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男人傅斯年

理 性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天上午，傅斯年在北大主持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等到下午两点半左右，北大学生游行正式开始，傅斯年扛起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一路上，游行队伍情绪高涨，有学生高喊：“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听后，怕大家情绪失控，劝说同学要理智文明游行。但是，游行队伍终究因为高涨的愤怒情绪，冲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待运动第二天，傅斯年退出游行队伍。此后，傅斯年不再参与学生会活动。他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沉浸于“五四”运动的狂欢中，而是开始反思这场运动。1919年9月，傅斯年在一篇文章中肯定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但是，他更期望青年学生潜心读书，积蓄力量。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

坚 守

傅斯年于1938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直保持独立风格。傅斯年进入国民政府后，发觉行政院长孔祥熙有腐败迹象。为此，傅斯年给写了两次信，没引起的重视。于是，傅斯年继续收集孔祥熙的资料。

在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上，傅斯年痛斥说：“抗战以来，大官每每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夸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这之后，非常紧张，约请傅斯年吃饭，不想将孔祥熙之事闹大。

后来，迫于压力，只好免去孔祥熙的职务，并由宋子文接替。傅斯年并不因为宋子文是一位刚上任的官员就格外信任，他依然以自己的眼光判断这位新官。没过多时，傅斯年便发现宋子文种种腐败劣迹。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一时引起了轰动。一周后，傅斯年又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孔宋家族“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最后，宋子文在傅斯年的“炮轰”下，黯然下台。

责 任

在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与身患眼疾的陈寅恪同住一栋楼。那时，日军飞机常来轰炸，只要警报一响，全校师生便纷纷钻进防空洞。傅斯年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先跑，而是急匆匆地跑上三楼把陈寅恪扶下楼来，一同跑进防空洞。

1949年，傅斯年准备赶赴台湾大学就任校长之职。那时，胡适正好准备去美国任职，正在为夫人无人照顾而发愁。傅斯年知道后，表示可以把胡夫人交给他带到台湾大学，还说道：“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们会尽力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因为这句话，胡适很放心地将夫人交给傅斯年照顾。

傅斯年到台大任职后，肩负起整顿和改革台大的使命。傅斯年想起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有了这个决心之后，傅斯年开始以现代大学的要求改革台大，他认为：“大学的任务，本来是三项：一是教育的，二是学术研究的，三是事业建设的，三者有不可分性。”傅斯年坚持大学保持独立姿态，保障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空间。

1949年4月6日，台大部分学生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煽惑人心，扰乱秩序，妨害治安”而被警备司令部逮捕。傅斯年为了保护学生，亲自跑去谈判营救。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身着单薄的西装，前去台湾农复会参加会议，其中有一个议题是关于保送台大学生出去深造的。在会议上，傅斯年与“议员”郭国基有过争论，但他一心以学生为重，当他说完最后一句发言：“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说完走下讲台，突然脸色苍白，昏厥过去，再也没醒过来。

傅斯年去世后，他的风骨和气度一直影响着后人，至今，台大校园里依然每天都响起“傅钟”，从不间断。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