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莱美奖未必“最佳”

每年举办的格莱美奖颁奖晚会，使得人们潜意识中默认了这样一个不变的定式：格莱美＝“最佳”。然而，最近展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格莱美获奖“最佳”的出入巨大。最佳专辑真的是当年的最佳吗？

近日，有一项针对互联网博客和其他网上资源所做的调查，这其中包括在一家Heart on a Stick 网站汇集的音乐资料，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凯尼・维斯特（Kanye West）的《迟到》（“Late Registration”）在20大最佳唱片排名中，《迟到》是唯一的一个由大唱片商发行的专辑。在年度唱片集的目录中，《迟到》也高居一些重量级竞争对手如玛丽亚・凯莉，U2，保罗・麦卡特尼，格温・斯蒂范妮等人的榜首。他们所受到的来自评论界的褒扬，几乎无人能与凯尼・维斯特比肩。因此说，当音乐制作业要完全以格莱美作为衡量尺度时，最佳评奖的举动几乎变得毫无意义。

从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唱片公司，一年出那么两三千张专辑供人们挑选。这样的数量，使得人们还可以将唱片进行分类，挑选出一些好专辑，向人们推荐。然而，时至今日，数以百计的唱片公司，每年大约发行超过3万5千种CD，这还不包括在互联网和地下渠道流行的成千上万张唱片。任何一位引领风尚的人，都不可能在一年当中真的去听3万多张CD，更不消说对哪一张是“最佳”做出评估。各种出版物上刊登的评鉴选秀和10佳名单比比皆是，从《乡村之声》到《滚石》杂志，范围广泛；而各种音乐衍生流派的亚文化群，也各有其自己的网站，博客和网上聊天小组，进行着自己的庆祝活动。因此，格莱美的重要性在愈益增多的人群中逐年下降。

不过，尽管有着这些诸多的不同兴趣，但人们对一部专辑的意见格外的一致，那就是凯尼・维斯特的《迟到》。对此，已经有人做出评论：据《乡村之声》帕斯乔普（ Pazz & Jop ）在全国范围连续两年所作的统计，维斯特的专辑成为年度最佳。

在过去30年中，音乐界两个声誉最高的年度晴雨表一直是帕斯乔普和格莱美，然而这两家却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地。

格莱美的评选人是全美唱片艺术科学院的1万6千名专家，他们却并不是一直这样专心。在过去的32年中，《乡村之声》的领跑人和格莱美的年度歌曲获奖者，只有5次相互巧合：1976年史蒂夫・旺德的（Songs in the Key of Life；1983年迈克尔・ 杰克逊的（Thriller），1986年保・西蒙的（Graceland）,1997年鲍勃・迪伦（Time out of Mind）和2003年奥卡斯特的（Speakerboxxx/The Love Below）。

如同奥卡斯特一样，维斯特受到评论界的欢迎和商业成功（销售突破2百40万张）的双重支持。没有哪一位格莱美的提名者在这两方面能和他竞争。但是他同时也是争论的焦点。去年9月在一次为飓风卡特琳娜的受灾者募捐而举行的向全国作电视转播的音乐会上，他在发言中批评了布什总统。他此举将会招致胆小怕事的格莱美评委们对他的重重顾虑，这就为他的竞争者们打开了通向胜利之门。凯莉的《的解放》,U2的《如何拆卸原子弹》,麦卡特尼的《后院的混沌与造物》,甚或斯蒂范妮的《爱情，天使，音乐，宝贝》都有获奖的机会。

按照格莱美的语言，“最优秀艺术”就是最大牌的唱片公司带来的最大的商业成就。2005年的前10位最畅销专辑都获得格莱美提名，但其中只有两部专辑是跻身于乐评人评选的前40名当中。

这些乐评人更倾向于把选票投给那些由独立品牌制作而较少为人知的艺术家，帕斯乔普前40名中有27家是独立经营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最优秀艺术”就是要发掘那些不出名的，只有少数人参与的，“比你酷”的音乐作品。有些乐评人实际把流行音乐看作一种艺术形式，他们把找寻音乐的改革者，敢于冒险和创新的人视为己任。

但是，如今的奖项评选过多地受到音乐产业公关活动的影响，因而容易形成随波逐流的倾向。在选举活动中的乐评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同行的评论上，而对发掘新音乐未予以足够关注。

宫海燕译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