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与民族主义》读书报告

摘要:日本战后政治始终在“和解”与“民族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这就是导致日本始终无法正确定位自己亚洲政策的深层原因。通过对日本战后政治的细致的观察,作者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规律,称之为“翌年法则”,它准确描绘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摇摆不定,反映了日本在自傲与自耻之间来回游离的一种心态。

关键词:和解;民族主义;靖国神社;民主主义;道义;民族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4-0178-01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60多年了,日本当权者却仍然不能准确地定位自己的亚洲观,清晰地展现自己应有的形象。1995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周年首相谈话”,对日本以往从事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一系列行为表示深刻反省,村山的谈话表明日本在与亚洲邻国和解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小泉在任内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却使历史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一大截。读过若宫启文先生的这本书,笔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包括澄清对于一些对日本政策、行为理解的误区以及对书中观念的补充。

一、参拜靖国神社――“以传统的名义向世界突围

的一个突出表现

“如果我当上了首相,不管有怎么样的批判,都要再8月15日者一天去参拜。”这是小泉在竞选时发表的宣言。即便是中曾根康弘,也由于在甲级战犯合祭的问题上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就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了。于此形成对比的是,小泉断然拒绝中韩两国的要求,说是“自己并不是为甲级战犯才去参拜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参拜,外国不必说长道短”。小泉并非一个特别右翼的政治家,既不反中,也不反韩,但是,他借口抵御“来自外国的压力”以博取众人支持的手法,却营造出了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的划时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狭隘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再度堂而皇之地喧嚣于世,这种言论激起了中韩的“反日”情绪,这些情绪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于是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迅速蔓延,这种恶性循环正是小泉执政时期造成的恶果。

(一)小泉意图超越中曾根康弘而名留青史。中曾根顺利完成日本国营铁路民营化,与美国总统里根构筑了“罗-康”关系而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可谓日本首相第一人。他强行同日举行参众两院选举,从而让自民党在众议院获得300个议席,他维持了一个长达5年的政权。中曾根无疑是一个近几十年来少有的大政治家,也曾被授予“大勋位”的荣誉。而小泉的成功过程与中曾根有着惊人的相似:实现邮政民营化;建立“布什―小泉”关系;强行解散众议院,让自民党取得惊人的胜利……小泉之所以固执到底,也许就是想要将中曾根不得不放弃的靖国神社参拜进行到底,从而超越中曾根。

(二)小泉参拜是为推行全新的外交做准备。小泉的行为令人十分疑惑,他一面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一面干脆利落地一直就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进行道歉,并将甲级战犯断定为“战争罪犯”,他发表的“战后60年谈话”与“村山谈话”如出一辙,为与亚洲邻国和解开辟了道路。他呼吁东亚各国建立“东亚共同体”,显然是想亲自掌握东亚和平的主导权。同时,“9・11”之后,小泉为美国袭击阿富汗提供援助,迅速将海上自卫队派往印度洋,他甚至还支持伊拉克战争,并派遣了自卫队。

二、历史是否可以搁置

众所周知,自民党长期以来一直标榜“自由与民主主义”。小泉在2006年7月份最后一次访美期间的日美首脑会谈中,与布什总统一起提出了“世界中的日美同盟”的概念。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强调“自由、人权、民主主义”等“普遍价值观”的重要性。

2006年8月,在东京举行了言论NPO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日中媒体研讨会”。研讨会上日中21世纪委员会日方主席小林阳太郎做的基调报告引人注目,其主旨是日中两国作为亚洲大国,都不明白对方将来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互相对对方疑虑重重。中国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十分警惕,而日本决得中国缺乏透明性,怎么也摆脱不了对中国在将来推行霸权主义的疑虑。他强调,日本和中国如果不能正视自身缺陷,努力弥补彼此认知上的隔阂,消除误解,那就永远不可能从自以为是的陷阱中摆脱出来。

三、奇特的民族――民族文化心理角度审视

“和解与民族主义”间的摇摆

从民族文化心理角度对战后日本的分析,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重视,总的来说,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一)自我为中心的日本民族优越心理。由于对战争清算的不彻底,加上战后长期的保守的政治氛围,使得以天皇信仰为核心的日本民族意识部分地对抗了民主意识的扩散,民主的意识并没能渗入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日本民族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发生了分裂。民主的思想深入到了社会的下层,而上层社会以及日本社会某些特殊的群体(如二战退役军人)则由于长期的被灌输神国观念而中毒太深,与战前政治过深的瓜葛,不愿抛弃植入心底的民族信仰,对天皇忠诚的心理和神国观念依然存在。这些人构成了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至今仍以皇国史观来定性包括二战在内的近代以来的日本对外战争,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更不愿反省,其中极端者甚至想恢复天皇的神统地位,阻碍了战后日本民族正确历史观的确立。

(二)力量服从心理。即置道义于一边,只相信力量才是真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主要是受武士文化的影响,由于武士道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再加上近代的教育灌输,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性之中,形成日本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改变起来难度极大。战后民主改革只是从国家体制上清除了把武士道转变为军国主义的条件,武士道崇尚武力的意识并没有很好得到清除,而是衍变为力量崇拜心理。这种心理影响着战后日本的内政外交,一方面在战后的日本国内一直有一股力量不停地叫嚣着修改宪法第九条,重新武装日本,国际社会战争结束时对日本的审判。另一方面,战后的日本在国际上采取依附强权的外交选择,追随在霸权国美国身后,重视对美关系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和国际组织。而对曾经受到它深深伤害的周边国家,却不愿正视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