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都市形象

摩天楼被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文明的首创。当美国城市最初出现拔地而起的摩天高楼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现代文明的产物也会像一个从潘多拉宝盒中放出的怪物,从人类尚可想象的高度出发,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育出一种颠倒众生的高度意志。今天人们似乎已将摩天楼视为现代文明的新图腾,不断投入大量资本与最新技术,再配之以权力的保驾护航,以期实现一种后现代文明的虚荣心,其中既包含政治经济的利益驱动,更有审美心理的因素。

虽然美国土地广袤,但在一些中心商业城市,如芝加哥、纽约等,土地需求与经济效率的要求都使得摩天楼成为一种可能。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摩天楼在美国成为一大景观。不断向上,成为标志资本主义盛世与发展的一种视觉表述与空间政治的要求,也是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宣言书。作为一种对于未来乌托邦的承诺,摩天楼只能以不断增长的高度向人们证明,未来就是不断进步,这个进步以高度、以上升为标志。未来,是可以通过高度被想象的。摩天楼就是想象力本身。这种乐观向上的上升意志与未来志向,也往往就被不断向上的摩天楼所象征。而且,作为城市意识形态的表征,摩天楼可能是最具蛊惑力的象征。

今天的上海,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青睐摩天楼的地方。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经拥有了在当时世界上也屈指可数的摩天楼,但由于种种原因,上海的高度意志受到压抑,最终并未形成一个更具规模的摩天楼群。

在发展至上的今天,摩天楼终于迎来了在上海大展身手的转机。摩天楼不仅代表了经济的发展,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一种资本的流入与炫耀,同时又可以视为后发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与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话语权竞争与制度比较的视觉参数。在这种比较与较量的心态之下,摩天楼成为一种直观和夸张的空间道具,从迪拜、香港、吉隆坡、台北到天津、上海,摩天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东方国家,发展力比多(Libido)、离地欲望与上升意志强烈地纠结于一起的城市面貌,终于演化成为了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

面对这样的摩天楼景观,从事视觉艺术创造的人们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们如何在高度这个表象中找到可以发言的议题?本文将通过一些生活工作于上海的艺术家们的有关摩天楼的作品,从远眺、向上看、向下看这三个视角来探讨他们的艺术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重塑都市形象的努力。

远眺:作为彼岸的摩天楼

检验城市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城市的天际线。申凡的装置作品《城市风景1979-2009》就是讨论了城市天际线的变化。作品由三件作于1979年的小幅风景油画构成,均为他当时的写生作品。当时的上海,城市天际线已多年未变。站在地面远望,视界相对开阔,遮蔽较少,因此申凡得以从平视角度来描绘城市的风景而视线不受阻挡。从这三件油画的画面看,当时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比较平缓,起伏不大,有的地方甚至根本不见楼房踪影。而30年后,当他回头再看这三幅画时,他蓦然惊觉画中画中那本来起伏平缓的城市天际线与景物早已不再,葱郁的树木后面长出了高楼,城市风景发生了巨大变化。2009年,在画出这三幅作品30年后,他把象征城市欲望的霓虹灯管弯曲成城市天际线的形状,叠放在三件油画前面。这也许是一种对于消逝的风景的追怀,但通过出现于作品中的前后两条不同天际线的对照,确实令人感受到这个城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灰的天际线到耀眼的霓虹天际线,这个变化,在展现了城市外表的变化之外,还提示了什么?

朱浩的《上海之上》,是从浦东的高楼放眼浦西。从照片中我们看到,逆光下的浦西,已经被黑压压的摩天楼所覆盖。而那波平如镜的江面,虽然被一艘航船所划破,但波澜不兴的水面,与其背后沉默无言的摩天楼群构成了一个独特异样的景象。从这样的高度放眼远眺,人的活动无从显现,但从这些作为人的活动的结果的楼群看,可以获得想象上海人以此为背景展开各种活动的开阔空间。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才会发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消解于这一片水泥丛林中。

现代城市以促进消费为生存发展的主导模式,但这种消费建基于不断地生产制造各种生活垃圾。在资佰的作品中,由饮料的废弃易拉罐铺展开来的水面,一路绵延的去处是耸立在浦东的摩天楼群。他的画面直接把我们制造的生活垃圾与我们制造的超级景观联系了起来,同时也给出一种视觉等同的效果。这个画面虽然只是虚构,但已经提出了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现实景观的基础是建基于这样的对于物质的大量浪费与无尽消耗之上,那么这些透支了未来的壮丽景观对于我们的现实、对于我们的未来具有什么意义?

