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格力量的较量:解读《雷雨》

人的内心是一个复杂交汇场，理性与感性的交融赋予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充实完满，同时又犹如心灵两极的砝码，总是倾向天平的一边而无法平衡人心的两极。宛如曹禺在《雷雨序》中所谈到的当时写作的心情：“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是走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中的路。”《雷雨》是一部具有哲理性的悲剧，其中所表现的悲剧，既不是阶级对立、等级压迫。确切地说，《雷雨》展现了人自身所潜藏的一种内在的、偶然的、盲目的、人所不能预约与控制的力量的残忍，即人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无能为力。笔者将从一个悲剧、两条主线，一条主线三个人物、四段爱情纠葛进行诠释。

一、第一条主线：周朴园与侍萍、繁漪的情爱纷扰

周朴园是剧中一个强悍、精明式的人物，与一切阻碍他愿望实现的人和事物斗争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文本中的理性符指，在他的人格力量里，“本我”基本处于被压抑状态，而“自我”与“超我”则呈现为释放状态，以他为表征的周家正是他极力建构的一个理性家园。然而当他个人情感与家庭利益发生矛盾时，他却总是在牺牲前者之后又在内心深处眷念不舍，摇摆于理智与情感的两端之间。于是，他既制造了他人的悲剧，也制造了自己的悲剧。其实，周朴园的悲剧就在于：他自觉地把传统的伦理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却没有得到现实幸福与内心平静。

应该说，周朴园悲剧的总起源就是当年对侍萍的遗弃。周朴园身为封建形象的缩影，无论是他的“门当户对”、“明媒正娶”的正统婚姻观念，抑或是他那“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传统道德观念，都表明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的浸染。于是，阶级对立与门第悬殊构筑了他和侍萍之间的爱情壁垒，从而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悲剧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游戏。不可否认周朴园当初是爱侍萍的，在他青春年少、激情勃发时，侍萍的妙龄美丽、温柔娴熟荡漾了他的激情。也许他们都曾预料到那种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传统理念，会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下无法正式联姻。然而，当情爱与理念在心灵碰撞冲突时，却最终还是情爱逾越了理念。因为那时他们尚处于情感的冲动期，均是感性行事。那时的侍萍年轻，无丰富的社会阅历，根本没有意识到理智思维和道德的力量，已使传统封建文化观念内化为周朴园大脑里根深蒂固的思想积淀。当他们的情感交流、宣泄、满足经历了若干年后，一旦年轻的冲动缓冲下来，炽热的恋爱便开始降温，他们的关系也逐步进入感情的冷却阶段。此时周朴园的理念开始苏醒，灵魂深处的传统文化意识重新抬头逐占上风，他开始理性地思考这段情感，他深知自己的身份，如果娶侍萍为妻，不仅会有辱门庭遭致反对，而且会让他丢尽脸面，为现实所不容。此刻，在周朴园的心里，他和侍萍的爱情时仅“有了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还不够，他们个人的感情永远没有家庭、社会的认可重要。”鉴于此，当主体思想与当时社会意志相冲突，周朴园的“超我”力量还是制服了“本我”欲求，他权衡再三，还是重誉轻情地舍弃了侍萍。最后，他真挚的感情屈尊在卑贱的理论之下。而温柔、善良、敦厚的侍萍，面对这场情爱纠葛的伤害，她的个性决定了她没有反抗而是认命，选择了感情逃匿之旅。她的心里，尽管有对周朴园的恨，也依然荡存着丝丝缕缕的爱，只是在她的潜意识里，“本我”被束缚在沉重的“超我”中，内在本能欲求被来自外来力量以社会法则为代表的“超我”镇吓住了。现实的残酷、社会的残忍让她的“本我”根本无法与“超我”抗衡。于是，她索性抹杀了自己的主观臆想，只求平安过完一生。

