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基案到密歇根大学案

摘要：美国政府为解决长期存在的种族教育不公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肯定性行动”，要求高校在招生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从而扩大了黑人等少数族群进人高等院校机会。但“肯定性行动”随后却不断遭到白人的质疑和，通过美国最高法院对1978年巴基案和2003年密歇根大学案的裁决，种族优惠招生政策在美国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补偿理论过渡到多元化理论。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教育公平；“肯定性行动”

中图分类号：K712；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5—0052—07

教育是一个国家促进长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为可靠的手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必然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导致贫困的累计循环和代际转移，不利于社会公平。因此，世界各国教育政策都是将教育公平作为基本出发点。但实现教育公平并进而增进社会公平却是极其艰难的。在美国，历史原因造成的种族间巨大不平等，加上美国社会所一向标榜和信奉的个人奋斗和平等竞争，使“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他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黑人等弱势族群参与社会的机会长期被剥夺，白人凭借其长期积累的种族优势在社会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强势地位，黑人等弱势族群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地位，逐渐被社会边缘化。种族歧视与隔离使黑人得不到平等接受教育这一基本人权，与白人均等受教育机会无从谈起，更是难以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公共政策调整，试图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制定各种政策赋予受歧视种族和群体就学与就业的特别优惠待遇，以求达到实质意义上平等竞争的最终目标。这就是“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性行动中尤为强调教育公平，特别要求在高校招生时增加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但实施一段时间后，这一立意公平的招生政策遇到新的质疑和挑战。从1974年的德夫尼斯诉奥迪加德案到1978年的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诉巴基案，再到2003年的密歇根大学格拉茨诉布林格案及格鲁特诉布林格案，白人学生一再上诉高校入学中种族优惠的配额制有违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身为白人的学生受到“逆向歧视”。而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密歇根大学案中肯定了高校招生中的肯定性行动，保护了少数族群的权益。

一、美国种族教育不公正问题与“肯定性行动”

20世纪以来，美国对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种族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更多是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予以关注。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废除自1896年以来实行的“隔离但平等”的歧视政策，黑人的教育权获得了法律保障。1964年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侵犯黑人权利的活动，奠定了全面废除南部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种族平等的法律基础。然而，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种族隔离法律十余年之后，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所学校64万名学生的数据，其学校比例占美国全国的5%左右。1966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此乃社会学史上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报告。报告表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教育机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均等问题：几乎80%的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白人学生在90%—100%的白人学校就读；而65%的一年级黑人学生在90%—100%的黑人学校就读；66%的十二年级黑人学生上黑人中学。黑人学生所在学校的教学和师资条件都远不如白人学校优越。另外，大量事实表明，美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白人中学毕业生比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中学毕业生更容易进入大学。大部分黑人和少数族群学生，中学毕业后只能接受两年制公立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教育。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全国法学院学生只有1.5%是黑人，其时黑人所占人口比例接近13%。这是极不公平公正的。

科尔曼报告的意义在于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论证了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公平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通过对大量事实和数据的分析，报告说明了教育机会的平等，不仅要从教育的投入来考察，即考察学生能够获得的公共教育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特别是机会的公平，也必须针对差异性进行补偿，对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的帮助和扶持。但教育公平不能寄希望于学校的自觉，需要国家干预，采取更积极的行动，通过法律和行政政策强制约束促进教育公平，以补偿过去之不公平，从而使“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促进社会各阶层的流动，使得整个社会的职业系统有足够的平衡性和动力保持良性运转，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在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等弱势群体教育公平的缺失已极大地影响到其他领域的社会公平，使得其他领域的社会不平等得以延续并且进一步放大，不仅对黑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和不公，而且对美国社会安定也带来极大的危害。美国社会的最大隐患是种族间社会经济上的巨大鸿沟，对于由于种族歧视和隔离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种族融合，使少数族群真正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中去。融合，即在一个社会环境下不同族群的成员以平等的资格共同参与，其不仅仅是对歧视的补救，种族融合也是对不公正的补救，它更是民主理念的一部分。正如2003年最高法院在密歇根大学之格鲁特案裁决中申明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梦想要得以实现，在我们国家公民生活中所有种族和族群成员的有效参与是基本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1965年约翰逊总统第11246号行政命令（1967年又予以补充并改号为11357），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政府拨款的机构和企业在雇用职工时应当抑制种族歧视，并推出了“肯定性行动”，要求雇主对黑人、西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等少数族群留出工作“配额”；同时公共教育事业也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要求大学的招生也同样应留出“配额”，即实行特别招生计划，增加少数族群入学机会。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先针对弱势群体实行了特殊招生政策，它在录取时通过适当降低录取标准来增加少数族群学生的比例。此后，其他类型迥异、层次不一的美国高校也纷纷仿效。肯定性行动从20世纪60年代出台后，作为解决招生不公平问题的权益之计，对于扩大少数族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融合。越来越多的黑人大学毕业生为美国社会提供了合格的黑人精英，改变了黑人在政府各分支和社会管理部门的比例，有利于构建多元和谐的美国社会。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就教育平等权案例的裁决