今天的城市生活中,摩天楼成为了城市发达与否的指标,而汽车则成为了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然而,在周弘湘的《对风景的第三种阐释》中,城市里的摩天楼与停车场里的汽车这两样东西同时被他以某种方式去功能化了。摩天楼被他简化成结合了各种几何体的水泥固体。它们在失去了个性的同时,更转化为一种不可接近的屏障式的堡垒。而摩天楼脚下的各式汽车,也被他用各种颜色覆盖起来。无论是摩天楼还是汽车,它们都被蒙上了窗户这个“眼睛”,失去了一种交流的通道。通过这样的去功能化的处理,这些无表情、无脸(faceless)的建筑与汽车失去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可能。谁能够设想一张没有眼睛的面孔?周弘湘以给现代城市的图腾摩天楼与汽车蒙眼与封口的方式,将现代都市的无机性与沟通之不可能性进行可视化。

刘建华的装置作品《虚幻的场景》,其装置部分由赌台上的筹码垒起一个具有上海城市地图形状的模型。同时,他还以赌台上的筹码,在外滩垒成一个与浦东的摩天楼群遥遥相对的此岸,在浦东垒成一个与对岸外滩的老租界高楼相望的彼岸,然后拍摄成照片,与模型组合成一个作品整体。他以筹码为关键形象提示作为资本社会的上海的某种特性。通过将上海浦东、浦西两岸的新老资本主义建筑景观的彼此观望与相互映照,揭示出无论是此岸还是彼岸,其实都受同样的资本与政经逻辑所左右的事实。这个城市最终就像刘建华的装置所呈现的,这里的一切都由筹码所左右,由筹码背后的权力所决定。通过无所不在的筹码的彼此打量,我们同时更清楚地感知到了这个城市的一种赌博性格与赌徒心态。

在宋涛的DV录相作品《三天前》中,他把各种城市生活的意象组织在一个时间过程中。路灯下男孩跳格子的“造房子”游戏,书写在坚硬水泥地上的“天空”两字,永远向前而不知目标所在的机车,夜空中发光的彼岸浦东的摩天楼群,被探照灯光一次又一次抚摸的租界建筑和平饭店。这些情景犹如白日梦一般无序出现,令一切变得更加恍惚、更加不确定。这是一个有关过去与失去的作品,也是一个有关现在与存在的作品。但即使是失去,仍然无法掩饰一个城市虚无主义者与热爱城市生活者对于他所生活其中的城市的矛盾心情,而且这种爱恨交加的心情以对比强烈的黑白方式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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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其直插云霄的形象,也拉抬我们的视线向上。在高度法则的作用下,人们只以自己的视线是否最终与摩天楼塔尖相交为乐事。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朱锋在《二手现实》这个系列作品里,只点到为止地给出插入云霄的摩天楼塔尖。这些图像是他翻拍自一些建筑画册中的摩天楼照片。他名之为“二手”的现实,意即不是来自摄影家的实地拍摄。而他在翻拍时只截取摩天楼的顶端,并将复数的摩天楼顶端组合于一个设计感强烈的照片群中,以叠加的画面强化了上升意志的视觉效果。这些摩天楼的顶端,因为他在翻拍时将图像稍加弯曲而呈虚化,由此得出的视觉效果却是它们的顶部具有了一种不确定性。它们将要消融于蓝天中,或者正在穿越蓝天?人类的上升意志,在这里究竟是看作某种挫折好,还是视为“刺破青天”好,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而当我们有可能把视线聚焦于城市中的人的时候,终于在马良的《禁忌之书》中赫然发现,在上海弄堂的某个晒台上,长着东方人面孔的男女“超人”,已然作好飞升的准备,他们脚下的石库门楼房成为他们的起跳点。但他们将飞向更高的地方,摆脱出现在朱浩照片中的那片水泥丛林。而他们身后的铁丝网更暗示,他们有迫切的升腾愿望要脱离之。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的上升意志?铁丝网外面的摩天楼已经在殷切召唤他们的起跳。也许,由摩天楼构成的城市空间才是他们展翅飞翔、施展身手的舞台。

拥有完整的照明体系,是现代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也表明其与现代性的关系。当防止犯罪与公共便利成为基本要求,当经济活动向夜晚延伸时,照明系统成为了城市空间必不可少的配置。但是,今天的城市的夜晚,已经被过剩的照明所污染。大量公共建筑与设施,被艳俗无比的霓虹灯光所打扮,各路广告在夜空竞相招摇,而摩天楼所发射的灯光,作为冲天光柱也漂白夜空。城市空间在这种过度的灯光渲染下,夜空已经不再通透纯明,它已经蒙上一层白茫茫的雾霭。夜空白化而昼夜不分,城市空间被夸张地夜总会化。施勇的《上海的天空》这个灯箱作品,展现的就是这么一个蒙尘灰白的夜空。它再次确认,上海的夜空,作为一个看不到星星的天空,已经名符其实。

