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研究的思考

摘要：体系研究被视为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的发展趋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在21世纪的重要构成。然而，自上个世纪即已开始的体系探索异见纷纭，广被诟病，所推出的体系未有一种取得知识公义性。体系研究以推出客观体系为预期和评判，指向研究本身的思考却掷出客观体系无从获得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非现成”的存在态也意味着主体介入难以避免，体系研究似乎无以为进。省思体系话语困境，寻求突破之路，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为客观性期待和评判中秉持的“客观性”观念，一为体系研究的元思维模式。

关键词：范畴；体系；客观性；元思维

中图分类号：I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64－04

作者简介：田淑晶(1977-)，女，吉林榆树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范畴研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已然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重镇。蔡钟翔是范畴研究的鼎力推进者，他说1987年中国美学范畴研究丛书的策划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認识：“在完成了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之后，要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范畴上来。将通史一范畴一体系定为古文论研究的三部曲”。2001年讨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他坚持了以往的看法，認为“从范畴切入古文论体系，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范畴研究必然会通向体系研究。”而“古文论体系实质上就是范畴体系”。张海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提出，21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路向就是“从范畴研究走向体系研究。”汪涌豪述评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对文论范畴的研究。论及范畴研究的未来发展，言到：“将要到来的合理的研究生态，应该有多个向度的分层展开。如此，由对范畴性质的界定，到对范畴分布的了解和序列的清理，再到范畴指域的判明和层级的确定，最后是范畴体系的凸显，这样才能使整个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和成熟。”合理的研究生态虽有多向度的展开，但终极指向还是获得范畴体系。

体系探索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是21世纪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研究的重要构成。然而，自上个世纪即已开展的体系探索与建构尝试，非但没有推出具备知识公义性的体系。反而是在研究者一方异见纷纭，在评判者一方诟病连连。

一、体系探索的分歧与诟病

研究者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种种异见在“元范畴”问题上有至为明显的体现。体系需要能够提携全部范畴的元范畴，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元范畴的数量、何者为元范畴等问题，学界可谓歧见迭出。

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以“味”为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性范畴，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認为“味”为元范畴的定位是“以艺术审美理论这一子系统取代全部的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体系，将这一子系统中的范畴之一‘味’放大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之‘逻辑起点’，显然不确”，提出“道”是传统美学和文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陈竹、曾祖荫合著的《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也视“道”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元范畴。另外，还有以“气”、“意境”、“意象”等为元范畴的。虽然各自标立的元范畴不同，但以上论者皆秉持元范畴一元论。与一元论不同，一些论者同时标立几个范畴为元范畴。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以“志”、“情”、“象”、“境”、“神”五大范畴为“诗歌大厦的力学结构”和其“生命的经络系统”，認为这五大范畴“可将任何优秀诗篇的成型过程——从诗人主体(‘情’、‘志’)到对象客体(‘象’)，再到主客体契合交融或说诗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实现(‘境’、‘神’)——概括无遗”。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提出：“由‘道’、‘气’、‘兴’、‘象’与‘和’这五个元范畴的自身含指、相互关系以及牵衍和提携起的诸多名言、命题的整合。大体已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基本框架。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范畴体系的基本结构。”成复旺在《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对中国美学范畴体系也作了一定的思考，尝试着提出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五大主干范畴系列，每一系列都有一个颇具元范畴色彩的代表性范畴：“心”代表审美主体范畴系列，“物”代表审美客体范畴系列，“感”代表主客体审美关系即审美的范畴系列，“合”代表“美”的范畴系列，“品”代表美的形态的范畴系列。

元范畴是唯一还是多元，哪些范畴是元范畴，关于元范畴的种种歧见表明已有体系研究皆是“一家之言”。而从相关评论看，体系探索广被诟病。成复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说在一些研究者提出的“范畴体系图上发现过多的主观加工的成分”，黄念然总结20世纪中国古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指出体系有“构架随意”的弊病。就能见到的评论看。范畴体系建构获得的最高评价不过是具有“启示性”、“示范性”，这种高评价显然認为该体系构架只是在研究实践上有开拓之功。

体系探索的目的是推出具备知识公义性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但已推出的范畴体系没有一种得到普遍認可。并且就目前看，再有体系推出也难逃一家之言的命运，体系探索陷入困境。

二、困境中的思考

体系建构遭受种种诟病，研究徘徊不前，体系研究这种话语困境催生出关于体系建构活动本身、体系研究性质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顾名思义，体系的建构者是古人。今人的研究活动应是一种“发现”或者“还原”，不该带有任何主观发明的成分。然而，今人推出的体系表现出鲜明的“主体建构性”，由此，今人的体系建构活动应是“发明的”还是“发现的”。“发明”对“发现”的质性代换是不是诠释者对建构者的越位、是否合理合法，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思考的重要内容。

