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上海话”

也许过不了多久，又需要编辑一本新的《上海话字典》

外地人称上海人的方言为“上海话”，完整准确地讲应该是“上海闲话”。“上海闲话”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地方语言，属于吴语的一种，其历史相对较短，因为“上海闲话”的形成要远远晚于它的开埠时间，而上海开埠才160多年。我们可以想象，上海开埠之后，天南海北的人们带着他们的家乡方言来到上海，在相互碰撞中产生的一些相似的语言、语音、语调被沉淀下来，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和强化逐步固定下来。“洋泾浜英语” ――用“上海闲话” 说的不标准英语――的出现 ，标志着“上海闲话”的正式形成与成熟。

其实“上海闲话”不完全等同于“沪语”。过去电台专门有一档沪语广播，对象主要是郊区农民听众，它实际上是介于“上海闲话”与市郊本地话之间的口语,我认为不能算纯粹的“上海闲话”。真正合乎标准的“上海闲话”，是电视台有一档专讲上海旧事旧闻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是陈燕华、葛明铭，嘉宾是王汝刚、薛勇理、刘敏等），那才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上海闲话”。

“上海闲话”贴近生活，许多语言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故而形象性很强。如“上海闲话”常用“比兴”的手法，以物喻人喻事。“洋盘”、“饭桶”含意相似，都是指愚蠢不懂事；“花瓶”指装饰、摆摆样子；“拖油瓶”指再婚家庭中对方带来的子女；“电灯泡”原是骂人“癞痢头”，又指莫名其妙地充当“陪客”，做他人的陪衬。“三只手”指的是小偷。自然界中的动物也常在“上海闲话”中被用来说事：凶女人是“雌老虎”，技艺不精或粗略懂一点的是“三脚猫”，十三点为“猪头三”，没面子或不光彩的行为叫“鸭屎臭”。有一些动作也被“上海闲话”巧作比喻：“扛木梢”指上了当还糊里糊涂；“装榫头”则为故意找碴。

一般来说，“上海闲话”可以用汉语文字记录下来，也较容易理解。比如，用“上海闲话”问：“侬饭吃过呒没？”这完全可以用文字按读音写下来，而且能完全领会其意思。也有一些“上海闲话”是能写下来，但按字面无法理解。如最为经典的“上海闲话”――“阿拉”，现在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上海人对“我”或“我们”的自谓，成为上海人的“招牌词”，但是从“阿拉”文字的字面意思看，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

“上海闲话”还有一种情况，从表面看很清楚，实际指的是另外一回事，即以物喻事。如“娘舅”的称谓，特指母亲的哥哥或弟弟，但“上海闲话”中的“老娘舅”已从一个家庭内的角色变为“公众人物”。滑稽演员李九松在海派情景剧中扮演的“老娘舅”，在家中并没有“娘舅”的身份，而在剧中大家都叫他“老娘舅”，这个称呼代表了令人尊敬、热心助人的长者。由此引申，“老娘舅”在“上海闲话”中的另一层意思是指主持公道的调停人，最近一档收视率极高的《新老娘舅》即取此意。

另外还有一些很有“上海味道”的“上海闲话”，不是上海人就很难听得懂。如慢性子谓“牵丝攀藤”，不爽快谓“勒煞吊死”，为人尖刻谓“尖头把戏”，装模作样谓“卖洋三千”，蒙在鼓里谓“阿木林”，十分了得或厉害谓“结棍”；“谢谢一家门”是反话正说，它不是带有歉意的“对不起”，而是坚决回绝的“对不起”。如此这些，都是非常“上海化”的语言。

“上海闲话”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殖民文化和封建帮会文化对其有不可抹去的影响，因而“上海闲话”中有一些自尊自大或贬低人挖苦人的话。如上海人常用“崇明人阿爹”来讥讽别人不识货，还有“江西人觅宝”也是这样的意思。还有一些“上海闲话”不尊重其他地方人，如“南京拐子徽骆驼，江阴强盗无锡贼”，“绍兴师爷”等。除此之外，一些封建帮会丑恶现象在“上海闲话”里也有形象化的概括，如“拆白党” 是指“小白脸”无赖勾引女人并借机敲诈勒索；“剥猪猡”意为路上遇劫，不仅财物被掠，而且连衣服都被剥去；“仙人跳”则指女色勾引男人使其被诈破财；如此等等，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这是语言中留下的历史痕迹。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些不合时代节拍的“上海闲话”在时代的变迁中自然消失了，也有一些新的词汇和流行语产生出来，甚至有的词汇成为流行全国的流行语。比如，“上海闲话”中的“嗲”，本意是指女性的娇柔，后来一度成为一切赞美词的替代，到了“‘嗲’天‘嗲’地”的地步。“嗲”字之后又流行“顶脱了”，适用范围好像也差不多，不过现在已渐渐听不见了。“上海闲话”中超越地域甚至超越国界的流行语是“捣浆糊”，它概括了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不负责任、拖延推诿等种种行为，是对、衙门作风的深刻写照，也是对小市民玩世不恭的市侩习气的生动描述。谙于此道的人，又被称为“老浆糊”或“浆糊桶”。

改革开放之后，上海成为投资热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大量涌入。新来者为了融入上海、了解上海而大量学习“上海话”，并以讲“上海闲话”为荣，有生意经的人还开起了“上海话培训班”。然而好景不长，当外国投资者和新上海人逐渐成为企业的掌控者和高管，他们住在高档住宅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高级社交圈子里，并最终构成上海的主流社会，与此同时他们的语言――外语和普通话也随着升级，“上海闲话”被边缘化了――现在在高档办公楼已听不到“上海闲话”。有人这样总结这种变化――“内环线里讲外语，中环线内讲普通话，外环线外讲‘上海闲话’”。以致曾经有段时间，沪上媒体发出“拯救上海话”的声音。

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定历史环境和社会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嬗变。“上海闲话”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体现，在时代的变迁中也必然会发生沉浮和嬗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的扩展，上海会有越来越多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人，各种不同语言交织在一起，碰撞和融合，必定会给“上海闲话”掺入更多嬗变的因子。

也许过不了多久，又需要编辑一本新的《上海话字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