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学校责任归责

归责，即寻找责任的归属；学校责任归责，就是依据一定的理由将责任归于学校承担。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简称学体事故）作为校园伤害事故的特殊类型，其责任归责无疑应适用侵权责任法关于过错责任归责的规定。但对确立学校承担过错责任的基础、及过错归责是否为确立学校责任的唯一原则，学界意见不一。如民法通则规定的四种归责原则在适用与解释学体事故时均有适用的余地；学体事故中的归责原则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根据事故发生原因不同，分别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

对学校责任归责的意见不一，加之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了法律适用中产生相当多的学体事故纠纷。学校责任的归责大都由过错责任演变成过错推定责任甚至是无过错责任，这看似通过加重学校责任以维护受伤害学生权益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最终损害的却是绝大数学生的权益。基于此，对学体事故学校责任的归责基础作法理上的剖析，厘清其责任归责的必要性就凸现了出来。

一、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界定

学者的界定不尽相同，如李建军认为其作为一个全称概念，应包括学生在校期间所受到的所有体育活动中的人身伤害事件。范志勇等认为是指在学校实施的体育教学活动或课外体育活动中，由于学校、体育教师、管理人员的疏忽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从而导致在校学生受伤、致残乃至死亡或其精神上受到的损害。杨军等认为是指学校组织实施的校内外体育活动，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体育场馆和其他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实质性人身伤害或死亡的事件。

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学者的界定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不足。如：第一种是在未明确学校体育活动范围基础上所做的界定，因而导致学体事故的范围过于宽泛；第二种将“精神上受到的损害”也纳入其中，则扩大了学体事故的范围，因校园伤害事故特指人身伤害事故；第三种虽是套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简称办法）对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但不够简练、明确。笔者以为，学体事故作为学校责任归责研究的一个基点，对其界定的依据应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下称条例）第2条，明确了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学校是指除学前教育、成人教育外的学制系统内的学校；学校体育工作中的体育活动是指学校的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四类。关键是：这四类体育活动是否是学校体育工作中的学校都应进行的体育工作？是否都是学校应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的体育活动呢？这涉及到学体事故的界定。

体育法17、18条和条例7、9条，明确了体育课教学是学校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学校依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实现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途径。换句话说，体育课教学是学校必须进行的教学任务之一，学校不享有自主选择是否进行体育课教学的权利；相应地，参加体育课教学活动的对象也是在该类学校注册就读的所有学生，体育课是学生必须学习且必须是成绩合格的一门必修课程。

条例10条，明确了课外体育活动虽也是学校应对全体学生开展的体育活动，但其“应当”的表述明显弱于体育课教学“必须”的表述，且与学校体育课教学的实施应根据教育部门的规定来进行组织不同，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要求学校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条例12、13条，明确了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不是每个学校都应开展的体育活动，是否开展完全取决于学校，而且学校开展此类体育活动，并不面向全体学生。即此类体育活动是个别学校针对有此特长的部分学生进行的。

可见，体育课教学的实施与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对学制系统内每个学校的要求，相应地，在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伤害事故无疑属于学体事故。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虽不是对每个学校的要求，但学校一旦组织此类活动发生的伤害事故也属于学体事故。即文中探讨的学体事故，是特指在学校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简称学校体育工作）中，发生的致学生死亡、伤残、组织器官损伤等人身损害的事故。

二、 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学校责任的性质

过错责任作为确定学校承担校园事故责任的原则，“基于过错的侵权责任称为过错责任”，表明学校作为责任承担者承担的是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是由事先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引起的，无义务的违反即无责任的产生，决定了学校责任性质分析的逻辑起点，就是要先厘清学校在体育工作中的法定义务。

体育法21、22条与条例8、21条，明确了学校在体育工作负有的法定义务：一是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二是体育课的教学要符合大纲及学生年龄、性别特点和当地的地理、气候条件；三是用于体育活动的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应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四是对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进行管理。

学校对上述四项义务的违反，即构成侵权，应对受伤害者承担侵权的过错责任。以侵权行为的实施者或来源形式的不同，将学校的侵权行为分为因人的侵权行为与因物的侵权行为。相应地，学校的侵权责任也就分为因人的侵权责任和因物的侵权责任两类。

三、 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归责

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是特指基于学校的物如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等致学生人身损害后果发生的学校责任。教育法44条与体育法22条，明确了学校作为体育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对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器材等负有安全保障的法定义务。判断学校该义务履行的标准是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如《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国家标准等，学校违反此法定义务的侵权责任就应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37条虽未明确将学校规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且从其将“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规定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义务主体范围来看，虽在“宾馆……娱乐场所”后面有一个“等”，但由于学校既不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也不是群众活动的组织者，因而这一“等”字也未能把学校“等”进去。但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学生进行含体育活动在内的教育教学活动，其体育场地、器材、设施的使用者可以是依教学计划进行体育课教学特定班级的学生，也可以是课外时间不特定班级的学生个体，再加之体育活动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为更好地保障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人身安全，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归入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相应地也应将学校纳入对其“物”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范围。

但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学者意见不一。蒋云蔚等学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属于基于过错的一般侵权责任；而杨立新则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是特殊侵权责任。