持守研究活动的“发现”性质，提倡还原思维，应是大多数人坚持的观点。然而，体系探索因其显见的主体性遭遇指斥使得一些研究者聚焦体系建构活动本身，抛出今人的体系建构活动必然是一种“发明”的观点。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学科特性出发，提出体系探索只能推出研究体系。

李旭在书中指出：“这里首先有一个基础问题要明白，所谓‘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体系’的研究、建构，指的是建立一门学科的体系。而不能简单看作是获得一个‘客观体系’。”不但不能把中国诗学、文论体系研究简单看作是获得一个客观体系，而且基于学科特性，李旭認为研究者只能建立“研究体系”，绝无可能获得“客观体系”。中国古代诗学、文论的学科特性是史、论结合。“论”需要符合“史”，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存在规律性和反规律性。具体到体系建构上，“体系”表现为逻辑上的一贯性，如果总罗全体，不符合体系逻辑的要素的存在使“体系”无从建构；如果把违反体系逻辑的要素排斥在外，则与“论”需要符合“史”的研究精神相背反，所以，承認历史存在的反规律性，坚持“论”与历史相符的精神，就意味着客观体系天然的不存在，凡名之为“体系”者，必是研究者的主观建构，是一种“研究体系”。基于这样的認识，李旭提出：“任何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都只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是研究者的体系，是不能将之等同于中国古代诗学、文论范畴的客观体系的。这是我们进行范畴体系建构的一个哲学知识论的前提。”

李旭認为体系研究不能推出纯然客观的体系，薛富兴《关于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一文也指出体系探索中主观性不可避免。文章提出需要区别两种体系：“客观体系”和“主观体系”。既而提出任何一种体系都是既具主观性又具客观性，因为：“一方面，任何一位理论家所建构的体系，不管他主观上已尽了多大的努力。主观上認为自己的呈现是多么客观，由于所受诸种条件的限制，都不得不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造成与客观体系间的距离，其体系必然地具有了主观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主观性体系，只要是理论家对美学史認真梳理、严肃思考的结果，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就一定会有与客观体系重合的部分，因而他的主观体系也就有了真理性的内容。”

李旭从古代文艺美学史论结合的学科特性出发，提出体系研究不可能推出纯粹客观的体系：薛富兴基于理论研究活动本身的特性認为体系研究必然会有主观发明的成分。逼近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本身，其“非现成”的存在状态也意味着体系研究中研究者主体要素很难避免。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存在态，党圣元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明：“中国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与西方文论范畴体系相比较，实际上是一种‘潜体系’。”“潜在”、“隐在”、“潜隐”是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存在态达成共识的認定，这些認定共通的一点是都認识到古代文艺美学史上并没有一个总结范畴内在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与实体文物不同，范畴体系作为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性存在物，其“非现成”的存在态具体表现为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单个范畴在那里散乱无序的存在着。在体系研究活动中，体系探索者面对的不是确定的、显在的范畴体系，而是体系的构成要素——诸多的单个范畴。体系探索者面对着它们，就好像面对一串项链上散落的珍珠。苦思它们应该如何串联在一起。这个过程若没有积极的主体介入，则无以进行。

无论是着眼于学科特性、学术研究活动特性。还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特殊历史存在态，体系探索似乎都无法推出纯然客观的体系。但是，即便是李旭、薛富兴等主观体系论者也没有放弃对客观体系的期待，如李旭認为，“以其独到的深入理解真正再现中国诗学、文论体系的总体精神”的研究体系应当追求和提倡；薛富兴的文章更是明确提出：“不能因为理论体系的主观性就放弃了呈现客观体系的努力”，体系建构者要尽量缩短与客观的距离，建构能够开启他人。启示出通向真理正确道路的体系。可见，尽管主观体系论者从特殊的角度切入发现体系探索活动的发明性质，然而，他们与客观体系论者有着共同的研究期待和评判标准，即：期待推出一个客观体系。

不管客观体系论者还是主观体系论者，都期待推出具有客观真理性的体系，这种期待牵引出的评判自然是以是否客观为标准。透视指向体系研究的种种诟病与批评，其关键原因就是批评者認为体系研究中有主观发明的成分。但是，根据李旭、薛富兴对于范畴体系研究、学术研究活动的分析，体系研究中的主观性无法避免。薛富兴文章中说：“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在本质上是客观的，但这种内在联系却必须经由主体精神去发现、阐释和呈现；認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認识结果的表现形态则不得不是主观的，这就是人类認识活动所面临的无可逃避的悖论。”抛开表现形态必然的主观性不论。在发现、阐释、呈现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中，主体精神若要保持“零度介入”的姿态完全不可能。体系研究以客观性为预期和评判，研究现实却是主观性不可避免，这意味着体系研究将无法摆脱流于主观的诟病，体系研究陷入客观性期待与研究现实必然主观的背反中。

