也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傅斯年爱戴、尊敬胡适，但交往密切之后他也看出胡适有“好名”的“人性的弱点”。去英国留学后，远在伦敦的他给胡适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提醒胡适要“预防”成名之后的“危险”：

“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然若自己觉得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惯怠于实至名归之时。

这些话都不是说先生如此，乃谓名成之下更极危险，不可不预防。易多牵连，便多危险。先生不要误会，此非言已有此象，乃谓有不可不预防者——预防社会止住自己的进化。”

对于“暴得大名”且炙手可热的胡适来说，傅斯年这番话是一帖及时的清醒剂。

1926年，胡适赴巴黎公干，傅斯年特意赶去看望老师。那段时间，他俩白天同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看书，晚上在中餐馆吃饭，饭后往往谈到深夜。傅斯年很多观点给胡适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对胡适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傅斯年）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想起孟真贡献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词、曲、诗，都是来自民间，慢慢地才跑到上层，影响到士大夫阶级。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后，就慢慢的老了，死了。这个观念，曾经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撒下许多有价值的种子。我相信这些种子将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发生影响。”

胡适倡导“自古成功在尝试”，常劝朋友“行动”起来，不要做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方面，傅斯年也是他的知音。一次，傅斯年说：“孙中山……比我们陈旧得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这里的“干”也就是胡适所说的“尝试”。听了傅斯年这番话，胡适有吾道不孤之感。

傅斯年脾气暴躁，性格峻急，慷慨激昂之余难免失之轻率；胡适为人温和，处事冷静，四平八稳的背后缺了一点血性。谈学问，两人往往“心有灵犀”；论政治，两人总是话不投机。和胡适交往，傅斯年的原则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一旦他觉得胡适的言行不妥，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向对方指出。

1933年，日本占领热河，威胁平津，政府腐败无能，想以妥协的方式求和。5月，熊斌奉、何应钦之命与日本谈判，想以出卖东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的代价求得日本停战。当时的胡适认为，中国的军队无力抵抗日本，那么求和或许是保全平津和华北的唯一办法，所以他站在的立场上，同意求和。为了说服更多的人谅解对日本的妥协，他在《独立评论》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胡适的动机是好的，他认为，以当时中国军队的实力，全力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而妥协退让，延缓战争，则可以保存实力，从而东山再起，“收复失地”。但胡适显然低估了日本人的贪婪，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那就是吞并中国。即使把东北三省和华北平津全割给日本，也难以换来真正的和平。

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和阴险，胡适的认识不及傅斯年深刻。傅斯年此前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日寇与热河平津》，对日本人的贪欲有入木三分的揭示。文中，傅斯年忠告国人，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可能。因为若要中日和平，必须满足日本方面的贪欲，而满足日本人，最大限度是“中华民国取消独立”，最小限度则是：1.承认洲国的独立，并奉送热河及滦东；2.在北方成立一个伪政府，此政府受日本人操控；3.全国不许抵制日货；4.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傅斯年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最小限度，实质上也是取消中华民国的独立，只是“手续上有简繁，时日上有迟速而已”。基于此，傅斯年认为，对日本，要么降，要么战，没有和的可能。他忠告国人，强邻已经骑在我们的头上，不要再做“和平解决”的甜梦了，只能决一死战。

傅斯年没想到，自己尊敬的老师胡适居然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主张妥协。当然，他知道胡适不是卖国者，也非投降派，他知道胡适是出于对中国军队的绝望才不得不出此“妥协”的下策。但以胡适的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一方面会大长敌国的气焰，灭了自家的威风；另一方面，也为投降派打了一针鸡血。傅斯年是个急性子，读了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之后，大怒，当即声明脱离《独立评论》，和胡适绝交。有人说是丁文江的劝解让傅斯年收回了一时的气话，和胡适重归于好；而胡适则认为，傅斯年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没有读到自己的原文。后来，胡适还和傅斯年作了一次长谈，两人的误会才彻底消除。

两人争论之后，胡适对中日问题的看法上也和傅斯年趋于一致，认识到除了决一死战，中国其时已无任何退路。他由此退出“低调俱乐部”，开始主张抗战。胡适自知“性宜于学术不宜于政治”，所以不愿当官，甚至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声明。不过抗战爆发后，他却听从的安排，出任驻美大使。后来，在公开场合谈及此事，胡适总是说，自己当大使是战时征调，不便推辞。而私下他则说，促使他牺牲独立自由的身份、出任驻美大使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傅斯年的“一哭”：“我出国五年，最远因起于我写给雪艇的三封长信，尤其是第三封信；次则廿六年八月尾蒋先生的敦促，雪艇的敦劝；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亿三千万人（美国当时人口）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

