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中间产品与技术赶超作用机理

摘 要：扩展的要素禀赋理论包括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两个维度，它们对后发经济收敛的机理是不一样的。借鉴中间品扩张模型，将要素数量和质量转化为中间投入品的数量和质量，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对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推导发现，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速度取决于技术基础、要素的数量（包括人力资本的规模）、要素的质量指数及创新成本等，特别注意的是赶超速度与要素质量参数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要看要素质量与其他要素的匹配程度。最后提出了一些措施，以有效地促进技术赶超。

关键词：要素禀赋；要素数量；要素质量；中间产品；技术赶超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3-0008-07

一、前言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关注的是要素数量之间的丰裕程度，但实际上衡量要素的禀赋，不仅要看它的充足程度和经济程度，关键是要看它的适用程度和先进程度，同时还要看它与其他要素的配置、整合与适应情况。也就是说，考察要素禀赋，不仅要考虑要素的数量，更要考虑要素的质量，而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往往会更大，它对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取决于技术人员和技术基础、管理能力、企业的创新文化等无形要素的水平和质量。我们将包含了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的要素禀赋理论称为扩展的要素禀赋，扩展的要素禀赋理论使经济收敛过程具有更生动的内涵，尤其是要素的质量维度摆脱了像资本、基础设施等要素所具有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特点，而使之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要素一样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要么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将之假定为与经济内生因素无关的变量，如Solow(1956)、Swan(1956)、Griliches（1988）等，要么是将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将之称为“有效劳动”，通过有效劳动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如Romer （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 和Howitt（1992）等的研究开发模型，还有Mankin、Romer和Weil（1992）等的人力资本模型等。不管是哪一类的经济增长模型，都强调了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对经济的作用机理，尤其是高质量要素的投入。

创新要素对后发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中间投入品这个载体来实现的，这种中间品的引入会使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理更加明显。拓展的要素禀赋理论包括两个部分，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要素的质量似乎比数量具有更强大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对比就是明证。要素质量维度的引入使后发技术赶超过程具有更生动的内涵，使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更为强大和畅通，效果也更加明显。而传统的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通过中间产品对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是平行的两条线，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而事实上，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得到一定程度提升后，技术能力和要素禀赋也得到较大规模的提升。这个过程是要素数量和质量共同提升的过程，不可能出现单一的质量不变而数量有较大增长或数量不变而质量有较大程度提升的情况。即这个过程是要素数量和质量共同通过中间产品的带动机理来实现技术赶超的。因此，从两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来讲，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成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要素数量和质量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要素禀赋通过中间产品的扩张实现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

二、模型的假定及描述

1.生产技术

借鉴Spence(1976)、Dixit和Stiglitz(1977)、Romer(1987、1990)等的思路，我们把企业i的生产函数写为

其中，Yi是最终产品的产量，Li是劳动投入或者说是人力资本投入，A>0为技术水平参数，可视为政府行为、法律体系、产权安排等的函数。且0＜α＜1，(Xij)α的可加性意味着中间投入品j的边际产量独立于所使用的中间产品数量j′。在一般情况下，中间投入品边际产量是独立的，它暗示了新产品的出现并不会使任何一种现有产品过时。同时，为了考察N的影响，假定中间投入品可以用共同的物质单位来衡量，而且所使用的数量都相同，这里假定所有的中间投入品为Xij，则由式（1）得：

实际上，式（2）意味着中间投入品可以共同的物质单元来衡量，并且所使用数量都相等，将这些中间投入品设定为共同的物质单元就可以衡量要素的数量，也可以等同于在生产过程中只投入了一种要素，只不过该要素需要N个单位。但是该中间投入品（要素）是有质量高低的，如果政府部门刻意培训或者经过技术进步的推动，部分要素的质量就有可能较大幅度地提升。基于此，我们将要素质量与技术赶超的模型进行适应性地改造，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仍然使用N种中间投入品，每种中间产品都有一个质量阶梯，并沿着它发生产品质量改进。质量改进以当前市场上最前沿的技术为基础，但要经过企业的大力投入和研发人员的努力。同时我们假定企业对它研发出来的技术拥有排他性的垄断权利。这种垄断权利使研发企业能够克服技术公共产品的性质，从而有动力能够不断地从事新技术的开发。

