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柬、老华人再移民的民族认同

国际移民问题历来都与民族认同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美国国际移民学家斯蒂芬・卡斯尔斯所说的：“移民问题成为社会关系和民族认同问题争论的关键。”近年来，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度支那三国)的华人再移民的民族认同也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所谓民族认同，徐迅教授等认为包含着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塞缪尔・亨廷顿教授认为包含着文化与信念，文化成分又衍生出另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即美国信念，在其著述中有时也将“美国信念”称为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联。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柬、老的大量华人由于共同的原因，再移民到美国、法国、英国等国。越、柬、老华人再移民不仅被国际舆论认为属于同一个移民群体，他们也自认为是一个整体，其民族认同的发展、变化，对于移民与民族认同问题是一个颇有意义的诠释。

一、越、柬、老华人再移民的形成及其面临的民族认同问题

1956年以后，南越吴庭艳政权强迫120万名华侨加入越南籍，但是，南越华侨几乎无人服从，尽管当局施以殴打、拘留等暴行，结果也只有不足1％的华侨加入越南籍。南越当局的行径激起了中国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政府以及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翌年越南《人民报》社论指出这种行径“是一种独裁的、法西斯的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南越华侨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精神，与其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不愿失去中国国籍、中国姓名和中华文化”。此后，虽然政局迭有变化，越、柬、老的华侨、华人还是坚持其民族认同。1976年越南重新登记国籍的时候，华侨、华人“十之八九填中国籍”，在其聚居的西贡―堤岸区，“登记中国籍的钦98％”。越南战争结束后，由于当局施行了一系列损害华侨、华人利益的政策，加上绝大多数华侨、华人不肯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迫使越、柬、老的大量华侨、华人从海路、陆路外逃。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统计，从1975年至1985年2月，印支难民在渡海时遇难的至少有27万人，逃脱的仅527018人。曾对印支难民进行专项调查的法国人艾立克・维内博士指出：“80％的‘船民’受到海盗的劫掠，约有40％的人在旅途中丧生”；而从陆路逃难的，“经历了漫长的丛林冒险和战争威胁。有时候，10个逃难者中仅有一人能够平安抵达泰国”。至1987年6月底，逃难者中共有约40万人遇难，死亡率约为1/6。其悲惨遭遇和高死亡率在世界难民史上是相当罕见的。

据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统计，至1985年9月，逃出的印支难民共151万人，其中越南难民为96万人，老挝难民为31万人，柬埔寨难民为24万人。至1986年12月，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接受印支难民约200万人，其中，美国接受807500人，加拿大接受125797人，法国接受114081人，澳大利亚接受108750人，英国接受20700人。国际红十字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印支难民中的华人共约91.5万人。此后，又有少量印支华人迁到他国，加之人口自然增长，至2003年越、柬、老的华侨、华人难民(下文简称华人再移民)总数约为150万―200万人。当时西方各国经济都不太景气，但是为了安置印支难民，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衣食住行、学习就业等方面给予援助，确实发扬了人道主义精神。印支难民迫切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和学习所在国语言，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等都尽力而为。例如，法国定期发给救济金，并将巴黎13区等区域的闲置房供其居住；美国则在教育上大量投入，1975年至1976年，斥资1243万美元为难民儿童提供语言教育，从1977年开始向每个入学的难民儿童资助450美元，1979年拨款1200万美元资助各州用来教育难民儿童，1980年拨款500万美元帮助难民儿童学习英语等。同时，华人再移民也自强不息，事业有成。

华人再移民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在接受国受到厚待，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陆续获得接受国的公民身份。不过，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作为民族国家的一员，他既要在政治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公民归属(政治认同)，又要在民族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文化认同)。”

二、华人再移民文化认同的变化及其引起的争议

华人再移民几乎同时移入西方发达国家，有共同的移民原因和移民过程，大都已繁衍至第三、第四代，因而我们较有可能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其文化认同。

(一)华人再移民的中华文化认同及其不同的解读

文化认同主要指个人对某种反映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的文化产生感情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某种文化集团或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文化认同的要素是族群、语言、宗教、地域、历史与文化等。华人再移民仍然认同中华文化，主要表现在：