客观性期待与评判不会放弃，放弃等于不再追求研究的科学性；剔除研究中的主观性无法实现，因为如薛富兴、李旭的分析，那不由研究者掌控，由此看，范畴体系研究中的背反似乎无法消除。但是，如果对范畴体系研究进行深入透视。能够发现客观期待与主观现实的背反并非体系研究本身的痼疾，它有形成的原因，原因的关键在客观体系期待者与评判者持守的“客观性”观念上。

三、科学理论的判定：关于客观性

何谓客观?怎样的范畴体系才是客观体系?主观体系论者因为看到研究中主体要素不可避免而認为体系研究不可能推出纯粹客观的体系，指向体系研究的种种批评其焦点是研究中有主体要素渗入。显然，在客观性评判中，主体精神被認为是客观性的否定要素——钵系研究期待客观的呈现。不允许有主观发明的成分。透视这种客观性观念所依据的真理观，传统符合论真理观浮现出来。

传统符合论真理观認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真理是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如休谟说：“我们关于对象的观念与对象的实际存在的符合(conformity)就是一种真理。”与外在现实相对应、相一致的理论才具有客观性，任何主体要素的渗透、介入都会损害到真理性，这种绝对排斥主体精神介入的符合论真理观随着人类認识的进步发生了改变。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实在论学者范·弗拉森(Fraassen，B.V.)发表了他的建构经验论观点，他说：“我使用‘建构的’这个形容词来表明我的观点，即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范·弗拉森認为科学活动是一种建构活动，这种观点不仅承認科学活动必然要有主体精神介入，而且视其为科学活动的积极要素。范·弗拉森的观点被许多人接受、征引。被認为是代表实在论最新发展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秉持“内在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同样不把外在事实作为客观性的衡量标准。关于同一世界现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形态。普特南認为每一种理论形态都具有真理性。不同理论形态是不同主体精神作用的结果，普特南認可不同理论形态的真理性意味着他不但承認研究活动中主体介入，而且给予其合法的位置。可见，无论是反实在论者，还是实在论者，不但都发现了研究活动中主体无法保持零度介入姿态的事实。而且对主体介入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

现代衡量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主体介入不再是否定要素，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期待与评判中的客观性观念应该修正。事实上，如果不做这种修正，传统符合论真理观在范畴体系研究中也无法贯彻。传统符合论真理观以外在事实为理论真理性的衡量标准，而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的存在态是非现成的，这意味着充当标准的“事实”处于缺位状态。事实标准缺位，衡量便没有标尺，纵然坚持符号论真理观也无以贯彻。

修正客观体系期待与评判中的客观性观念，不排斥研究主体的能动介入，不以主体要素渗入为绝对否定要素，则范畴研究身陷其中的客观性期待与研究现实必然主观的悖论不复存在，推出客观体系具备可能性。

四、客观体系的获得：由“关系”而“体系”

主体要素的渗入并非客观性的绝对否定要素，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研究能够推出客观体系，而通过怎样的研究途径与方法获得客观体系是问题的关键。有学者提出在总体研究中使范畴体系自然浮出的研究路径。

蔡钟翔在谈范畴研究的未来开展时提出：首先，是个别范畴研究；其后，是群体研究。群体研究的第一步是范畴族群或称范畴链的研究，第二步从族群研究进一步扩大到总体研究。其根本枢纽是若干个元范畴。随着范畴总体研究的深入，范畴体系浮现出来。蔡钟翔提出的体系探索路径即期望在总体研究中体系自然浮出，这种期望背后的信念应是自然浮出的体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客观性。主体要素诚然不是客观性的绝对否定要素，但主体随意性、任意性仍是客观性的破坏因子，在自然浮出的过程中主体随意性不存在或最低限度地存在。范畴体系自然浮出的场域定位是总体研究。自然浮出的期望与场域定位都无可置疑，值得思考的是从个别范畴到范畴族群再到全部范畴的总体研究路径能否达成总体研究的目的，透析其立论基础与思维模式这种目的似乎很难达成。

