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G法律适用实践浅析

【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是国际贸易交易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合同公约，它被认为采用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规则，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不同法系下的各国对其的适用是CISG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也是有关CISG争议最多的焦点。

【关键词】CISG；适用范围；保留；争议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96-02

一、CISG规定的适用范围以及我国的声明保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第一部分规定了合同的适用范围。CISG第1条第1款（a）项规定：“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从该条款可知，在判断合同的国际性时，它强调的是合同当事人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而不考虑当事人的国籍。CISG第1条第1款（b）项规定，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则本公约也将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例如，卖方的营业地在甲，买方的营业地在乙，甲乙都不是合约缔约国，合同在第三方丙签订，丙是缔约国，后来当事人因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该是CISG公约。这一条款的意图是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但因通过国际私法规则而援用公约将使法律适用产生不确定性，所以一些国家在加入公约时对此声明保留。

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和《合同法》第126条对于我国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都规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即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准据法。那么，在营业地在我国的当事人和营业地在另一公约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是否应当直接适用《公约》的约定，而不依照我国国内法的规定适用当事人自愿选择的法律呢？我国在核准《销售合同公约》时，声明对第1条第1款（b）项和第11条规定作出了保留。

关于CISG第1条第1款（b）项，我国递交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核准书时，对于本条款作了保留声明。我国不同意扩大CISG的适用范围，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不同缔约国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如果中国当事人与营业地位于其他国家（该国未参与公约）的当事人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适用第三国法律，即使该第三国为公约的缔约国，也不能援用该第三国之国际私法转而适用公约。

我国对《销售合同公约》第11条涉及合同的形式也声明保留。CISG第11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式证明。”而当时调整我国涉外经济合同关系的是1985年颁布的《涉外经济合同法》，该法第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通过信件、电报、电传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方为合同成立。”这一规定规定涉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与CISG不要求合同形式不一致，因此我国声明对合同形式作了保留。时至今日中国对该保留并未随之声明撤回。如果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应适用CISG公约，那么仍应考虑中国的这项保留，合同仍要以书面形式订立。

二、我国排除CISG的效力适用的方式

我国对于排除CISG的效力适用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明示的方式和默示的方式。明示的方式就是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合同争议的解决不受公约调整。通常的规定方式是：“本合同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受《联合国国际贸易销售合同公约》的约束。”但是，当事人排除了公约的适用，如果没有进一步选择合同准据法，此时应当按照法院地的国际私法规则，即最密切联系原则，选择某一国国内法。而对于默示的方式，最典型的是在合同中明确选择某一国家的国内法为合同准据法，只要所选择的国家是非缔约国，或者虽然是公约缔约国，但当事人在合同中已经特别指出适用该国国内法。但是如果合同中只是笼统地约定适用某一国家的法律，而该国是缔约国，此时就不能得出排除公约适用的结论。我们强调了适用CISG公约的结果是排除了相同事项上的国内法适用，这并不意味着适用CISG公约就完全排除了适用国内法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并行适用，彼此并行不悖。

三、CISG第7条进一步适用的条款的争议

各国对于公约的解释使得该法律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协调性，近年来公约在成员国的具体适用中产生的问题日渐突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公约的第7条专门规定了解释和适用公约的原则，它将进一步服务于公约的三项目标：“减少当事人为适用自己喜好的法律寻求争议解决地；减少诉诸于国际私法规则的必要性；提供一部适合于国际易的现代销售法。第7条第1款提出了解释公约的三项原则：考虑公约的国际性；促进其统一适用；以及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此原则也已被世界上大多数法律体系所公认，被视为每一契约的默示性条款。诚实信用与商业利益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它强调对合同目的的忠诚以及尊重对方合理的期待利益。

公约仅仅规范合同成立以及由合同产生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对于公约没有规定而又属于其调整范围的问题如何解决，公约第7条第2款作出回答，“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CISG公约第7条第2款中援用国际私法作为CISG公约的解释来解决引用时的不确定性问题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议。在解释方法上，美国法院允许其法官作出自己的解释，按照国内法对CISG公约进行解释，可以与国际法的解释不同。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则认为学术界的评价更可靠。CISG公约的起草者深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简称UCC）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CISG公约和UCC的内容是一致的。第7条第2款并不针对所有的“漏洞”，其仅对公约“适用范围”内的事项作出规定。也就是说，第7条第2款填补的仅仅是内部漏洞，即法院可以适用公约一般原则的漏洞。与内部漏洞相对应的外部漏洞针对的是公约规定范围之外的事项。外部漏洞直接适用国内法律的规定。第7条第2款对一般原则的援引表明CISG公约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在统一化进程中的局限性，统一化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一个国际共同体的长期努力，一般原则的解释方法实质是授权解释者们进行创造性的解释活动，不断发展CISG公约的一般原则，而不求于国际私法规则指向的法。

四、结语

总而言之，CISG在适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统一、不同法系国家之间适用冲突等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CISG的权威地位，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和学者认识到促进公约的统一有助于法律预见性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和蓬勃发展。（上接第95页）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等，还可以禁止其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这相当于剥夺了单位主体的“生命”。这种彻底剥夺单位“生命”的刑罚方法，对其他有犯罪倾向的单位，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其一般预防的功能也是不言而喻的。

2 限制单位营业活动

此种刑罚方法相当于自然人犯罪刑罚中的自由刑。通过限制单位营业活动，取消或限制其在一定领域活动的资格，就相当于限制了单位的活动自由。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需要，设立限制单位营业活动的刑罚方法，限制那些具有较大再犯可能性的犯罪单位在某些领域的经营活动，比起单纯适用罚金刑，更能起到惩罚和预防单位犯罪的作用。

3 单位共同犯罪的处罚

对于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充当的角色，其实质是帮助他人非法集资，与非法集资单位成立共同犯罪。对于民间金融中介机构的处罚要因案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应根据其主观故意、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地位区别对待。案件反映，民间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类型：（1）与非法集资单位关系比较密切，对其基本情况包括集资用途、资金状况等比较了解，其明知集资人公开向社会集资仍予以帮助，积极介绍向他人筹资。对这种行为，中间人主观上明知集资用途、集资方法，与集资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积极实施帮助吸储的行为，有的甚至与非法集资单位共享利益，这种行为与非法集资单位构成共同犯罪，因此，应以集资诈骗罪处理。（2）对非法集资单位的资信情况不清楚，为了赚取利差，帮助集资人非法吸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行为人对于集资诈骗人的资金状况和集资用途并不明确，因此，没有非法占有的共同故意，只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对这种行为应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能认定集资诈骗罪。（3）集资人为生产经营所需非法吸储，中间人因集资人之求帮助介绍社会关系，自己没有从中获取好处的，我们认为，不宜按犯罪处理。如前所述，以生产经营所需非法吸储，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不宜按犯罪处理。中间人在为集资人介绍社会关系时，无法预见是否会造成资金难以归还的后果，而且，因为介绍的是自己的社会关系，通常来说，中间人也不愿意出现资金难以归还的后果，因此，其在主观上与集资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且其介绍的社会关系与集资人直接发生关系，中间人没有非法集资的行为，因此，不宜作为犯罪处理。

四、结语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单位犯罪量刑制度方面的规定仍比较笼统和模糊，对于诸如单位自首、单位立功等重要量刑情节以及单位犯罪的缓刑制度等都尚未形成一个比较明确和统一的规定，这种仅仅是基于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单位犯罪现象的简单遏制而设置的量刑制度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一现状也亟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