1　组织社团，补习中文。在法国，从1976年开始，法国华裔互助会、法国潮州同乡会等十余个社团相继成立，各社团均开设中文补习班，大多免费授课，有的补习班发展成为中文学校。各社团还组织青少年到中国学习中文。在美国，1976年就成立了美国越棉寮华裔难民协会，此后有近百个社团陆续成立，仅南加州就有50个。各社团纷纷创办中文学校，仅南加州越棉寮华裔协会就创办了4所。其他国家的华人再移民也迅速成立社团，学习中文。例如，1982年到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福建籍华人当年就成立了福建同乡会，同乡会成立当天就举办中文补习班，免费让乡亲们学习中文；1980年成立的悉尼越棉寮华人联谊会当年也创办中文学校，不久学生就达到800余人。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有81％的华人再移民在家里说中文。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华人再移民在家里说中文的多达90％。华人再移民社团有以下特点：(1)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之一；(2)以华人再移民来源地或中国的地名冠名，如美国越南华裔联谊会、美国广西同乡会等，以凸显民族色彩；(3)较大的社团常以越、柬、老联名，并且跨国、跨洲结社，全球性的组织是世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和世界越柬寮华人团体联合会(下文简称“世界越棉寮”和“世界越柬寮”)，这两个团体涵盖了所有的华人再移民，显示了其凝聚力；(4)推动华侨、华人社会的整合，加强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联系。法国潮州同乡会吸纳了在法国的其他潮州人及其社团，于1990年成立法国潮州会馆，成为法国最大的华人社团。翌年，该会馆就主办了国际潮团第六届年会。美国南加州福建同乡会1994年发起并主办了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美国广西同乡会于1995年主办了第七届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这三个大会均在中国举行过，而在华人再移民中，福建人、潮州人、广西人占绝大多数。

2　传承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在已有45万华人再移民的美国南、北加州，圣盖博谷原来的电话区号是“818”，许多华人再移民为了“发一发”，特意搬迁过来。由于电话用户超过负荷，电话公司决定再设一个“626”的区号，不料却引起华人再移民的群起抗议。电话公 司怎么也不明白改一个电话号码就会影响华人发财，双方的文化差异显而易见。1981年，南加州华裔联谊会发起兴建大型观音庙，1997年再度扩建。每逢初一、十五，有数千善男信女前来拜菩萨，香烟缭绕，热闹非常。在举行“标灯大会”的观音宝诞日，更加热闹，交通常常为之堵塞，但酷爱宁静的附近居民却感到厌烦，因此而引起的冲突时有发生。

2000年9―10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在华人再移民最集中的南加州橙县(有12万华人再移民)做了一次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华人再移民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思乡情怀重，与祖国的联系多；比较关注中国海峡两岸的政治，对美国主流政治则关心不多，选举投票率很低；有93％的受访者自认为是中国人。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仅仅关注华人再移民的中华文化认同，都认为中华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他们脑中，但对此又有不同的解读。艾立克・维内博士认为华人再移民“对所在国社会的适应往往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仍然留在故国”。他的结论是：“难道法国人还会听任他们的国门半开着吗?”相反的观点有：对华人再移民进行专门调查研究的法国学者林清连、让・马伊斯认为，华人再移民“融入并吸收了法国的文化与文明，尽管他们仍然恪守着儒家之道。各国华人再移民在接受国都能安居乐业，并对接受国做出了应有的一份贡献”；英国学者赵菲菲也认为，华人再移民“对东西方文化有双重认同感。不同文化是可以融合的”。

(二)华人再移民的双重文化认同以及是否应该同化的争议

绝大多数华人再移民确实认同中华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排斥接受国的主流文化，经过交流融合，他们逐渐认同接受国的主流文化，呈现双重文化认同趋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因而成为引人注目的议题。

亨廷顿虽然认为移民难以认同美国主流文化，但按他的表述，华人竟是一个例外。他写道：“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曾认为华人的文化与美国文化大不相同，这妨碍了华人融入美国社会，这种文化差别论后来也应用到另一些民族身上。它究竟有多少道理，也很难评说，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看看从某一国来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不留在美国而重返原籍。”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如重返原籍的移民比例匈牙利人为65％、意大利北方人为63％……他省略了本应提及的华人，因为华人中很少有人返回原籍，而华人再移民则无人返回原籍。笔者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至少反映了其认同主流文化的意愿和基础。另外，华人新生代在接受国出生或长大，从小免费接受当地的语言文化教育，又生活在主流文化的海洋中，现在连汉语都不大会讲，其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乃是环境使然。他们显然已呈双重文化认同态势。至于华人再移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程度，则还有待于观察，因为他们移入接受国仅25年左右。