然而，就在周朴园尚在沉浸于失去侍萍的伤痛之中，繁漪这一大家闺秀明媒正娶地进入了周家。表面看这是一桩既符合现实标准也吻合封建规范的美满婚姻，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徒有华丽外表而无感情实质的婚姻空壳。繁漪“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敢于自由舒展自己的个性，她那任性、傲慢、叛逆的性格显然与周朴园极不协调，是周家琴弦上极不和谐的一根琴线。周朴园虽不爱繁漪，但“休妻”之事也有损名声，于是只有规范繁漪。他强硬地对待繁漪，为了维护他的理性家园极力塑造她。他强迫她治病、喝药，认为繁漪真有病，否则大家闺秀怎不具备应有的大家规范。的确，繁漪仅有符合传统女性标准的外在要求（硬性条件）却无内在品行，相反，侍萍却有符合传统女性标准的内在德行而无外在条件（家庭门第）。就本质来讲，是侍萍而不是繁漪吻合周朴园的妻性标准及期待视野，这就必然导致了周朴园对繁漪的冷落，偏偏繁漪又是一个“雷雨式”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本我”意识的女性，周朴园使她曾经用少女纯真梦幻过的幸福自由爱情顷刻被冷酷无情的婚姻现实击裂得支离破碎。周朴园对她越是步步进逼，她的反抗愈是节节加码，并由弱到强，从防守到进攻，由忍顺到颠覆。这在“避吃药”、“逼看病”、“深夜赏雨”、“剧终毁灭”四场戏中深有体现。这样一来，繁漪的强“本我”与周朴园的强“超我”相撞击，撞出了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由此，不仅埋下繁漪的情感地雷，也使周朴园自始至终处于一种失落的状态，情感满足与现实满足的双重陷落，让他坠落在悲剧深渊永不得解脱，只是理性性格的使然没有让其成为现实的疯子。

二、第二条主线：周萍与繁漪、四凤的情爱纠葛

周萍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在他的骨子里，主体性很能激荡他的，而社会性又足以扼杀他的本能。这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双重人格呈两极分裂式的人物，他的“本我”与“超我”是无法协同调和的两股敌对力量，他一方面渴望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又惧怕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他与繁漪、四凤的两段爱情就分别是他这两种心态的极致表现。

周萍和繁漪这两位“缺失性心理”病症负载者，他们的相遇可谓是干柴遇烈火，性是联结他们情爱的原动力。只是双方的最初源起各不相同：一个是因恋母意识所致寻找母情；一个是因爱情空缺所为寻找爱情。这使他们看似一样的情感却注定会有完全相异的延伸轨迹。首先，繁漪对于周萍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假想对象，这源于周萍特殊成长经历所导致的“俄狄蒲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因为“婴儿恋母或恋父只受欢乐原则支配而无视现实原则，性恋本能得以充分发展。”繁漪的出现只是让肉体与意识中潜藏着“恋母情结”的周萍终于寻找到了“母亲形象”的爱的发泄口，繁漪于是成了进入他涉及圈内第一个具有母亲功能的对象，成了他潜在恋母情结对象化的疏泄体。而周萍于繁漪，则完全是她爱情空缺的替补者，是她本能情爱力量对象化的承载体，在尚未遇到周萍之前，面对着只满足她物质欲求而让其精神空白的阿巴贡式的吝啬鬼，主体性和社会性总是交替围绕她的内心。周萍的出现，仿佛暗夜里一颗流星划落她的心际，使她眼花缭乱、心神荡漾。周萍不仅点燃了她隐忍已久的感情火药库，而且让她仿佛在大海里泅渡时突然抓到一根木头再也不想松手，繁漪的心理天平瞬时就失衡倾斜在“本我”的那一极，倒向了主体性。于是，他们双双坠入情网陷入爱海欲河也就顺其自然成情理之事。然而，一旦周萍“俄狄蒲斯”情结式的冲动经由繁漪得到宣泄化解而不复存在时，周萍便逐步还原为理性化的社会人格并开始后悔害怕，害怕的惩罚，他甚至为他自己找托词：“那时我年轻，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因为事情一旦败露，他的惩罚首先将来自父亲，后果意味着他可能失去包括财富、地位、舒适生活等在内的一切，这样的结果是他极为后怕的，此时，周萍的社会性完全击倒了主体性占据其全部。与此同时，他的这种心理现状正好与还徜徉在爱海欲河中、完全受主体性支配极富原欲色彩独具“本我”型人格的繁漪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对立态势。再加上周萍尚未处置好繁漪的情爱纠葛，就移情别恋于四凤，这也导致了其后繁漪的疯狂报复。正是周萍对“本我”型人格和“超我”型人格这两种极端型人格的向往，以及繁漪对自身“本我”型人格的始终固守，让他们双方根本无法平衡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走向悲剧的通途。

