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域经济梯度差异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

[摘 要]为探索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态势,本文采用基尼系数等方法分析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借鉴、融合区位、级差地租等理论,分析造成差异的成因,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促进东江流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流域经济;东江流域;梯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087-03

1 引 言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尤其是珠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三大“引擎”之一。然而,广东省内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国内已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如任军、张加恭、薛声家等。虽研究者众多,但甚少有学者从流域角度系统研究此种差异。基于此,本文以东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并选取沿江7个城市作为样本,运用区位商、空间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等方法来分析这种经济差异,在分析造成该种经济差距成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可行对策,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动态协调发展。

2 资料数据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香港统计年刊》,并选择1999―2008年的连续时间序列,以便更好地反映东江流域经济差距的变化轨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2.2 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分析了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特征,接着从时空维度分析其变化态势,并在分析总结差异成因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运用区位商(式1)阐述东江流域经济差距的特性:梯度性,借鉴经改造的洛伦茨曲线分析差距的空间演变格局,最后采用基尼系数(式2)分析了近10年来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

其中Qi表示i城市的经济区位商,Si和Pi分别为该城市地区GDP和人口数占全流域的比重。Qi越大,说明i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i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其中,G表示基尼系数,n 表示样本城市的数量,即沿东江流域7个城市,自上而下分别为赣州、河源、惠州、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i 表示第i个城市,xi表示第i个城市的人均GDP占全部样本城市人均GDP之和的百分比。基尼系数越大,经济的不均衡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

3 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

东江是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境内,自东北向西南流入广东省境内,依次流经赣州、河源、惠州、东莞等市,是深圳以及香港地区的“母亲河”。流域总面积达35340km2,其中广东省境内31840 km2,占流域总面积的90%。据统计,2008年下游深圳市人均GDP分别是上游赣州、河源的8.97倍和6.48倍,地均GDP则分别为188.55倍和160.53倍,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上游地区。

3.1 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梯度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流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独具的特性:梯度性,即随着河流海拔高度自上而下不断降低,其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不断上升的现象。在此借用区位商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如下(图1),东江流域经济差异存在显著的梯度性。

3.2 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空间分析

东江流域从较落后的赣州山区流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典型的空间不均衡。即沿江而下,流域每一单位地理空间创造的财富在总体上逐级递增。传统的洛伦茨曲线是用来反映随时间的变化,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性。本文拟借经改造的洛伦茨曲线,即用洛伦茨曲线横轴表示上、中、下游流域面积的累进率,以纵轴表示沿江而下流域平均单位面积GDP产出的累进率(图2)。流域上游地区即赣州、河源等虽占很大的地理空间,但GDP产出却很少;而地处下游的广州、东莞、深圳以及香港等则相反,以较小的地理面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比例严重失调。洛伦茨曲线与绝对平均线即45o线偏离的越远,表明经济差异越大。图2显示东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差异性。

3.3 东江流域经济差异时间分析

本文通过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了1999―2008年东江流域经济差异的变化态势,如下表所示。

目前,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超过0.6就表明该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由上表可以看出,东江流域的经济落差在1999年濒临“危险”状态即基尼系数处于0.6左右。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频频采取措施缩小经济差距,这些措施确实发挥了作用,基尼系数在不断减小,但减缓速度极慢,并仍超过0.4 的“警戒线”,仍需引起足够重视。

4 东江流域经济梯度差异成因分析

4.1 地理区位

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发展先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地理位置作为级差地租Ⅰ的形成基础之一。由于距市场远近不同而导致运费和收益出现差异,距市场越近,运费就越少,可获得的超额利润就越高,从而级差地租就越高。区位论鼻祖杜能亦在《孤立国》中进行类似的阐述。流域上游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距离产品市场较远等限制,使得资本投资更倾向于下游地区。东江流域上游地区多为山区,距离区域经济中心如深圳、香港等较远,随着空间距离递增,下游发达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不断衰减。改革开放后,下游珠三角地区正是凭借其紧邻香港及东南亚国家的优势而获得大量资金及技术支持,带动经济起飞。而处于上游的赣州、河源等地距离较远,接受经济辐射有限,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从而上下游之间的差距逐渐产生并累积扩大。

