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薪虚实 第1期

在CPI屡创新高的今天，“涨薪”似乎成了横亘在企业和员工心中一根共同的刺：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压力和工作效率的权衡；对员工来说，更是“生存”与“生活”的取舍。而政府的加薪“规定”，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僵局。

低薪酬苦追CPI

每一个早晨的七点一刻，二十六岁的张祥（化名）都会往大衣口袋里塞一袋现磨豆浆，手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出现在大黄村的公交车站，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从人群中翘首观望渐渐驶来的702路公交车，然后跌跌撞撞地上车、刷卡，运气好的话还能抢到座位。

今天张祥没有买豆浆，因为热干面涨了5毛钱，不仅如此，中午常吃的那份焖菜也涨了1元，这样算下来，一个月要多花45元钱，再加上其它的开销上涨……张祥已没心思去盘算这些零碎的支出。

经过关山口的时候，张祥指了指对面的华中科技大学，叹道：“我一同学，这里面出来的，混得比我还惨。”

交通在卓刀泉一带出现拥堵，大量的公交和私家车在施工中的马路上缓缓挪动，张祥随着其他的上班族习惯性地提前下车，徒步前往两公里外的街道口，一路上满是尘烟。

三年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张祥懵懵懂懂地踏入这个充满机遇与变数的花花世界，怀揣着梦想与憧憬，有过创业的冲动，有过寻求高薪而不断跳槽的经历，如今，他在街道口的某高档写字楼稳定下来，供职于一家保险公司，担任销售经理。

“说白了我就是一个搞推销的，什么白领、经理，那都是虚的。”张祥向《鄂商》记者透露道，“我一个月基本工资1500元加业绩提成，每月平均下来就两千多一点，扣除五险一百多，通讯费用一百多，车费300元左右，餐饮费300元左右，其它日常生活消费200元左右，一个月的收入仅在1000元上下，无车，无房，连女朋友都守不住。”

被问及物价上涨对其生活有无压力时，张祥一脸苦笑：“物价涨不涨都有压力，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物价，而是来自于工资。”

2010年第4季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创1999年4季度以来最低，未来物价上涨预期加剧，而居民收入感受指数较2009年同期下降了0.6个百分点。

采访中，武汉市总工会新闻中心的周建敏告诉《鄂商》记者，武汉市的人均工资仅在900元左右，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而据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的比重1983年为56.5%，2005年为36.7%，二十多年来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在武汉精博斯特机电有限公司的陈女士看来，物价上涨稀疏平常，几乎每年年底都会出现物价上涨潮，相关部门也会出台相应的抑制政策，真正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是工资赶不上消费。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不久前表示，通胀势头在2011年会更加强劲。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个力量演变成三个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届时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张祥至今保持着下班后跑步的习惯，从华中科技大学的东九区跑到城建学院，口中轻哼着《老男孩》。这个习惯到现在已经成了一门健身必修课，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张祥希望能安然度过这个气候莫测的冬天，不为病痛哪怕是一点小感冒埋单。跑出一身汗之后，泡个热水澡，然后结束一天的生活。

“去看看那些拖家带口的职工吧，我还算过得不错的。”张祥自顾自说道，“我要拼命工作，多赚一些提成，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据武汉某钓具公司销售部的王姓经理介绍，销售行业职员的底薪普遍为900元/月到1200元/月不等，实际收入80%都来自业务提成。底薪只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要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消费压力，就只能通过提高工作强度和效率来解决，这样的话，工作压力也就增大了。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上调底薪，提供食宿，是减轻员工负担最人性、最有效的手段。

员工“有想法没胆量”

去年毕业于文华学院的柳慧曾在汉口某旅行社从事计调工作，自小酷爱文学的她这样对《鄂商》记者形容：“在办公室里，薪水始终是禁忌话题。物价上涨被热炒后，潜伏在心底的‘涨工资’的声音开始在职员的耳朵里滋生暗长，每个人都期盼老板一声令下：今天开始，工资上调一倍！”

计调的工资同样是底薪加提成，在柳慧工作的半年里，没有一个月的工资超过了2000元，对此，她放得很开，因为她不是“拼命三郎”。由于大大咧咧地当众埋怨公司不涨工资，“顶撞”了老板，柳慧已主动辞职。

“现在挺释然的，很轻松，什么物价、工资的，全都跟我无关了。”

目前，已赋闲在荆门家中的柳慧，偶尔帮父亲打理一点小生意，日子过得平淡充实。春节过后，她准备前往南方某座城市，带着诗人的情怀继续闯荡。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妥协，谁叫我们是打工者呢？”柳慧调侃道，“但至少我‘反抗’过，比别人要有气魄些。”