为了使问题简单化，假设当高质量的要素或者中间投入品被开发出来并投入生产过程中，低质量的要素或者过时的中间投入品将被替代或淘汰。这虽然在理论上有点牵强，因为高质量的要素或者先进的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相对会比较高，并且采用新技术还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消化吸收新技术。至于企业采用什么样素质的要素和中间投入品，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一般来讲，在一个成熟理性的市场中，企业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自己需要的人力资本、要素和中间投入品，一般不会刻意地要求或者拔高自己的需求。而在一个转轨市场或者不健全的市场中并不完全是这样，就以人力资本来讲，似乎都在刻意拔高自己的需求，结果导致非理性的出现，一个专科生能够完成的事情一定要录用一个本科生，硕士能够完成的事情非得要用博士，要素的非理性配置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使得市场信号无法有效地甄别。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这也使本模型的假设比较符合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实际。

很显然，一项新技术的发明将淘汰市场上现有的技术，这使得企业在进行研发时首先要考虑研发成功后的预期利润的大小和预计持续时间，这个持续时间是随机的，它依赖于竞争者的研究努力程度以及企业研发投入要素的质量状况。一般而言，持续时间越短，技术创新的预期报酬就越小。基于此，我们假定每种中间产品的潜在等级沿着一个质量梯级排列，这一梯级成比例地分布在区间q>1上，也就是将质量调整标准化，使每种新产品被发明时以质量1开始，后续的梯级按照等比数列形式发生。于是如果在部门j中发生过kj次质量改进的话，那么该部门中可以获得的质量等级为1，q，q2，…(q)kj 。

令Xijk为第i个企业所使用的质量梯级为k的第j种中间产品的数量。梯级k对应于质量为qk，所以当k=0时表示质量为1时的中间产品，k=1表示经过一次质量改进后的中间产品，如此等等。因此，kj是部门j可达到的最高质量水平，那么对于这个部门而言，经质量调整后的投入为：

上式中的假设是在一个部门之内质量等级作为生产投入相互之间是完全替代的。因此一个部门的总投入Xij是每一等级的使用数量qk•Xijk的质量加权和。以前的中间产品数量扩张模型往往是假定k=0，中间投入品没有质量变化，其技术变化只能通过产品数量N的增加来表现，但是现在的中间产品数量N是固定的，只不过现在每个部门为了改进该部门产品的质量而进行技术研发，kj随时间变化。此时，部门j中每一次质量改进的研究者拥有在这一质量水平上生产第j种中间产品的垄断权利。尤其是如果已经达到了质量k时，则第k个创新者是拥有质量水平为qk的中间产品的唯一源泉。假定中间产品是非耐用品，且其边际生产成本为1（以产出Y为单位）。也就是说，对于所有质量qk的产品，其中k=0，1…，kj，生产成本都一样。

2.消费偏好

我们假定每个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U=∫[KG-*9][HT6"][SX(B*2]∞[]0[SX)][HT](c1-θ-1)/(1-θ)•eρtdt（4）

家庭按照效用最大化进行决策选择，其中c是人均消费，人口增长率n为0，θ为边际效用弹性，ρ为消费者的偏好。家庭在资产上获得了报酬率r，在固定的劳动力总数量L上获得工资率w。家庭最优化所需要的关键条件是对消费增长率而言的，为：

边际效用弹性参数θ越大，则跨期替代弹性越小，意味着代表性家庭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对持久平滑消费模式的偏离，因此，他们努力将消费从未来转移到现在进行，从而家庭将减少储蓄，即θ如果越小，则稳态增长率将越大。人们的主观时间偏好ρ越大，意味着消费者越缺乏耐心，相对于未来消费而言，当期消费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用，从而减少当前投资，导致稳态增长率减小。