如果说周萍与繁漪的情爱是两者“本我”人格力量对象化的单向互动过程，那么周萍与四凤的爱情则是双方“本我”和“超我”人格力量对象化的双向对应过程。

周萍与四凤的恋爱情形可谓是当年周朴园和侍萍恋爱模式的再现，然而有所不同的却是，四凤于周萍首先是其决心逃出母子找寻真爱迷途中的一个方向。他好似沙漠困兽忽见绿洲，四凤的出现拯救了他的危机，使他渴望释放出来的社会本能找到了投身对象，他以为自己终于逃脱了寻找到了自由。此刻，在周萍心里摆脱之罪是最为重要的，为此他根本无暇顾及四凤的身份与地位。因为，情感与道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及冲突，不仅对周萍、对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而言都是无法摆脱的精神困扰。人格就是诸种矛盾和多种心理力量的统一平衡。一旦这种统一平衡受到冲击遭到破坏时，人的精神就会焦虑、痛苦甚至失常，就会去寻找新的统一与平衡。何况四凤不仅是周萍寻找新的统一与平衡的精神支点，而且她的年轻、美貌、活力也同样对他极富吸引力。但周萍于四凤，则可以说是四凤主体性和社会性双重汇合的选择。首先，四凤放弃身边那充满朝气，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周冲爱上并选择周萍，就是周萍稳重人格魅力吸引所至，或许正是周冲不着边际独具梦幻色彩的性格让她不敢托付终身。女仆爱上少爷本来就不太现实，再爱上一个浪漫主义的少爷就更不现实了。四凤毕竟是生于那个时代、长于那个社会的人，故此她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给予她的一套思想标准。青春美貌是她作为女性一生幸福资本的一个组成体，通过婚姻高攀富贾权贵是她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一条捷径。尽管她也知道，门第之差、身份之别会让他们的爱情充满风险，但她的单纯无知与涉世不深，是她同样抱有其母侍萍当年那般的幻想，认为只要两情相悦周萍不抛弃她就足矣。周萍与四凤本来是和谐的一对，他们“本我”力量与“超我”力量的相互投射，使他们的情感在现实中得到暂时完满。

总观人格的涵盖范围，它包括了人所具有的各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每一个人都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既有本能欲求也受道德约束，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完整的人，必须主体性和社会性都兼具。繁漪的热烈止于欣赏，侍萍的柔弱只能叹惋，真正的人格复归应当是“本我”与“超我”两种力量的和谐，让自然属性、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三点合一，组成一个可支撑完美人格的牢固支架，让人性的天平趋向平衡。曹禺从自身的体验中，发现了人类动物的各种本能欲求是造成这个世界躁动不安的主要因素之一，总结出人的命运是两种力量促成的：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个人现实中难以回避的社会意志力量，即现实因素；一种是内在的、主观的，个人灵魂里可以把握的性格意志力量，即人格因素。人们的命运之所以不同，后一种力量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曹禺通过戏剧艺术的舞台表现形式，并寄希望于艺术审美的内在力量，唤起人类对自身弱点的高度重视。人类既要承认支配命运的客观力量的强大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又不能放弃自我调节意志主观力量的努力，最终达到在尊重人的感性意识的前提下，用理性意志重建人类社会和谐秩序的目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