民权立法和肯定性行动的实施加上其他有利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各高校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实行了无种族歧视的招生政策，黑人大学入学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急剧上升。但美国高校在实行肯定性行动录取少数族群学生时大多降低了录取标准，各校少数族群学生录取比例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录取标准的宽严程度。对此，大法官布莱克门（HarryBlackmun）在巴基案中是这样表述的：“为了克服种族主义，我们不得不先把种族纳入考虑……为了平等对待人们，我们不得不差异对待他们。”这两句话成为支持补偿性优惠待遇之名言。其结果就是黑人中学毕业生进人大学的百分比从1967年的23.3%上升到1970年的26%。1976年黑人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达到33%，基本与白人持平。其后开始下降，1984年黑人大学生的比例降至1969年27.2%的水平，而白人在1984年为33.7%。黑人学生入学率的这种下滑是与白人对“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抗议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低落，美国经济也陷入不景气的滞胀，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白人担心黑人抢走自己的工作机会，渐渐对优待黑人的肯定性行动产生反感。1970年美国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民意调查显示，76%的白人认为，黑人在争取平等的过程中，包括居住、就业、教育等方面，仍受到歧视；而1977年同样的民意调查却显示，仅三分之一的白人相信美国社会还存有种族歧视，超过一半（55%）的白人认为，推进黑人获得平等的脚步太快。多数白人认为美国平等已经实现，再给予黑人优惠待遇已不公平，反而加剧了黑白种族对立。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转而认为自己是被肯定性行动歧视的受害人，遂以肯定性行动违反美国宪法平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和1964年民权法禁止歧视的规定，向法院，成为逆向歧视案件，从而使平等教育权问题日趋复杂。

1974年美国最高法院首次面对肯定性行动案子——德夫尼斯诉奥迪加德案[DeFunis v.Ode—gaard，416 U.S.312（1974）]。当时，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拒绝白人学生马科·德夫尼斯（MarcoDeFunis）的入学申请。德夫尼斯指称遭受学院的入学政策歧视，他的入学分数比所有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黑人学生都要高，但他却没有被录取。他认为，为迁就黑人而降低学校遴选标准是对其他合格白人的逆向歧视，他以逆向歧视为由控告华盛顿大学。此案几经波折，最后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在复核该案时，德夫尼斯正修读法学院最后一年的课程。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无论法院的裁决如何，德夫尼斯也将可在学院继续攻读，因此，最高法院以案件不具实质意义为由驳回上诉，而并未作出法学院的招生程序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

德夫尼斯案涉及到高等院校录取的配额制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平等保护的原则，过去受到歧视的少数族群，现在是否应该得到优惠待遇作为补偿，这样的政策是否对白人进行了逆向的种族歧视。对肯定性行动带来诸多问题，美国各级法院态度不一，而最高法院则是采取了回避的做法。

1978年在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诉巴基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对高等院校的优惠待遇及逆向歧视案作出实质性判决。

白人阿伦·巴基（Alan Bakke）连续两年申请人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未果。此时校方根据肯定性行动在医学院100个一年级名额中为属于少数族群的弱势学生预留了16个名额。当巴基发现在通过留用定额名额中被录取的少数族群学生中有人的成绩不如他后，便向加州法院，控告学校定额录取少数族群的政策侵犯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平等法律保护原则，及1964年民权法第六款关于禁止联邦资助机构采行种族歧视的规定，构成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此案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鲍威尔主笔的裁决认为：（1）政策不应排除某一种族，加州大学医学院的新生定额录取制违反了民权法，巴基应被录取；（2）保留固定配额给少数族群的优惠待遇方案违宪；（3）联邦经费所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为维护其学术自由，在录取学生时，容许考虑种族因素，以促进学生组合多元化。该裁决表面上是判巴基胜诉，但实际上肯定了学校对少数族群学生给予某些意义上录取优先权的做法。也就是说，肯定了种族可以作为用人就业就学申请中的一个标准。

但问题并未消除，巴基案没有明确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学生教育权利的保护仍未能得保障。

