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为他人流泪?

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记者在采访一位从矿难中死里逃生的矿工。那位记者问了一个问题：“你明知道井下那么危险，为什么还要下去呢？”我拿这个问题问过好几位朋友，请他们设想那位矿工是怎么回答的。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为了生存嘛！”这个回答没有错，一个文人化的标准答案。就像我们在平时工作中曲意逢迎领导、不得不委屈自己、不得不按照一些潜规则行事时，给自己找出的借口一样。是啊，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一切仿佛都天经地义。

可是人与人终究还是隔膜的。那些经常在地底深处的黑暗里冒险的矿工、那些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们自以为理解，其实还有着相当距离。那位矿工的回答非常朴素也非常真实：“因为工资高啊，一个月干得好可以拿到１０００多块！”“生存”之类，是知识者或文人式的语言，他们不会说。境遇不同，我们对于“他人”的理解也就常常停留在一些概念上，而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的疼痛，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汗、泪和血。他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常常取决于他人跟我们之间存在多大的亲缘性。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那是因为他有一种博大的胸怀，他人的痛与苦他都感同身受，他瘦小的身躯承担了太重的分量。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人”是一个抽象名词，除非与自己有着较直接的相关性。

有位朋友曾感叹：“非典”一来，人人自危，“非典”遂成为一个全民介入的重大事件。可是大大小小的矿难时时在发生，一些底层的生命在沉默中被剥夺，却始终引不起太多的关注。道理很简单，“非典”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自己，而矿难却感觉很遥远，从事那些作业的是另一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物，是彻彻底底的“他人”。那位偏激的朋友甚至还对比了空难与矿难在人们心中产生的震撼效果，发现许多人为空难中的死者唏嘘不已，却对死于矿难的人漠然置之。从人们对“空中”与“地下”的态度差异，可以看出不同的“他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轻重。有的“他人”，是“自我”的延伸，于是会生出亲近和关切；有的“他人”，与自己毫不相干，也就不会被放在心上，徒然增加负担。

“人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们都习惯于这么说，越是年轻的人越是如此理直气壮。看看今天的很多叙事文本，全都是“我、我、我”，弥漫着自我抚摸式的情绪，充斥着摇头摆尾的自怜，里面的那些故事，绝少有广大的“他人意识”。所有的眼泪都为自己流。而真正能体贴他人、深入他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作家，才有可能突破小我的边界。在当代中国，写过马桥农民悲剧性生存的韩少功，写过卖血者许三观的余华，写过玉米等几位女性命运的毕飞宇，写过一些小人物苦苦挣扎的鬼子，写过下野地卑微者生态的董立勃，还有写出了进城民工困苦和愤怒的北村等等，尽管其中有的并不很知名，在我眼里却是心念“他人”、有着大悲悯心的作家。

与他人有关的，当然不仅仅是苦难。可是对他人荣耀的向往，对他人财富的羡慕，对他人风光的嫉妒，或者对他人名声的攀附，那恰恰是缺乏“他人意识”的表现。谁都想把那个“他人”置换成“我”，因此他人其实是梦想中的自己，也就是自我的成功意象而已。还有一类同情也一样，可以对着电视机屏幕涕泗纵横，因为联想到了自己，但是关掉电视机，走上大街，该怎么冷漠还怎么冷漠，该怎么自私还怎么自私。这种同情的泪水是廉价而没有分量的，而它们在这个时代却被刻意地煽动着。这种情形像什么――以为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人，其实真正爱的是自己。

他人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我们体验到的生命负荷就有多沉。可是对于心系他人、胸怀悲悯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沉重是比轻逸更值得经历的东西。如果有泪，绝不仅为自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