问题是如何对待华人再移民的双重文化认同。许多人或者完全无视华人再移民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或者反对双重文化认同，坚持要完全同化。在美国南加州、大费城等地区，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歧视和冲突时有发生。华人再移民被称为“中国佬”，一些美国人叫嚷“中国佬滚回去!”有人则建议将“中国佬”关入保留地，在那里“教他们学会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生活方式”。亨廷顿也认为必须“加强对所有移民的同化计划，使他们都统一到美国文化和信念之下”，因为美国“盎格鲁一新教文化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战，造成了族群冲突，这种冲突是重大而血腥的。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亨廷顿的观点在英、法等国家也得到了支持。法国历史学家勒内・雷蒙说：“亨廷顿把我们的思考引向文化天地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化价值上的隔阂和分歧在冲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主张双重文化认同的声势似乎更加强大。近十几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民族理论和移民理论，如“文化生成论”、“文化多元论”等渐成气候，前者认为“让一个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不可能的”，移民的后代完全有理由“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骄傲”；后者则提倡“双重认同”、“双文化主义”。进入21世纪，这些理论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重视。2004年7月发表的《联合国人文发展年度报告》称：“促进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关键”，“我们认识到国家没有必要建立在单一文化认同之上”，“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斗争，如果撒手不管或处理不当，就会很快演变为国内或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之一，引发冲突，从而导致发展倒退”。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高票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公约》，将文化多样性原则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的高度。该组织主办的“第三届全球化论坛――世界文化多样性”大会强调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对于移民“要交流融合而不要试图同化”。

各国对移民与文化认同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对华人再移民的双重文化认同问题也有争议。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少学者直接将移民的文化认同等同于其政治认同，将移民的文化认同问题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国内或国际政治局势联系在一起。

三、华人再移民政治认同的变化及其引起的争议

作为民族国家的成员，华人再移民也在政治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公民归属。

(一)华人再移民对接受国的政治认同以及不同的解读

与其他国际移民相比，华人再移民较容易确立对接受国的政治认同，因为他们对接受国一直心存感激、知恩图报。例如，1991年第六届国际潮团联谊会在巴黎开幕的时候，大会主席、十余万法国华人再移民的代表黄明山致开幕词说：“向慷慨仗义的法兰西表达我们的衷心谢意，谢谢她收容我们这些逃避战祸暴政的难民。”在2002年美国南加州帕沙迪那的花车大游行中，一辆贴着“感谢你，美国和世界”标语的花车引起百万观众的注目。花车的主人是赖莲娜，1975年她拖带四个不满10岁的儿女渡海来美，生活安定之后，为表达感激之情，欲购置花车参加游行。她向花车组委会申请多年，均未获批准，但她锲而不舍，第八年终于获得批准。为了支付4万多美元的费用，她不惜卖掉赖以栖身的房子。这种感激之情，对于确立其政治认同应是良好的开端。所谓认同说到底是一种感情，对接受国的感情是归属感或公民感的基础，而且，华人再移民多年来也在自觉地增强公民感，效忠接受国。主要表现在：

――加入接受国国籍。亨廷顿认为，移民是否入籍而成为美国公民，这是衡量移民对美国政治认同的重要尺度(笔者认为言之有理)。在亨廷顿所列举的各民族中，华人再移民的入籍率达68.5％，仅次于菲律宾人的76.2％和韩人的71.2％。除了与美国有特殊文化、政治关系的菲律宾人和韩人外，华人的入籍率高于其他所有族群，而且超出的幅度很大。如今，华人再移民大多已自愿入美国籍。这与他们在印支三国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

――成立越柬寮华人政治联盟会等各种政治性的组织，明确区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引导华人融入“主流政治”。他们最热心的是集中力量(选票、金钱等)支持华裔或关心华裔候选人，通过他们使自己挺进“主流政治”。美国南加州越柬寮华人政治联盟会的蔡松芳会长表 示：“要将主流政治引入越柬寮华人社区颇费时间和精力，就算从零开始也要去做。”该会2000年以来，支持38位议员、市长候选人，结果大部分当选。其中2005年支持的8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半数为华裔。“世界越柬寮”等提出的口号是：“两岸摆两边，主流放中间。”这表明了他们主要认同“主流政治”的意愿，而且获得各国越柬寮社团的赞同，成为其“共同愿望”。华人再移民已经挺进“主流政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赵汝发先生。有橙县越南华人再移民“教父”之称的赵汝发，2005年被任命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管财政事务的副主席，是曾担任该职务的惟一亚裔。他鼓励华人积极投票，希望涌现出更多的华裔民选官员。

