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职业教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不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身体力行，在职业教育的处女地上奋力开拓，而且以自己睿智的目光和深刻的思维观察社会、思考民生，提出了各具个性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和理论，为后人留存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现代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职教思想和理论

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不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身体力行，在职业教育的处女地上奋力开拓，而且以自己睿智的目光和深刻的思维观察社会、思考民生，提出了各具个性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丰富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和理论。

1.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目标。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振兴实业、为民谋生。张謇曾提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主张，此后又发表了“教育为实业之母”的著名演说，把教育看作是实业振兴之本，在《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苏抚、宁苏提学司请开办实业教育讲习所文》中张謇更明确地提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欲图自存，势已岌岌；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在张謇的视阈中，职业教育承担着振兴实业的重任，更是训练职业技能的谋生教育，“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黄炎培进一步指出：“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使职业教育的目标更加清晰分明。陶行知则提出：“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陶行知所言生利，即生产之利、生计之利，而且，“生产一事一物时，必自审曰：‘吾能生产乎？吾所生产之事物于群有利乎？’”也就是说，受职业教育者应以“利群之精神”从事生产、发展生活，为社会服务。

2.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职业教育应坚持“面向社会、面向生产、面向生活需要”的方针。张謇提出“在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按照张謇之意，职业教育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能够应其需要，所谓应运而生。黄炎培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职业学校尤宜向职业社会里边去办，而以飞机式为大戒。”陶行知则进一步地明确了改进教育的“进行方针”，即“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教育应当为学生寻找“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生的活本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活本领。”

3.关于职业教育的培养范式。职业教育以职业技能训练为核心进行课程设置，围绕培养职业技能轴心来建立课程群及突出实践环节。张謇强调，“夫课程之订定，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反复斟酌损益，乃不至凿圆而枘方。”张謇从“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原则出发，把实习实训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郑重提出专门教育以实践为主要的主张，强调要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黄炎培不仅把“手脑并用”作为职业教育的最显著特征，而且把实习实训作为职业学校是否名副其实的根本，“于功课切不可重理论而轻实习；于训练切不可长惰性而废服劳。否则，其结果仅存职业学校之虚名。”陶行知则明确提出了以“做”为中心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论，“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来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便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不成教，学不成学。”陶行知还提出了“中国教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的论断，并利用各种形式阐述手脑并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为了强调实践之于理论、行之于知的重要性和第一性，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

4.关于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之一在于使学生能够充分就业。张謇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做到“将来毕业后，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以今日联合集会之精神，贯注于永久。”黄炎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办职业学校最大的难关，就是学生出路。无论学校办的那么好，要是第一班毕业生没有出路，以后招生就困难了。万一第二班再没有出路，从此没有人上门了。”而解决问题的良策莫过于奉行“大职业教育主义”，“总须使学生毕业后，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看学校和自己的学校一样，然后毕业生的出路可以无有问题。”陶行知则从学生“才能”与“兴味”的角度，阐述专业方向、职业选择与就业“生利”的关系与条件，“吾人对于一业，才能兴味皆最高，则此业为最适；因其最适而选之，则才能足以成事，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性，用当其学，群与我皆食无穷之益矣。故能选最适之业而学者，生大利不难，岂仅生利已哉！择业不当，则虽居学习生利之名，而究其将来生利与否，仍未可必。故欲求学业者归业，必先有精选职业之方法。”

5.关于职业教育的人格培养。张謇把人格养成作为首要，提出要“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张謇从民族复兴的高度，强调人格培育、礼教熏染和德行养成。黄炎培指出：“做人最小限度，须让我做一世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吾第一句话，就是说：大家把人格建立起来。”黄炎培认为，人格教育其实是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否则职业教育就会演变成纯粹的技能、手艺培训，“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一些儿没有自动的习惯和共同生活的修养。这种教育，顶好的结果，不过造成一种改良的艺徒，决不能造成良善的公民。”陶行知则提出要有“大丈夫的精神”，即“必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饿的体肤，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私的容量，也是做人中人的最重要的精神”。

6.关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合作。在张謇看来，实业与教育、产与学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至亲关系。“实业所以裕教育之本，教育所以储实业之材，更进而互助以求其发达，孳乳递衍及公益慈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便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就应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黄炎培则说得更为透彻，“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陶行知则从分析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干各的，不相闻问”的角度，提出“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这个“伟大势力”，其实就是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这个“携手”，毫无疑问地就是“联络”、交流、合作。

此外，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在关于职业教育的师资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社会实践等方面亦有着深刻的见解与论述，可谓丰富而精辟。

三、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的当代价值

1.指导我们进行准确的办学目标定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对于职业教育于社会需要“适者生存”的论述颇为清晰，给我们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以深刻的启迪。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紧紧吻合地方经济、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要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没有强劲的人才需求、发展需求、市场需求，现代高职教育就不会应运而生，也不会得到大力发展，同样，不能适应社会和职业岗位的要求，高职生也就难有用武之地，难以大有作为。因此，致力于培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职业化、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同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对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以及改进创新，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才培养目标及办学目标的基本定位。

2.指导我们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按照张謇、黄炎培、陶行知的知行统一、学用结合、手脑并用、教学做合一、校企对接的主张，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在加强工学结合上下苦功夫，做大文章。无论是张謇的“校办厂、厂办校”的校企结合模式，还是黄炎培在职业界找科目、课程、教材、教员及训练方法，“向职业社会里去办”职业学校的办学形态，或者是陶行知“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的生活教育路径，都昭示着产学研合作、教学做一体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也是现代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生命线。在新形势下这条生命线必须进行战略延伸，要把现代企业逐步建成高职生的技能实训基地、毕业生的就业基地、新产品的研发基地、“双师型”教师的培训基地和高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基地；同时，使学校成为企业的人才输送基地、技术开发与服务基地、员工培训基地、文化会通基地和爱心助学基地。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应成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坐标轴。

3.指导我们把道德品行的训育置于首位。张謇、黄炎培、陶行知三位职教大家无一例外地将人格品行放在对学生进行训育的首位，使学生学会做人、求真是他们的共同诉求。就现代企业制度及其岗位要求而言，加强高职生的道德建设，使之牢固确立正确的荣辱观、价值观、人生观，切实改变某些学生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的铺张懒散、逆反不从、弄虚作假、言而无信、马虎苟简和虚掷光阴等毛病，确实重要而迫切。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0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张謇、黄炎培、陶行知教育思想与高职教育》，项目编号：05SJD880033））

（作者单位：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