巴基案25年后最高法院受理了密歇根大学案，终于使学生的教育权利保护有了明确的司法界限。密歇根大学被誉为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入学竞争非常激烈。考虑到在校生中少数族群比例过低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密歇根大学本科生院实行了一种新的人学政策：根据各种不同的入学计分标准，对申请入学者进行打分。这些标准，包括高中成绩、入学考试成绩、就读高中的教学质量、居住地区、家庭背景等。总分越高，申请者获准入学的机会就越大。密歇根大学为了实现本校的教育目标，希望加强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对校园中比例稀缺的某些少数族群申请者，增加他们的入学分数。在实行这一人学政策的1999年，凡黑人、西裔和土著学生，可以加20分后参加排名。

大约同一时期，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也希望实现学生群体的多元化。然而，该学院并未使用计分方式，而是在考虑通常标准（比如平均学分、入学成绩等）的同时，参照一系列比较主观和非传统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申请者能否促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法学院并未将其多元化的目标仅仅限定在种族多元这一方面，同时也在寻求诸如地域上和经济上的多元化。但是法学院承认，院方在积极保证少数族群学生人数能够达到“足够数量”（critical mass）。

1977年，三名白人学生成绩优异但未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他们遂以“种族歧视”为由向法院提讼，分别控告法学院在招生中优先录取少数族群学生和本科生院招生给少数族群的考生加分的做法涉嫌违宪。

法院在审理这两个案件中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既推进学生群体的多元化，又不至于以种族因素为人学筛选标准而构成种族歧视？这看似冲突的两个价值目标实质上涉及美国社会资源与福利的重新分配，必须在维护个人权利与保障社会正义，坚持宪法原则及实施公共政策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点。对此各级法院态度不一，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意见也是严重分歧。

2001年3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入学政策是违宪的，因为它们“清楚地考虑了”种族，并且“实际上难以与配额制区别开来”。2002年5月，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了这一裁决，它引用巴基案裁决，允许使用种族以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的“重大利益”。2003年6月23日，美国最高法院并案审理密歇根大学部格拉茨案与法学院格鲁特案，再次对大学区别种族的招生计划是否合宪作出裁决。这是自25年前标志性的巴基案裁决以来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教育上的肯定性行动案件。

在2003年格拉茨案，最高法院以六比三票数裁定密歇根大学本科生院所使用的计点式招生政策是违宪的，认为这一自动加分方案完全取决于种族因素，类似于一个配额体系（a quota system），与巴基案裁决认为种族仅可作为加分因素不符，没有经过严密裁制，因此违反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与民权法第六款而无效。

在2003年格鲁特案，法学院对每个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审查（而非机械地加分），将种族因素仅仅作为促进多元化的潜在因素之一加以考量，经过严密裁制，与巴基案鲍威尔大法官的意见相符，符合政府促进生源多元化的目标，也不违反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多数票加以支持。

2003年最高法院的这两个裁决以微弱的优势巩固了肯定性行动，鲍威尔大法官在巴基案中的“多元化理论”也更具权威性，意味着美国各大学今后将可继续依据肯定性行动原则招生，至少在法律上，平息了教育平等问题的争议，也保护了少数族群的权益。可以说，本次的“最高裁决”为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下了定论。

三、种族优惠待遇与多元化理论

由于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客观上造成黑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处于劣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要求动用国家的资源，消除黑人的贫困，金的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人的贫困，另一方面他同时坚持美国在“对黑人进行了数百年的刻意剥夺和压迫”之后，现在有责任“为黑人刻意做些什么”，这应该是补偿思想的起源。

肯定性行动最初是一种集体补偿的政策，它以群体种族为考虑因素，采取暂时性地给予黑人等弱势群体特殊优惠，以增强其竞争力，特别要在入学和就业时通过政策倾斜，尽力对历史上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族群发展不均衡进行补偿，拉近他们与主流群体的距离。据统计，1964年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接纳了30万黑人，1976年达到60万。同年，18—24岁黑人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达到33.4%，超过了同龄白人（32.8%），其中进入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比例为26.1%（白人为34.0%），而1965年这个数字是10%。可见，美国政府为解决教育机会不均作出的“教育补偿”努力已见成效。这也印证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从理论上所论证的“补偿”和结果平等的合理性：“补偿原则”就是“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点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