――赞助接受国的公益事业。世界越柬寮华人社团联合会秘书长张作波将这种现象概括为：“过去靠人救济，如今参与救济。”“参与救济”已成为众多华人再移民社团的行动指南。法国潮州同乡会经常向巴黎13区的“善心食堂协会”等众多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法国电视三台、巴黎《解放报》等曾多次给予称赞。

诸如此类都说明接受国不仅可以获得华人再移民的文化认同，也可以获得其政治认同，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如果根据亨廷顿的“重要尺度”，华人再移民与其他移民应有较大差别，但是亨廷顿坚持认为包括华人再移民在内的移民迁移到美国不是要成为美国人，而是要保持其原有的身份。“如果不允许他们置身于主流之外，他们反而会感到受歧视。”美国拉美裔官员协会负责华盛顿事务的拉里・冈萨雷斯则持相反的看法：“所有移民的价值观与所有美国人一样。在这个国家里，移民希望被主流社会同化，他们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不过，问题是复杂的，因为移民当前不仅认同接受国，也认同原籍国，呈双重政治认同态势。

(二)华人再移民的双重政治认同以及对这种认同是否应该予以宽容的争议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确实是密切相关的，华人再移民也确实认同中国，但他们现在主要还是对接受国的认同，这从主要社团的宗旨也可以看出来。

在越南华人再移民最集中的南加州，南加州美国越南华人联合会确定的工作主题是“乡亲爱、友谊情、中国心、美国梦”，“乡亲爱”和“友谊情”所表达的正是其共同的文化归属。由“乡亲爱”和“友谊情”联系到“中国心”，乃是非常自然的。“中国心”则说明华人再移民认同中国，但是，他们是将“中国心”与“美国梦”并列在一起的。“中国心”的实际内容是对两岸问题的态度，近年来他们致力于“促进两岸良性互动，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如果说简单的并列还分不清孰重孰轻的话，那么“世界越柬寮”的宗旨“主流放中间，两岸摆两边”则明确表达了将两岸问题摆在次要地位的态度。“世界越棉寮”发表的一个宣言首先确定“落地生根”原则，然后才表明“支持一个中国，反独促统”的态度。这些团体都是在坚持对接受国的政治认同的前提下表达对中国的政治认同的，而且对中国只是道义上的支持或声援。另外，赵汝发曾提出要促进美中关系、美越关系，但他着眼的主要是美国。可见，他们是将对接受国的认同摆在中间或首要地位的。但是，接受国却一直歧视或怀疑他们。例如，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福建同乡会申请兴建一座中国牌楼，当局却无视他们的要求，他们抗争多年，才获得批准。又如在美国，赖莲娜购置的花车是效忠美国的典型表现，但仅仅因为她是华人，就被拒绝长达7年之久。2000年4月初，美国华人组织“百人会”和全美犹太裔组织“反诽谤联盟”等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有32％的美国人认为华人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有23％的美国人会对华人当总统感到不舒服。美国亚太法律中心主任郭志明说：“华人一直被视为‘可疑的外国人或永远的外国人’。”华人是否主要认同“主流政治”并不都取决于其主观意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除非接受国已准备要把外来移民完全融入，视之为成员，给予同等的权利，否则，他们的忠诚和感情没有多大意义，他们融入接受国的意愿再高也是枉然。接受国的持续歧视或怀疑势必阻碍或延缓华人再移民对“主流政治”的认同。

国际移民的双重政治认同早已成为事实，但许多人总是无法容忍，并主张和它对抗。亨廷顿就说：“应当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的同化。”其实，强制同化只能适得其反，印支三国当年的强制同化行为就是教训。事实上，“对移民要宽容”的声音更多，也更响亮，“全球国家”、“世界主义”、“跨国主义”等理论陆续问世。卡斯尔斯认为：“一个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应该只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原则将不再行得通。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公民模式。这种模式是多民族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承认民族多样性和多重认同。”现在，移民双重认同的事实已经使许多人自愿或被迫予以宽容。2005年以来的每个春节，一些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向本国的华侨、华人拜年，默认或宽容其双重认同。美国总统布什2005年春节的贺词赞扬华人重视并传承家庭价值观和文化的优良传统，赞扬他们对多元化美国发展做出的贡献。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春节给华人的贺词说：“融入一国大家庭与忠于各自根源不仅完全可以调和，还能相得益彰，华人正是这种结合的最生动体现。”

华人再移民的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移民与民族认同问题的争议仍将持续下去。如果对双重认同的宽容成为潮流，如果接受国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日益宽容，久而久之，华人再移民更有可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主要认同接受国，甚至完全认同接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