4.2 环境容量

由于地质地貌等的差异,沿流域自上而下各个地区的环境容量亦有别。环境容量大则环境抗压能力强,反之则环境较脆弱。其一,上游地区多为山区,生态系统较为脆弱,且多为水源涵养地以及生态保护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工业;而下游地区则多为平原冲积地带,土壤肥沃,适于开发生产;其二,沿水系上行,水流量越小,地理海拔高度越高,水系净化能力越弱,其环境承载力就越低,因此一定排放量所造成的污染程度就越高;其三,污染源或工业排放位点越靠近上游地区,其沿水系下行流程就越长,所造成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就越大,因此所形成的客观与主观(心理)威胁面就越广,所受舆论关注度或公众关切度就越高。此外,按照产业梯度推进原理,越是接近上游或远离下游发展极核区,其产业结构和工业级次就越低,经济发展水平也越低,财政收入就越有限,当地政府及企业的环保投入能力就越弱,大量排放、低标准排放以及重大污染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高,而对于本就相当脆弱的当地环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4.3 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前,中央采取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地区经济差异并不显著。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央给了东南沿海及部分沿江地区倾斜性的投资政策和开发政策,正是由于“双倾斜”政策,极大地带动了东南沿海以及沿江地区的迅速发展。地处东江下游地区的东莞、广州以及深圳等城市被划入珠三角而获得政策先行优势,大力吸引外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水平不断跃升新台阶;而地处上游的赣州、河源乃至惠州等地却无缘此等“优惠”。对于生态环境较脆弱、交通条件较落后且远离区域中心市场的流域上游地区而言,本应得到更多的政策扶持,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政府将优惠政策更多的集中于下游地区,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上游欠发达山区,这种政策从国家宏观层面上来讲,在一定时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客观上确实造成了流域上下游之间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政策“缺位”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差异。

4.4 经济发展基础

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Ⅱ“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优等地地租高于劣等地,是由于优等地与劣等地的自然肥力不同,其先天开发程度亦有别,因此由于追加投资而增进的土壤肥力自然有差异。一般而言,下游地区多为河流冲积平原地带,土壤肥沃,适于开发,属于“优等地”;而上游地区多为山区、丘陵地带,不宜耕作,属于“劣等地”。相较于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开发程度较高,拥有较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便捷的交通设施、完善的经济运行体制、良好的人才储备、成熟的社会政治体系。而流域上游地区还处在初级、粗放生产阶段,单纯追求面的扩大,却忽略了质的提高,类似于在更大的土地上追加投资;而下游地区借助地缘、交通等优势,通过人才引进、技术创新等途径实现经济的“纵深化”、集约化发展,因此,同等的再投资容易在下游地区获得更大的回报。

5 总结及对策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东江流域的确存在显著的梯度经济差异。一定的经济差距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差距过大不仅阻碍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为有效缓解过大的经济差距,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5.1 推动产业转移双向选择

由于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珠三角地区部分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势在必行。而上游山区及周边欠发达地区也亟须承接产业发展经济,但由于上游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其在承接产业时缚手缚脚。因此按照水系环境脆弱度确定流域各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可为产业转移的“出―入”双方提供选择依据。一方面,珠三角外移产业可根据周边区域,尤其是沿水系各流域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选择“去何处”;另一方面,流域中上游地区根据自身的主体功能定位选择“接受什么”。按照赫希曼连锁效应基准、罗斯托基准、筱原基准、环境和劳动内容基准等四大经典产业选择基准,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承接策略应包括四个选择维度即用以选择产业门类的“业类选择”、用以选择产业链条或环节的“业链选择”、用以选择产业实现形态的“业态选择”及用于选择产业生命周期时段的“业势选择”。因地制宜,有选择地承接产业。

5.2 创新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地区主体功能定位,必有部分流域单元与产业承接无缘或受到限制。位于东江上游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山区当属此类,这对急切期盼通过产业承接来大规模推进工业化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当地居民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如何有效地趋利避害、走出这种困境,目前的解决方式主要是生态补偿。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是一种“输血式”机制。为此,借鉴国外有关“环境服务有偿化(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制度的思想及融合市场交易理念,本文提出流域工业排放配额制。其要义在于:将东江流域范围内所能承载的最大工业排放量作为配额合理分配到流域各单元并允许将其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域内企业按“合算”原则自主选择投资治污或购买排放额度。不适宜发展工业或治污成本承受力较弱的区域可向适宜发展工业或治污能力较强的区域卖出其富余的排放配额,于是前者因承担生态屏障或水源涵养地保护义务而被迫放弃的部分工业发展权就从配额交易中得到补偿。

5.3 转变政绩观念

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未考虑环境成本,过分追求GDP往往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不计环境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不仅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更由于流域的整体性而对下游地区造成加倍的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改进传统GDP核算体系,将被过分强调的“GDP”分流一部分到生态环境保护及居民幸福度指标,建立GDP绿色核算体系,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作为全国10个绿色GDP核算试点省份之一,广东省应充分发挥先行先试的带头作用,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4 建立健全流域合作机制

东江流域是一个整体,上游地区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对下游的负面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东江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离不开整个流域地区的有效合作。目前仅有的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也仅负责东江流域水资源开发、保护及供水等与水利有关事项,并不承担促进流域上下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职责。因此东江流域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专门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的组织机构,负责组织流域各行政区定期开展“东江流域经济协调会”,由政府相关部门牵线,在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对接、知识和人才对流、产业协同整合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全流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兴仁,牛昌奇,吴育红.甘肃区域经济的时空差异及其特征[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地理科学专辑,1997(33):30-35.

[2]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代明.珠江流域:逆地理梯度效应、环发矛盾与工业排放局域配额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95-200.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陈民伟.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和评价模型构建[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9(6):9-14.

[7]Wunder,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Some Nuts and Bolts[R]. Bogor:CIFOR Occasional Paper,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