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们需要一个适度的政府

防范政府官员在中国经济还比较OK时过分扩张，这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命题。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社会基础跟现在非常不一样。我把那时候的社会基础归纳为“四不怕”：第一是不怕苦，中国人那时非常能吃苦，不管是农村人进城打工，还是干部下海，工作条件很不好，照样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七天。第二是不怕死，很多下矿井危险工作，农民工“前仆后继”抢着干。第三是不怕毒，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大学读研的时候，有一次回安徽家乡，当时农村很穷，我一位亲戚在田里发现了一只被农药毒死的鸟，高兴得不得了，就把这只鸟带回家，为我饯行，我说这是毒药毒死的，不能吃。他说没事，一个难得的荤菜，不吃白不吃。我们果然没有被毒死。第四是不怕被蒙，那时大部分人没读过书，经常被信息误导，人家怎么说怎么信，怎么讲怎么听，风风火火创业闯天下。 丁学良Ding Xueliang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这样一个“四不怕”的社会基础，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起点。三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脱离这个“四不怕”。在这期间，中国将近4亿人脱贫;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3.2亿人;我们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在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出境旅游的增长速度也是全球第一;中国还是互联网的最大参与者与消费者，互联网使用者世界第一，微博使用者可能也是第一。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正在告别“四不怕”的社会基础，现在的社会基础完全变过来了，成了“四怕”――怕苦，怕死，怕毒，怕被蒙。

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逐渐远离“四不怕”，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富裕。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告诉我们，管理一个既贫困又封闭的社会，很难;管理一个脱贫的逐渐开放的社会，更难。中国现在就是从很难进入到更难。

这不仅仅是中国所特有的问题。举个例子，俄罗斯最近很多人上街游行，抗议杜马选举作弊，他们中许多人就是普京执政的得益者，他们上街不是抗议贫困、不是抗议公平，而是抗议对他们的不尊重，这对转型社会的执政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中国过去三十年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管理一个逐渐开放、逐渐进步、逐渐富裕的社会，管理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巨大，又在持续进步、持续开放的人群。不管现在遇到什么样的社会挑战，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相信，过去三十多年走的基本方向是对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再回到三十多年以前的状况。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看清楚我们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三十多年来不断进步所带来的正面的挑战，如果我们端正心态，正确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进步的中国社会，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开放，更加理性地管理这个社会。中国模式也将由原来基于“四不怕”社会的发展模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以开放社会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模式，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提升版，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将由初级阶段迈向终极阶段。

在这个升级版的中国模式中，如何界定政府的功能与边界？我希望看到一个适度的政府。在某些领域，政府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社会治安方面，现在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个非常糟糕的安全事件，跟食品安全有关、跟儿童上学有关、跟污染有关、跟高铁有关、跟交通事故有关，等等，接连不断。在这些领域，政府起的作用远远不够，需要继续加强。但是在其他领域，政府应该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加野心勃勃。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当经济还OK的时候，政府官员非常自信喜欢把什么事情都管起来了，直到把经济管死了，到老百姓都不能维持生存的时候，他就逐步放开’搞活，让老百姓自谋出路。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也是最会利用市场机会的，你给他一丁点空间，他就能够利用到极致。等到二三十年后，经济发展起来了，部分官员可能就说了，老百姓怎么这么有钱？甚至比我都有钱，比我更自由，更独立了，这还了得？于是，新一轮管制又开始了。

这是2000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传统运作方式。今天，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传统复活，防范政府官员在中国经济还比较OK时过分扩张。这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命题。