其实，早在2010年10月初，省政府已公布我省企业工资指导线并明文规定：盈利企业需给员工提高至少6%的工资。截止2011年1月1日，工资指导线出台近三月，鄂商记者走访武汉多家企业发现，仍有部分盈利企业没有给员工涨工资的计划或行动。而在随机调查的50人中，8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资偏低，应该上调，但其中只有10%的人表示会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

对此周建敏认为，现在的员工，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员工，都懂得在办公室察言观色，谁都不敢当先锋，成为一个吃螃蟹的人，以免碰在刀刃上。事实上，提出加工资的请求是企业员工的基本权利，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皇权思想和官本位思想，“得罪上司讨不到好果子吃”已经在潜移默化中给基层员工心中留下了阴影。工会一直在努力扮演企业与员工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所接受。位于东西湖区的韦福科技有限公司在工资协商方面做得比较人性化，每个月老板和工会都会听取员工对薪资的看法，并建立了健全的手机信息网络平台，员工可以直接通过手机发短信来表达自身的诉求。

而在2010年11月22日出台抑制物价的“省9条”中，政府也明确指出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周建敏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需要很长的“程序化”道路要走，具体怎么实施需耐心等待。企业自身要有提高薪资水平的自觉意识，缓解员工压力有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博士李静认为，很多企业老板的思维都局限于“提高员工工资会加大生产成本”，其实涨工资所带来的成本压力是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降低的。首先，涨工资可以吸引员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其次，调整产业结构，引进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也能降低物价上涨方面多出的成本。从长远利益来看，涨工资未必是给企业造成负担的坏事。

企业加薪压力需政府分担

上世纪80年代末，潘新华背着行囊从新洲区的一个小村庄里走了出来，脚下是一片凹凸不平的黄土路，他回过头看着这片挚爱的故土，暗下决心：我还会回来的！

潘新华没有对自己食言，如今，经他一手创办的武汉市花果山木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刻苦经营和稳步发展，已成为年产值2千万元，员工达120余人的优秀民营企业，有效解决了家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由于通胀加剧，原材料的采购、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成本都相应提高，给潘新华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如此，潘新华还是给员工涨了工资，涨幅达8%，普通员工中，男工的最低工资上调到了1800/月，女工的最低工资上调到了1500/月，而技术人员的最低工资上调到了2000元/月。这样的工资水平，在人均收入不足900元/月的新洲区乡镇，是非常高的。

潘新华说：“物价上涨对企业的影响很大，对员工的生活影响更大，我跟员工之间也有感情，当然要适当调整工资，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和收入。”

“跟众多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困难一样，现阶段‘花果山’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政策上的支持不大。”潘新华补充道，“首先，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贷款难度加大，导致融资难；第二，当前的汇率不稳定，导致很多企业不敢接太多的出口订单，海外市场难以拓展；第三，通胀造成的加薪压力，员工的工资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

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数据表明，政府、企业、居民是国民收入三大分配主体，目前，这三大主体所占比例是33∶30∶37。国家和企业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为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点。

对于当前工资水平偏低的问题，潘新华认为，工资被“压迫”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只归咎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企业。

“社会上很多权威观点支持CPI与工资联动的机制，提出CPI涨则工资涨的论调，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不太实际，有一定片面性。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钱多不意味着钱的实际价值多，比如说，我以前买一块蛋糕花10元钱，工资是100元/月，现在买一块蛋糕花100元钱，工资是1000元/月，这样来看，我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提高了吗？我认为，不管CPI涨不涨，工资都应当上涨，现在普通员工不吃不喝赚10年的钱还只能买到市中心楼盘中的一间厕所，生活不应该如此艰难。”

潘新华分析道，“另外，人们普遍认为涨工资的主动权在企业手中，其实对于我们中小民营企业，在涨工资方面是很被动的。我们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都有待提高，扣除投资、生产、缴税等方面的投入，留下给员工的收入就所剩无几了。在上调工资呼声高涨的时候，企业被推到风口浪尖，承受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压力，其中中小民营企业尤为艰难。”

2006年，潘新华带头捐款给家乡修路，现在，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从村庄一路连通到318国道，方便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我支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希望各行业的企业都能给员工涨工资，但企业自身也有压力。企业给员工减负，谁来给企业减负？如果政府能降低企业税率，出台税收让利于劳动者的相关政策，我相信所有企业都乐意将减少的那部分税款用于给员工涨工资。”潘新华指着脚下的水泥路说，“这都是人走出来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即全部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如果因通胀现价GDP增加了5%，在2009年就应该增加1.68万亿元GDP，税收就会相应增加3400亿元。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低收入人群，人均获得的年生活补贴就是510元，相当于当年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年均消费支出的6%，和当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12.8%。所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是完全可以充分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