罗永进的《金玉良缘》属于他的《吉祥图》系列。在这些作品中,他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的喜庆吉祥图符与摩天楼形象糅合于同一个画面中。这些传统图符包括“四海升平”、“金玉良缘”、“独占鳌头”、“招福纳祥”、“福从天降”等。从这些传统吉祥图符与用语来看,我们发现,“好”的事物也往往与向上、高处相关联。画面中,他把传统图符与现代图腾摩天楼置于一种若隐若现的处于混沌之中的相互寻找与融合的关系中。从这个混沌的画面中,我们发现,作为一种上升意志象征的摩天楼,其地位突出、醒目,预示其越来越有可能进入民间吉祥图符的谱系之中并成为具有主宰性的新图符。

而杨泳梁的《通天塔》,不同于他以往的作品与中国美术史名作展开对话的形式,而是直接指向了人类永无休止的离地欲望与上升意志。画面中的所有细节以现代中国城市中的摩天楼为主要素材,集聚在一起形成一股上升的能量与气流,向上升腾、触碰天项然后向四周散开。这个景象所展示的其实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升腾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从升腾向脱落与消散转换的过程。由现代物质文明所搭起的通天塔,并没有建立起与天对话的通道,也无法真正抵达天上,只是生成为一个消耗的景观,蜕变为一个绝望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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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处越高,就越有一切在手的感觉。摩天楼为人们更新自己的视觉经验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以垂直的方式向上出发,来到一个向四周放眼的高度,世界再次变得新奇多姿。不过,艺术家们来到高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供一种视觉快乐,而是为了寻找了解世界的新途径。

画家计文宇的绘画经常是以看上去有点稚拙的笔触夸张地描绘当代生活中的一些情景。他擅于以符号拼贴的方式把一些符号(包括文字等)与各种视觉形象组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反讽调侃的画面。在他的《建设者》一画中,画家的视点高居于景观之上。画面中,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三人并置于一辆敞篷汽车的后排,穿行于密密匝匝的摩天楼中。建设者们迷失于他们自己所建造的景观迷津中。

金江波的《上海引擎计划》,记录、展示了上海在筹办2010年世博会期间的大兴土木。这种因为巨型事件(mega event)而给城市大肆化装,以期牵引、带动城市经济的做法,同时也隐藏着借机改变城市空间结构、重塑城市形象的动机。他的照片从高处俯瞰,从开阔而居主导性的俯瞰视角,以租界时代的殖民地建筑为前景,把视线延伸到周围及对岸的包括摩天楼在内的各式建筑。他以从上朝下的俯瞰式观看,将上海这个城市的过去与今天的期待与向往集结于同一画面。金江波通过这张照片,揭示了上海的前世,但同时也引发对于上海的今生的思考。

都市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通过非同寻常的视点来对它解密。登高俯视不但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点,让都市的外表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也会使平庸的景观变得非凡起来。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新发现的喜悦,是一种一切操之在我的感觉。然而张恩利的创作却似乎更愿意通过改变视点来与我们分享发现日常的喜悦,而不是以此宣示一种独占性的视角。张恩利的绘画志在发现被我们的宏大叙述所淹没甚至摧毁的日常的经久魅力。同样是俯视,不同于金江波的广角式的全景照应,张恩利的这幅作品视角相对收拢,只是细细观看脚下有限的局部。这个居高临下的狭窄视角,正好是那些被上升意志所劫持的人缺失的。在离地欲望的支配之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脚下的土地了。张恩利再次把我们向上的目光拉回我们的脚下,拉回到可以安心的日常。

而对于现代城市的种种反思,到了蒋鹏奕的《不被注册的城市》,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终极境界。城市的终结也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蒋鹏奕的作品是一个经由装置作品拍摄而成的摄影作品。他以向下的视角引导我们的视线关注一堆形同废墟的高楼、高架路与其它建筑。它们与各种垃圾为伍,它们的周围一片荒芜,它们成为荒芜本身,它们蜕变为城市的排泄物本身,它们被置于死角,所有这一切呈现的是活力消失、资源枯竭的末日景观,在在显示都市能量的耗散与城市自身的问题。他的作品既预示了他所想象的摩天楼文明的结局,也以作为文明终极意象的废墟形象来提示过度发展和开采后城市的未来。

总之,这是一些为对现代文明的特有敏感与对未来的某种预感所驱导,以摩天楼为素材,以文明反思为后盾的有关都市、有关都市无意识的风格多样、手法多变的艺术作品。他们没有满足于接受来自现代性神话的摩天楼的无论是造型蛊惑还是高度压迫,更不要说屈服于其权力展示,而是以它为对手,与它展开一种智力意义上的对抗,进而发出有关现代文明批判之新声。相信他们的思考与探索会给我们思考都市文明带来与启发,也会成为我们思考现代文明的某种精神资源。

顾 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