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探析

摘 要：华人华侨社团是维系华人华侨的支柱和桥梁。当祖籍国积弱贫困之时，华人华侨对于祖国的情感更多是基于盼其民族的振兴；而当国家处于发展繁荣之时，华人华侨表达的是基于祖籍国发展的自豪感。在两种感情的维系中，华人华侨社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凝聚人心和桥梁沟通之效。

关键词：华人社团；文化认同；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全球，是全球不可或缺的群体，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华人华侨这个族群的研究。尽管由于居住国的文化同化，部分华人在某些习惯与语言、政见上会有别于国内人，但是其与生俱来的族群认同使得他们仍保留着以群己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上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根系的相依相属，使得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华人华侨对于国族的认同仍保持高度的同一性。而其中，华人社团是华人华侨民族主义延绵的支柱和桥梁。

一、 华人华侨认同情感的双重性

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必定会同时遭遇祖籍国与居住国两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也就是两种文化对于特定群体的抢夺，即华人华侨认同情感资源的争夺。所谓认同情感资源的争夺源于华人华侨居住国的同化与祖籍国的呼唤之间的情感争夺。一面是华人华侨的居住国，尤其是那些强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它极强的政策号召力能有效地同化部分的华人华侨；另一面是华人华侨骨子里血浓于水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又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祖籍国的情感召唤。在文化价值观的双向吸引下，谁能真正把握天平的重心，这与该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手段的应用不无关系。

(一) 文化与认同间的结构分析

很多人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海外华人华侨已经逐渐消磨自我的文化个性而被居住国同化。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并不准确。文化与认同间有着千丝万缕、不可或缺的关系。首先，在文化的认同上，并非所有的文化因子均可以被同化与融合的。至少某些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能被完全同化的。例如：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芭芭”和“娘惹”不会说华文但却保持传统的中华文化习俗,那些不尊崇民间信仰而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却依然说华文,那些更愿意以英语为媒介语言的年轻一代，也许不再坚守传统文化习俗和信仰，甚至很少参加宗庙乡团组织的活动，却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上依然不放弃孝道、人情、面子、勤俭、报答、秩序、中庸、和睦、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观念。［1］所以，即使显在的文化因子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但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植根于个体内心深层的精神却可以长期保存下来。其次，认同包含不同的层面内容，如：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并不完全统一。国家认同倾向于政治认同，它是对于居住国政治权利与义务的遵守与执行；而民族认同则是一种文化认同，它是对祖籍国民族情感的保留与潜藏。相比较而言，国家认同具有可变性，因为居住国的不同，每个国家的政策操守不同，华人华侨会有不同的国家认同选择；而民族认同则具有内生性，即使政见不一的华人华侨，其对于祖籍国的民族情感确是同一的。

(二) 认同祖籍国文化中面临的情境

作为一个华人华侨，他们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内生的民族主义是一直无法割舍的，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通常来说，人的情感认同会在两个时期变得很强烈：一是祖籍国处于弱势之地或遭遇外来势力的侵入之时，认同者会由内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源于外界刺激促成内化情感迸发，进而再演变为行为体的外在行动——认可并支持祖籍国。如革命年代，华人华侨捐钱捐物，甚至自己投身革命来支持一些先进中国人的行为，都可以看成他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真实表达。在现代，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时，由于遭遇来自他国势力的干预，导致圣火几次熄灭，华人华侨组织坚决抵抗当地政府的恶劣行径亦是此种情境的表达。第二种则是祖籍国处于上升期或者昌盛之时，华人华侨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于国族的认同之感，并为之自豪，且愿意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之中。这种认同源自祖籍国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和利益的吸引力，所以此种认同会持续得长久些。

二、 华人社团源于文化的归属与现实环境下的群体选择

首先，一个人的情感诉求力量往往是弱小的，可是如果将一群有同样情感诉求的人凝聚起来，借助一个媒介表达出来，这样的力量就会异常强大。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华侨侨居异乡时，力量的薄弱使其更加迫切寻求利益同盟体来维持彼此的联系。显然，官方的机构并不容易且适合介入，民间的组织能很好地融合一群相对弱势的个体资源，使得他们的声音更容易让官方听得到。早期的“行会”均借助于中华民族宗法制的框架，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强烈的内聚力，其目的是在异质环境中，团结互助，防范欺凌，联络感情和互通信息，以求得立足、生存和发展。

其次，从心理学上来说，人隶属于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与其他民族相比，华人更固守着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地域性结合，实际上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关系上的社会性结合，由父子、夫妇、长幼的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的君臣、朋友的社会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德伯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写道：“正是这种对大陆共同的依恋使他们依然是中国人，极为谨慎地甚至暗中延续一种中国社会的结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等级的组织，一种内部法律，一种道德以及在漫长的流亡中所获得的商业传统。”［2］滨下武志在分析华侨的这种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时指出：“华侨基于空间认识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对出生地和故乡抱有强烈的乡里意识。这种意识，既是个人对于故乡所抱有的归属意识，更是在移民国家的生活空间里，不可缺少同乡之间的相互扶助，因而这种归属意识得以不断再生。”［3］在华人华侨社会里，这种关系的实现可以通过这种拟制的家庭关系，使移民联系的网络得以扩大。所谓拟制的家庭关系指的是一种非血缘的，但是由于共同的祖先、风俗、传统、记忆而构成的一种独特关系。虽非个体真实小家庭，却胜似大家庭大家族的关系。最初的同乡会的产生便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华人社团的出现扩大了华人华侨社交的圈子，作为一种更为确实和安定的关系网，加强了彼此之间及与外界间的团结互助与合作。特别是早先的华人华侨，怀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意识，这种民族归属意识不断强化着他们自我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当拥有此种情感的移民越来越多，形成势力时，各种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行会”就应运而生了，社团组织俨然成为其认同情感的桥梁与归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