此一研究路径的立论基础是对范畴的三级分类。在范畴体系研究中很多学者認可三级分类法。陈竹、曾祖荫《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将范畴分为三级：一级是元范畴“道”，二级范畴是理、性、气、意、韵、情等六个范畴，三级范畴分三个层次开列。抛开元范畴是唯一还是多元不论，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也坚持了三级分类法。悬置每一层级范畴的具体名目，三级分类法的模式可归纳为：一级为元范畴(也有以总范畴、基础性范畴、核心范畴、重要范畴标称一级范畴的)，二级为核心范畴(或称母范畴、上位范畴、前位范畴等)，三级是衍生范畴(或称子范畴、下位范畴、后位范畴等)。三个级别之间紧密联系，一级范畴能够提携、统摄二级范畴，二级范畴能够统摄、提携三级范畴。二级与三级范畴基于提携关系构成范畴链或族群。在群体范畴研究中体系自然浮出的理论根据就是三个级别之间的提携、统摄关系。如果所有范畴都能够归入三级分类，那么这样的研究能够实现对范畴的全面掌握。然而，蔡钟翔教授自己也意识到这似乎不可能，他在提出发展路径后即做了补充说明：“当然会有一些范畴无法纳入其中，成为游离在外的边缘范畴，但据此不能否定体系的存在。”之所以有游离在外的边缘范畴，是因为分类法本身有天然的痼疾。任何分类都有分类的标准。凡是不符合标准的要素就会居于类别之外。因而，通过归类无法总罗范畴全体。

在思维模式方面，以三级分类法为立论基础的研究路径秉持元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造成对范畴的遮蔽以及对范畴关系的误判。李旭《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曾这样论述“体系”：“将从一个思维基点(独特的世界观)推导出来的、具有纵向关系的理论结构称为‘体系’。”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建构中，“思维基点”的具体化形式就是元范畴。体系建构的关键是确立元范畴，元思维主导下的体系探索以寻找元范畴、确立元范畴为核心要务。然而，在总体把握尚未实现的时候，元思维很容易导致研究中主观推测的成分过多，或者遵从预想的体系构型，遮蔽一些范畴、误判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推出客观体系，如果对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没有总体掌握。就不应秉持“元思维”，对范畴在范畴群中的地位做任何先在的逻辑预设。

以分类法为立论基础、秉持元思维使得从个别范畴到范畴族群再到全体范畴的研究路径无法达成总体研究的目的。范畴体系是关系范畴的逻辑联系图，客观体系的获得需要在全体范畴中指認关系范畴、确認范畴关系模型。全面、深入掌握关系范畴与范畴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离析出范畴体系，范畴关系研究是体系探索的前提基础，可以设想由“关系”而“体系”、在关系研究中体系自然离析的体系研究路径。

范畴关系研究以指認关系范畴、探析范畴关系为核心要务。“关系”一语不只是提携、统摄、衍生这一种关系类型，它包括各种可能的关系类型。关系研究没有分类意识，不对范畴进行归类，没有分类法的天然痼疾。因为包括所有可能的关系类型，所以范畴关系研究能够对范畴之间的逻辑系联有全面的掌握。关系具有迁延性，由一对关系范畴能多向迁延出其它范畴。以“空”范畴为例，它有相近范畴“虚”，相应范畴“实(充实之实)”，相反范畴“实”(质实之实)，相联合范畴“静”、“圆”、“清”。由“空”与“清”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韵”，“空”与“圆”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味”，“空”与“静”这一对关系范畴可迁延出“妙悟”，“空”与“实(充实之实)”可迁延出“道”、“意”、“气”，等等。迁延出的范畴又有各自相应的关系范畴，与其关系范畴又能迁延出其它范畴，如此，更多的关系范畴将会被指認，更多的关系模型将会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离析出范畴体系将会是一个自然、客观的过程。

总罗关系范畴，全面深入掌握范畴关系，从中自然离析出范畴体系，这一过程保证了体系探索的客观性，而悬置元思维使范畴关系研究在客观性方面有了又一重保证。范畴关系研究仅聚焦范畴关系，不以建立任何范畴族群为目的，没有建立无数小的范畴族群进而建立大的范畴族群的主观愿景。因此，它悬置元思维。元思维的悬置，意味着关于体系的“理想构型”的退场，因遵从理想构型而生出的主观任意亦随之退场。

没有归类意识，以关系的总体性代替类别的不完全性；放弃元思维，最大限度避免对范畴的遮蔽与对范畴关系的误判，范畴关系研究在理论上具备自然离析出客观体系的可能性。当下，对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个别范畴已经有充分研究，这为范畴关系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理论准备。鉴于以上，开展范畴关系研究，铺展由“关系”而“体系”的体系探索路径，或可为使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走出低迷困境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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