依侵权法第6、7条，我国的归责原则体系由过错责任和无过错组成……过错推定只是过错责任的一种形式，而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责任形式或者归责原则[2]。所以，学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笔者主张应是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的归责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因为无过错责任也称为危险责任，是基于行为的危险性而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依照法律的特别规定都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可见，危险责任的构成并不要求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以自己无过错作为免责事由，其承担侵权责任的基础在于自己行为或自己应负责任的物的危险性，因而危险责任又是一种严格责任，属于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学校体育活动的进行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学校用于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设施等本身却不是具有危险性的物；再者，在我国法律关于危险责任具体表现形态的规定中，也无关于学校因物的责任为特殊侵权责任的规定，所以，笔者主张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为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属于学校的自己责任，是学校就自己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的责任。侵权责任由侵权行为者承担是自己责任的特点。

四、 学校因人的侵权责任归责

学校因人的侵权责任，一般是替代责任。所谓替代责任，是指行为人就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的侵权责任。该责任的特点是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发生分离，侵权责任不由侵权行为者承担，而是由与侵权行为者（第三人）有某种特殊关系的行为人来承担。行为人之所以要就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受害人承担替代责任，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为人同第三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关系，此种特殊关系使行为人在侵权法上承担了控制第三人行为的义务，此种义务要求行为人采取合理措施，管理、监督或控制好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的行为，防止他们对受害人实施侵权行为，这就是因为特殊关系而产生的控制义务理论。那么，谁是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与学校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呢？

1.学校因人责任中的“人”

体育法21条与条例9、18、21条，作为确定学校对之负有控制义务或称之为管理责任的第三人的依据，明确了在学校体育工作中与学校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第三人是学校的体育教师和相关的管理人员（简称教工）、学生。

学校对教工、学生在体育工作中控制义务产生的根据，是教育法28条学校对之实施奖励或处分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管理关系是学校控制义务产生的根据。但再进行梳理，发现学校对教工、学生控制义务的来源是不同的，其中，对教工的管理来源于双方的契约关系，依据是教师法关于教师聘任制的规定；而对学生的管理则来源于法律赋予学校对学生的教育职责，换句话说，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依存于其对学生的教育，没有对学生的教育，就无所谓对学生的管理，二者是主辅关系。

明确了学校在学体事故中因“人”而承担替代责任的“人”，可以是教工、也可以是学生。那学校承担的替代责任，是仅就法律明确规定的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还是应当就第三人实施的任何侵权行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呢？这涉及到行为人对第三人承担的控制义务究竟是特定性质的义务还是一般性质义务，依行为人承担控制义务是特定性质的义务而非一般性质的义务的理论，学校承担的替代责任应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为人对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承担的侵权责任。

2.学校因教工侵权责任的归责

侵权责任法34条，应是学校因教工侵权行为而承担替代责任的依据。但用人单位责任适用何种原则归责，该法未明确。杨立新主张“用人单位责任应当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而蒋云蔚通过在对使用人责任构成要件分析后，认为“使用人即对他人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用人单位责任的责任形态虽是替代责任，但因其是建立在用人单位工作人员过错行为的基础上，如办法第9条就明确了学校因教工承担的替代责任，是基于教工的过错行为。再者，行为人的替代责任同高度危险行为或者高度危险物不兼容的规则，也排除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所以，学校作为用人单位就教工在体育工作中致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侵权行为承担的替代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这也与侵权法39条规定的过错责任相一致。

也正是基于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是建立在其工作人员执行单位行为存在过错的基础上，所以，学校作为用人单位不得以其对教工的选任、管理和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对受伤害学生的免责。当然，如果学校在教工的选任、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过错致学体伤害事故发生的，无疑要承担过错侵权责任，只不过此种情形下学校承担的不是替代责任，而是自己责任。区分学校替代责任和自己责任的意义在于：如是替代责任，学校对受伤害学生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有过错的教工行使追偿权；而自己责任则不能。

3.学校因学生侵权责任的归责

学校因学生的侵权责任，是特指学生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因自己行为致他人人身损害后果时的学校责任。学生虽也是与学校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但因学校对学生控制义务产生的根据不同于对教工控制义务产生的根据，因而，学校因学生的侵权责任也不同于学校作为用人单位因教工的侵权责任。侵权法40条已明确，学校因学生的侵权责任是一种因过错侵权的补充责任，而非替代责任。之所以是补充责任而非替代责任，因该法32条明确了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是无过错的替代责任。而且，由于学校对因学生侵权责任是一种过错责任，所以，学校对因学生侵权的这种补充责任是一种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即是一种有限的补充责任，不同于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完全补充责任。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校因物的侵权责任，还是因人的侵权责任，其责任归责的基础都是过错，过错责任是学体事故中学校责任归责的唯一原则。这一原则并不因学校因物的责任是自己责任、因教工的责任是替代责任、因学生的责任是补充责任而有所区别；也不因侵权法24条规定的公平责任而补充，因公平责任仅是损害分担责任，不是损害赔偿责任，更不是归责原则；更不因侵权法38条将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规定为过错推定而怀疑，因为过错推定不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归责原则，只是过错责任的一种形式，是法律对无行为能力学生在校人身安全的特别保护性规定。

参考文献

[1] 蒋云蔚，王康.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格致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