命题3：g/ζ＜0， g/A＞0， g/L＞0

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研发支出，也正是较大的创新成本才促使以共担创新成本、共享风险这种合作创新大行其道，同时，这也是众多中小企业对创新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创新成本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它与技术赶超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是呈反方向的，降低创新的成本就可以加快创新的速度，就可以加快经济发展，从而能够较快地实现后发技术赶超。技术创新的实现不仅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也需要一定的创新环境，比如健全的产权制度，完善的法律规范，科学的管理体制等（这正是A的假设）。命题3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技术基础的提升，后发国家或地区技术赶超的速度会更快，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命题4：gq=［Lζ•A1/（1-α）•α2/（1-α）•N1/（1-α）-ρ•(α/(1-α)］•q(2α-1)/（1-α）［1+θ•qα/（1-α）-θ］2不能确定与0的关系，也就是说稳态经济增长率与质量指数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当ρ≥(1-α)•Lζ•A11-α•N11-α•α1+α1-α时，gq≤0，作为家庭或者居民主观时间偏好率ρ表示相对未来对现在消费的偏好，当ρ≥(1-α)•Lζ•A11-α•N11-α•α1+α1-α，表示人们更注重当前的消费。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信心下降，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也随之下降，他们将大量的资金转向当前消费而不是作为未来的消费。换句话来讲，相对于未来消费而言，居民认为将资金在当前进行消费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效用。对企业而言，市场是一个投资决策的信号，由于对经济发展预期不佳，企业纷纷减少当前投资，投资的减少会导致稳态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同样，当ρ＜(1-α)•Lζ•A11-α•N11-α•α1+α1-α时，居民对当前的消费偏好降低，将大量的资金作为储蓄，转化为投资，以期作为未来的消费支出。由于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十足，企业也就将大量的资金进行投资，于是稳态经济增长率随着质量指数的上升而下降。从表面看来，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中间投入品或者要素质量提升的参数应该是与稳态经济增长率没有关系的，但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实际上被居民消费偏好所联系起来，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临界值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它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总量、创新成本和技术基础的函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混合变量，需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地区来确定。

命题5： gN=［Lζ•A1/（1-α）•α(1+α)/（1-α）•Nα/（1-α）］•［qα/(1-α)-1］1+θ•［qα/（1-α）-1］＞0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要素越充裕，可用于技术创新的要素就越多，就越有可能推动该国的技术创新，有助于后发国家或地区实现技术赶超。同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人力资本、资金、劳动等要素就会逐渐增多，而增多的这些基本要素又会投入到技术创新过程中，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命题5证实了一些拥有较大规模人口、资源和发展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实现技术赶超。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从上述命题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速度与诸多变量有关，尤其是与扩展的要素禀赋有关。对要素数量而言，后发国家或地区实现赶超的速度取决于该国的人力资本总量L，同时也取决于该国创新要素的数量N，它们的规模越大，就越能很好地促进后发国家和地区实现技术赶超。就要素的质量而言，并不是我们感觉的那样，要素的质量越高就越有助于实现技术赶超，而是要充分考虑创新要素和其他因素的协调，考虑创新要素的质量与创新环境和其他创新要素的匹配。当一个国家的要素质量q较低时，这些较低质量的要素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创新中的作用，也影响了其他要素的协调作用。同样，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质量参数过高时，这些较高质量的创新要素也不能有效地与其他要素相匹配，使其他创新要素和创新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影响到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赶超。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要素质量必须适中，与其他要素相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要素的潜能，有效地激发其他配套要素的内在效能，以尽快实现后发技术赶超。基于此，我们可以提炼出本文更为精练的关于“要素禀赋、中间产品与后发技术赶超的作用机理”：

技术赶超是可行的，其赶超的速度取决于后发国家的要素禀赋。其中，要素数量的增加能够通过中间投入品数量的扩张促使创新投入要素的增加，从而有助于实现后发技术的快速赶超。而要素质量对技术赶超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对实现技术赶超的速度不确定，其发挥作用机理的过程更强调要素质量与其他要素的匹配程度，过高或者过低质量的要素都会使要素的效能发挥受到限制，从而浪费有限的资源，严重地影响到后发技术赶超的速度。只要拥有充足并且质量适度的要素，后发国家或地区就能较快地突破技术限制，快速地实现技术赶超。

结合上述核心结论，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技术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更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而直接增加产出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也是提升要素的质量，通过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与其他经济要素的结合，产生强大的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1)对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适度补贴(尤其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2)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融资方便；(3)通过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流动性提供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信号。

第二，加大创新补贴，降低创新成本。技术创新较大的风险和较多的投入使许多企业望而却步。政府应该设立创新风险基金，加大创新补贴，刺激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保障。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改善创新环境，从环境上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对一些重大项目，要创造条件，促使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增强合作，有效地化解风险，共担研发成本。

第三，注重经济发展信心的培育，正确引导消费偏好。经济信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关键，尤其是在信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如果存在信心危机，那么股市立即就有崩盘的危险，这对以股市为指南进行投资、消费的居民和企业来说是灭顶之灾。因此，政府部门首先要增加信息透明度，监督企业和各级机关及时经济发展信息，并及时纠正错误的信息导向，避免发生诸如信用危机、诚信危机等。同时，政府部门要科学引导消费倾向，特别要注重营造健康和谐的消费偏好，保证居民科学合理的消费倾向，保证消费者有充足的消费信心，从而保证居民收入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科学合理地分配，既要保证当期旺盛的居民需求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要保证未来的消费支出和长期稳态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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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