傅斯年“一哭”促使胡适痛下决心，也说明了傅斯年虽是胡适的学生，但对胡适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尽管胡适有妥协和软弱的缺点，但傅斯年知道，胡适的社会名望和学术地位却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抗战胜利后，想请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傅斯年力辞，却推荐了胡适：“……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胡适虽同意出任北大校长，却自称一时不能回国。不得已，原本要赴美治病的傅斯年同意任校长一年。傅斯年这样做实出于对胡适的理解和爱惜。北平沦陷后，一些文化汉奸和未及南下的文人在北大校址上建立了伪北大。抗战胜利后，如何收回北大校址，如何处置伪北大师生，成了难题。以胡适的温和的性格，恐难以处理迫在眉睫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于是，傅斯年自告奋勇校长，要为胡适出山扫平道路。在给胡适的信里，他说自己这样做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我本来身体极坏，早已预备好，仗一打完，便往美国住医院，乃忽然背道而驰，能支持下与否，全未可知，即送了命亦大有可能。”在给妻子的信里，傅斯年说得很清楚，自己出任校长就是为胡适铺平道路：“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对傅斯年的舍命相助，胡适心知肚明，特意在回电中表示感谢：“……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

胡适一向主张宽容，直至晚年还写出《容忍与自由》一文，宣扬“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道理。在这方面，傅斯年和他也有分歧。对有些人有些事，傅斯年深恶痛绝，而胡适却显露出一种慈悲和同情。

胡适是周作人的老友。北平沦陷后，周作人因家累重拒绝南迁。胡适特意给他写了封信，叮嘱老友要“识得重与轻”，不能做于己有辱于国有害之事。没想到，周作人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终于落水做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对待落水的周作人，胡适和傅斯年的态度判然有别。周作人曾做过傅斯年老师，所以当傅斯年就任校长，发表声明，坚决不接受伪北大教职人员后，周作人、容庚等人曾致信傅斯年为自己辩护。

傅斯年在回信中对周予以痛斥：“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是汉奸；而你周作人作为大汉奸，却已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周作人在法庭上受审时，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为周作人说情，说是曾委托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胡适也向法庭寄去一份相关证明。另外，胡适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北大的藏书较以前还多，北大的建筑也没有毁坏，还承认“与周仍旧是朋友”，言语之下，仿佛周没有犯罪反有功劳。

蒋梦麟和胡适对周作人的偏袒惹恼了傅斯年，但由于傅斯年并未亲耳听到胡适对周作人的辩护，他宁愿相信所谓胡适偏袒周作人不过是小报记者造的谣。于是他写信给胡适，提醒他说话注意分寸，不要让记者们钻了空子。在信中，傅斯年亮出了自己对周作人的看法，一、北大并未委托周作人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二、说北大校产有增无减，与事实不符。傅斯年无法断定胡适为周作人辩护是真是假，所以他不便在信中批评胡适，但他表明自己对周的态度，其实也是暗示胡适，倘蒋梦麟胡适想为周开脱，他傅斯年是不会答应的。

1947年，政府筹办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想拉拢一些“社会贤达”装点门面，邀傅斯年加入国民政府，任国府委员，傅斯年坚辞。不死心，寄希望于胡适，想请胡适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知道胡适爱惜羽毛，轻易不会做官，就请傅斯年吃饭，想让傅当说客。傅斯年理解胡适，当即代胡适“历陈不便”。傅斯年说：“自大者言，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反失效用；自小者言，一旦胡适任国府委员，就找不到合适的人任北大校长，如此，北大教育堪忧。”但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必顾虑，仍请傅斯年去做胡适的工作。

傅斯年不得已，只得给胡适写信，告知了的意愿。不过，傅斯年担心胡适耳根子软，经不住的拉拢，故特别在信末表明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胡适本无心参政，即便傅斯年不提醒，胡适也不会离开北大出任考试院长的。在给傅斯年的回信里，胡适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傅斯年将胡适的信转交给，并代胡适“谢绝”了的美意。但却坚邀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并向傅斯年说了真话：“撑面子，要如此。”随后蒋给胡适写了封亲笔信，打算先斩后奏，先任命公告，待生米煮成熟饭，胡适再推辞也来不及了。在拉拢、劝说乃至威逼之下，胡适开始动摇，傅斯年得知胡适的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后，立即致电胡适加以劝阻：“此事如先生坚持不可，非任何人所得勉强。如自身太客气，我在此何从为力？国府委员纯在政府地位，五院院长为当然委员，绝与参政会不同。”

在电报中，傅斯年提醒胡适一旦身为北大校长的他兼任国府委员，会给北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北大应振兴之事多矣，如兼职在三千里外，全蹈孟邻先生覆辙，三十年之盛名，为社会国家计，不可废于一旦，使亲者痛心，学校瓦解。故再进忠言。如能直电京中，以学校反对为辞，坚称不可，事自解决矣。”担心一封电报阻止不了胡适，傅斯年随后又写了封长信。在信中，傅斯年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改革政治的诚意，邀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接到傅斯年的急电和急信后，胡适不再犹豫，当即致电，表达了坚辞不就的态度。在电报中，胡适听从了傅斯年的建议，从保护北大的角度来劝收回成命。如果没有傅斯年的数次提醒，胡适也许就稀里糊涂当上国府委员，入了的彀中。胡适为此特意写信向傅斯年表示感谢。

傅斯年自认自己配“骂”胡适，是因为作为胡适的高足，他最“懂”老师，知道胡适的伟大之处，也洞悉其缺陷所在。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傅斯年对胡适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的批评和赞美都出自对胡适真诚的爱戴。

留学期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空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

傅斯年对胡适的这一期盼和态度，终生未变。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