然而，这种补偿性优惠政策所维护的是黑人种族的集体权利，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特别优惠待遇，意味着排除其他种族的机会，作为一种矫正种族歧视的工具，其本身却蕴含着种族分化与不平等待遇的因子，补偿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备受挑战。很多白人质疑，现实中很难找到法律意义上的奴隶制和隔离制的真正受害者，过去历史所造成的伤害，却要由子孙后代来承担，有失公允，因此对某些人的补偿，也相对地剥夺了无辜者的权益。而且，肯定性行动还违背了美国宪法中平等保护的传统价值，破坏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抑制个人奋斗和才能，鼓励不求上进和依赖政府。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施肯定性行动是对的，但在实施了三十多年之后，肯定性行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流与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已拉近，对少数族群不当的补偿措施对其他人是一种逆向歧视。根据《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在2001年和2003年所做民意调查，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优惠待遇已完成其历史性使命，今后美国政府无需再给予少数族群特殊照顾。优惠待遇合法性在美国遭遇到法律困境。

1978年在巴基案中，大法官们意见分歧。在最后裁决中，主笔大法官鲍威尔为高等教育领域的补偿性优惠待遇创造了一个学术多元化理论，替优惠待遇找到了一个法律根据。鲍威尔大法官认为，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言论自由条款引申出的学术自由的原则，加州大学有权采取使学生来源和校园学术环境多元化的政策，以促进“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即种族因素可以被用来作为大学的人学录取标准，以实现大学的多元化目的。鲍威尔的论点是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来促进种族公正。在多元化保护下，学校可通过种族融合作为对种族不公教育的补救措施。

不仅如此，鲍威尔还将“多元化”（diversity）这种强制性关注与需要培育一个精英集团为国家提供领导的需要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察学生群体多元化和学生“从彼此的差异中学习”的机会间的关系，鲍威尔得出结论：“‘国家的未来有赖于通过广泛接触’如同多民族国家一样多样学生的思想和习惯培训出的领导。”“医生服务于一个异质性人口。一个在其他方面合格的具有特别背景的医学院学生——不管是民族的、地理的、文化的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可以给一个医学研究生院带来经历、观点和思想丰富其学生队伍的训练并更好地充实毕业生对人类用他们至关重要的服务予以回馈。”在此鲍威尔阐述了精英不仅必须是种族融合的，而且其多种多样的成员必须一起受教育。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才能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通过鲍威尔的阐述，肯定性行动对弱势族群的补偿理论转化为多元化理论。

鲍威尔的裁决反映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理论在美国的兴起，2003年格鲁特案的最高法院裁决，也印证了多元化趋势的加强，从判决结果来看，格鲁特案肯定巴基案中鲍威尔大法官的多元文化理论，并非主张对少数族群的优惠待遇，而是强调学生组合多元化符合重大国家利益。

在格鲁特案中，关键大法官即主笔大法官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运用了实用主义的考量标准，证明在法学院中维持学生组合多元化的重要意义，希翼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她指出，宪法“没有禁止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基于对种族因素的有限考虑而制定录取政策，以促进学校的迫切教育利益，这种利益来自学生背景的多元化。”多元化的种族融合学生群体可以作为对以往教育不公的一种补救措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主张种族多元化学生群体，认为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更有可能丰富每个学生的教育内容，“增进‘种族间相互理解’，有助于瓦解种族成见，并且使学生们对不同种族的人更好地理解。”作为培养未来国家栋梁人才之地的法学院，多元化有助于协助学生为工作和公民生活做准备，“为越来越多样化的工作场所和社会更好地准备了学生”。她指出，对美国的大企业来说，只能通过广泛包容多元化的员工、文化、思维方式和观念，才能有资本在当今竞争激烈、日益全球化的市场上立足。学校的多元化有助于加速实现教育之外的种族融合，从而有利于培养具有领袖气质之人才，一个多元的社会才前途无量：“为了培育一套在全体公众眼里合法正统的领导人，必须要做到通向领导的通道对每个种族和民族有才华和能力的个人是明显公开的。我们多元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对提供这种培训的教育机构的公开和正直有信心。”

四、结语

不可否认，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对弱势群体产生了积极影响，使美国黑人等少数族群学生获得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肯定性行动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应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等等问题，不断受到质疑。对此质疑最高法院作出了回应，格鲁特案判决书中最后指出：“我们期望从现在起25年后，不再需要使用种族的优先照顾来推动我们今天所赞成的利益。”强调了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入学方式必须要有期限。这也预示着肯定性行动不再被允诺永久的地位，美国最终将执行一个“色盲”的政策。但以25年划线终止对少数族群的优惠政策，未免武断。实际上，正如在密歇根大学案审理期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所言，当美国人“不必关注，不必努力，就能达到多元化时，肯定性行动就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