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大业:当代历史使命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来广泛关注。一则是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2009年对180个国家“清廉度”的排位，中国大陆排名第79位，与前两年第72位相比，又下滑了7位。而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和第57位。另一则新闻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届缔约国大会在多哈举行，这届会议的目的是敦促各国建立履约审议机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代表中国出席表示支持。

这两则新闻，不仅说明中国反腐败形势日趋严峻，同时也表明，需要用一种国际视野来检省与治理国内的腐败问题。反腐不力带来的不只是国内的政治压力，更会有国际上的政治与舆论压力。这意味着中国的反腐败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既要在一个全球化座标中治理腐败，更要把反腐败看作是执政党与政府对国际和历史应尽的责任。

20多年来，各种关于反腐的理论、研究、政府指令和领导讲话，可谓汗牛充栋。但现实情况却是，反腐喊得越响，腐败之根扎得越深。发展到今天，不只在各级党政机构中普遍存在，更是渗透到了每行每业、社会的每个细胞当中。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已成为很多行业通行的准则。腐败不仅让社会秩序处于崩溃的边缘，也在腐蚀着人心与人性，让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道德底线和基本尊严。

从表面上看，腐败是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间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但其哲学根源却是因为政府尚未把信任和平等真正当作国家政治的基础。所谓的信任和平等，首先意味对公民的信任，并给予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即要告知他们社会最真实的状况，要最大程度地提供其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机会，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要尽可能地实行民主协商的方式。如果政府把培养社会信任网络当作政治的首要任务，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有所消减。同样，剥夺和腐败总是隐藏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假如国家和公民对优质资源的控制，永远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想要治理腐败就无从入手。过去国家的单一权力结构已经构成了这种不平等，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却使得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被开掘得更深。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把腐败仅仅看成是癣疥之疾，没有刮骨疗伤的毅然决断，或者以为仅靠某种公共性应对，便还可以拖延下去，其最终结果必然会使腐败之火愈演愈烈。前几年，社会上一直流传一个口号，叫做“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其实，掩卷深思，这句话是非常不准确的，应该改为“不反腐亡党也亡国”才切中要害。

事实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制度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严重的腐败和严酷的反腐败阶段。例如，“二战”后日本腐败事件频发，为此政府先后颁布《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法律，以法制建设为基点，结合新闻舆论的监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再如新加坡，1950年代普遍，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政府为表“扫除黑金政治”的决心，不仅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还先后通过了多部强有力的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终把新加坡打造成“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就是香港，也是在1970年代中期经历过廉政公署的反腐清洗后，才有今天的清廉美誉的。可见，只要立足人民利益，立足制度建设，立足舆论监督，既不会亡党，也不会亡国。相反，社会因政府的及时“透析”会得到更健康、良性的发展。

如今，腐败导致的市场失衡与分配不公，已严重地压缩了中国经济的成长空间。全球化的经济格局和对腐败的监察机制，都要求我们把反腐放到一种国际视野中，来重新确定它在政党政治中的优先地位。如果腐败的势头依然无法得到根本遏制，政府所面临的就不仅是国内政局不稳的问题，而且会深重地影响到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声誉。到那时，仅仅是腐败这一个因素，就有可能让各种反对势力、各种社会矛盾纠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法阻挡的国际与国内政治压力，届时再面对和治理，恐已晚矣！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时代完成的是建国大业，邓小平时代确立的是改革大业，而等待这个时代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反腐大业”。这既是时代赋予中国领导人整合民心、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也是历史授予当代政治家不可推卸的使命。是青史留名，自觉担当起历史重任；还是枉失良机，任腐败逆转社会进步的车轮，给社会留下永久的创伤和遗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执政党和政府早一天肩负起“反腐大业”这个时代赋予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就能早一天趋于稳定，民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长久发展的机会。

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